写小说最核心的三个事：为什么写、写给谁看、怎样写

阅读提示：

• 为什么写的问题应该一直揣在作者的怀里，时时刻刻思谋它，维护它，发展它，让它成为你写作的不竭动力。
• 写给谁看的问题似乎不在写作考虑的范围，其实这个问题如果犯糊涂，不清晰，写作就会举步维艰，甚至招来灭顶之灾。
• 怎样写的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自然延续，作者心中笃定自己为什么写，知道为谁写之后，必然清楚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方式。

写小说最核心的有三个事：为什么写、写给谁看、怎样写。但是，写作中前两个问题往往被忽略，而第三个问题自然就不好解决。先解决价值观问题，才可以谈方法论问题。写小说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很难有大的成就；只有先解决'道'，然后才能谈及'技'。

托尔斯泰

一、“为什么写”的问题应该一直揣在作者的怀里，时时刻刻思谋它，维护它，发展它，让它成为你写作的不竭动力。

1889年，老托尔斯泰61岁，他已经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享誉世界，他的思想和文学征服了欧洲整个知识界，可以说他功成名就。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陷入危机。他看到贵族阶层和国家机器都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民众受苦，地主贪婪，朝廷却文恬武嬉，对此他充满了痛苦和愤恨，但他又很无力，他一度甚至想以自杀离开这个丑恶的社会。

同时，对他自己的文学和写作开始怀疑，上流社会越是恭维他、吹捧他、崇拜他，老托尔斯泰越是感到羞愤、恼怒和痛苦，因为在他看来，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已经像一条绳索牢牢地捆住了他，让他服从现有体制，认同既有秩序，起码不能公开反对沙俄的社会制度。

《战争与和平》剧照

就在托尔斯泰苦恼万分的时候，还是文学拯救了他。

1889年他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件：一位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妈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当了妓女，被平白指控为谋财害命，受到审判，恰好这个青年是审判法庭上的陪审员，他认出了这个妓女就是当年他引诱的婢女，于是他良心发现，开始为婢女上诉。

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托尔斯泰开始写作《复活》。他最初的打算只是写一个道德劝诫故事，只是一个中篇小说的规模。但是，当他写完这篇小说之后，并不满意，他认为这部小说虽然写出了贵族社会的虚伪和无耻，但是没有触及到社会的更深层的方面，没有纾解他多年的困惑和痛苦。

于是托尔斯泰对《复活》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扩充和修改工程。

通过写这部小说，他要把俄国社会的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他要读者看到俄罗斯的贵族是高尚还是卑鄙，俄罗斯的农民贫穷和堕落的根源在哪里，他更要揭示造成社会极端不公的司法腐败制度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他将一个中篇道德故事改造成了对全俄罗斯从皇宫大臣到基层官吏，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从农民到贵族再到革命党等阶层的全息透视、全景扫描、全方位探察的长篇巨制。经历了前后六稿，1899年《复活》完稿，托尔斯泰终于实现了'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但主要是讲'专制制度的可怕'（托尔斯泰日记语）的小说主题。

自然，这样的小说定然是轰动世界的不朽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复活》的写作告诉我们，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多么重要。

1.遵从内心的信念，把写小说当作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有效途径，自然写作就有了不竭的动力。

如果只是为了发表，为了获取稿酬或版税，为了博取公众的拥戴，托尔斯泰可以不费力气地将起初的小说稿交给出版社，但是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已经超越了世俗力量的约束，他执着于思想问题的解决，执着于内心痛苦的宣泄，执着于生命深处的纠结，倾尽全力写小说，牢牢把握为什么写这个根本要务，驱遣艺术之笔竭力探察现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边界，为人类交上一份沉甸甸的艺术精品。

2.为什么写的问题不只是统御作者自始至终奋力追索写作的至高境界，还会让他不断适应新的思想内容，创新艺术手法。

《复活》给世界文学带来巨大艺术震撼力，不只是他的内容和主题，还在于它的写法超凡脱俗。全书三卷五十万字，虽然篇幅较长，场面和人物众多，但是小说的结构却非常巧妙：全书始终围绕玛丝洛娃谋杀案的审判、上诉、是否重审、能否改判等一些列问题展开，读者跟着聂赫留朵夫一路去莫斯科、彼得堡、西伯利亚，在法庭、高官宅邸、舞会现场、流放路途、政治犯监狱等场景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单线推进却不显得小说单薄，故事曲折却线索清晰，这种结构形式为后来许多小说家所借鉴。

