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三十）文章的定势

第三十章  文章的定势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第三十》）

人类的个性情志，表现在外在气质上，从来因人各异。自有文章创作以来，所谓文章的体裁格调，其实一直变化不止。当我们回头研究文章篇籍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时，即刻发现，导致他们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作家或作者的个性情志方面。单从文章的体裁、体例、格式渐变过程来看，根植于人类个性情志的需要，才导致了文章体例格调的区别变化。所以说，在不同文章体例格式中间，必定包含了某种自然形成，而且有规律可循的格调体态，或内容形式。这里面的这种必然性，也就是本章节所要强调的“势”“定势”，或叫“体立势成”。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过：“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大意是：应在利益引导下，顺势