3.心中始终想着为什么写的问题，作者写作的动力和革新的勇气就会源源不断，绵绵不绝。

托尔斯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社会情怀的作家之一，他写作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改造社会和对社会不公平发声。为什么写的问题在他心头是如此强烈和鲜明，以至于托尔斯泰几乎不关心什么写作技巧和写作规范问题，因为他的小说就是规范，他的每篇小说几乎都会创造一项写作技巧。《战争与和平》创造了四声部和声式的华丽结构，《安娜·卡列尼娜》创造了双线叙述结构，《复活》成为了20世纪心理分析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先驱。

小说《复活》书影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托尔斯泰：

他不是靠特征性取胜的，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高度。我想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怕别人模仿他，也不用别人去挤占他的地盘，因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出。我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特别感到激动，我觉得他站得那么高，可却像你人生的伙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你，他总是要告诉你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你很难达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王安忆《心灵世界》P95)

作家心里一旦明确了、笃定了为什么写的问题，就会时刻思谋它、维护它、发展它，久之他就成了一个带光、带电的人：他的题材是源源不断的，他的人物是呼啸而来的，他的技巧也会不期而至的。

二、写给谁看的问题似乎不在写作考虑的范围，其实这个问题如果犯糊涂，不清晰，写作就会举步维艰，甚至招来灭顶之灾。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作者，你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五线城市中年妇女的普通的家庭生活，讲一些婆媳斗法，小叔和嫂子挤眉弄眼的琐碎故事，我敢保证，没有杂志愿意刊登这样的作品，因为没人愿意读。五线城市的读者不喜欢读，那是因为他们天天过这样的生活，你写得再生动，也不如他们自己的体验深刻。

大都市的人对这类题材也不会感兴趣，因为五线城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既遥远又熟悉，人际关系无非是大城市家庭生活的翻版，只不过五线城市的妇女生活更世俗，更琐碎，更没有新奇性，一句话，他们认为这种题材太'low'。

婆媳斗法

给谁看的问题直接决定了你的小说的生死。没人看，读者对你的作品不感兴趣，你的小说还没出生就被判了死刑。

但是，如果你的小说把这种家庭妇女生活搬到了上海，当然不是现在的上海，而是一九四零年孤岛时期的上海，读者就不同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是写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背景，也是这样琐琐碎碎、狗肚鸡肠的家庭矛盾。这样一来，你的读者就来了兴趣。

五线城市的读者要看十里洋场的女人们如何度日，如何生活，甚至穿什么衣服，说话什么腔调；大都市的读者喜欢怀旧，喜欢老上海的那种味道，那种格调，那种氤氤氲氲、挑挑逗逗的氛围，那种病态的、苍白的、阴郁的大城市女人的坏与狠。

读者是一种难以琢磨的非理性的群体，你不是图书市场调查员，很难了解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更不知道今天喜欢张爱玲，明天是不是可能喜欢丁玲。但作为作者，你不可能清晰地了解你的读者，或者说你写小说不管不顾，根本不考虑谁来看的问题，只是闷头写，写出来的作品几乎没有不失败的。

张爱玲笔下的十里洋场女人

海明威是世界级作家，即使不喜欢文学的人也知道他有一部《老人与海》，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巴黎的时候，曾是一位籍籍无名的青年记者，写过一些作品，尽管也出版过两本书，卖出的最多也不超过500本，那是因为他从不考虑读者的感受，他不研究写给谁看的问题。

但是海明威是一位颇具魅力的青年男子。他天资聪明、颇善交际，而且外表英俊，风度翩翩。他有一种能力就是无人能及：当你见到他第一面，你与他交谈几句，便一下子就会被他征服，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愿意跟他交谈。值得一提的是，他绝不会故意讨好你，逢迎你，而是坚持自己的见解，如果你的意见与他相左，他的笃定和诚恳，以及他善意友好的态度，很快就会说服你。一时间，青年作家海明威成为巴黎社交界的瞩目人物，而当时的两位文学大佬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成为海明威的忘年好友。

这两位文学前辈告诉海明威，你要研究读者，你要重视为谁写作，给谁看的问题。美国女学者莱斯利 M.M.布鲁姆查考了许多资料，还原了海明威受益于巴黎诸位名流的情景：

这些名流把年轻的海明威邀请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小有所成的现代作家的样子，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与他们一同喝茶、饮酒，自始至终用心看着、听着。很快，在巴黎混得最好的那些美国人，作家、编辑以及文学殿堂的'看门人'，也都纷纷把手中的资源敬奉到他的脚下。他会毫不客气地从中选取需要的，然后不作停留，继续前行。说得委婉点儿，他总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报答赞助者们的慷慨。(布鲁姆《整个巴黎属于我》P21)

永不言败的硬汉海明威

1925年，海明威毅然辞去新闻记者的工作，关起门来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次他的心目中有了潜在读者，那就是大都市精英阶层和来自底层的城市青年。

有了这个底数，海明威的写作思路大开：他把自己在巴黎遇到过得真人真事全部写进了小说里。而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风流韵事。一位美貌、放荡、同时追求好几位年轻男子做她情人的贵妇被海明威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而他的写法又是那么不俗：机警、简洁又热情四溢。他对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追求肉体刺激的本性与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氛围结合起来，既批判又怜惜，既肯定又否定，既强烈吸引又充满反讽厌弃，这种写作风格恰好迎合了许多读者的口味。布鲁姆分析说：

希望讨好所有人的作品，可能在任何人那里都不落好——《太阳照常升起》也冒着这样的风险。不过海明威避开了这种情形，他那种雅俗共赏的散文风格为他守住了阵地。精英阶层的批评家接受它，认为它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战后的焦虑，预示着文学新风格的到来。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书中所有关于光鲜亮丽的上层社会、性和酒的内容，也成功地引诱了不那么精英的读者。似乎一夜之间，海明威就从一个有潜力的新手变为一个呼风唤雨的重磅作家。(布鲁姆《整个巴黎属于我》P213)

海明威的成功得益于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他对读者市场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小说写给谁看。

黑夜过后，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

三、怎样写的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自然延续，作者心中笃定自己为什么写，知道为谁写之后，必然清楚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方式。

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坛最热闹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学界谈论最多的是现代派和小说革新。小说界的口号是：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才是根本。大家比赛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方法：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从黑色幽默到荒诞派小说，什么表现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

路遥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感到很有压力，因为他的写作方式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

但是，路遥毕竟是有经验的作家，他没有为这些浮云一般的洋概念和走马灯一样的时髦货所迷惑，而是踏踏实实写他的长篇小说。

他写作的目的非常清晰，那就是忠实记录陕北这块土地上为之耕耘为之奋斗的一代代人的痛苦和喜悦，挣扎和拼搏。而他的读者是广大的普通人群和平凡的人们，而不是少数精英人士，更不是批评家、学者。

路遥

写作的目的和服务的人群清楚之后，路遥便更加清楚自己的写作方法一定是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和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不是现代派或更炫酷的后现代主义。

果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完后，路遥想在《当代》杂志社发表，但是却被青年编辑周昌义果断退稿：

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因为读不下去，所以退稿 （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我是怎么退稿〈平凡的世界〉的》）

其实，周昌义退掉《平凡的世界》也没有多少错，谁让路遥在那种追求现代派时髦的时候写一部如此之'土'的现实主义小说呢？

对路遥而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受到冷遇是在预料之中的，并没有对他太大打击，他很快振作起来，集中精力写作第二部和第三部。事实上，路遥还是有些失落的，毕竟他是全国著名作家，陕西作协副主席，被杂志退稿还是挺丢人的。

优秀的作家都是能扛事的，这点打击不算什么，何况《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还是顺利在《花城》发表，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尤为重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播送了这部长篇，引来全国亿万听众和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平凡的世界》剧照

时间是一把利刃，无情地切开历史的表层，透露出内部严峻的内容。

《平凡的世界》成为经典是历史淘洗的结果。当年那么多名噪一时的小说都已经被遗忘，现代派喧闹一阵之后也归于平静，而《平凡的世界》却历久弥新，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一部不朽之作，关键之处就在于作者正确的选择——路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没有被时髦的潮流所迷惑，也就没有被历史潮汐冲刷掉。

选择了为广大人民写作和写给大多数人看，并用大众喜欢的现实主义方法，这样的作品也必然会受到人民喜爱。

写小说最核心的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一脉相承。作为一个写作者，往往比较关心怎样写和采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往往忽略前两个问题，对此，写作者应时时注意，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免，及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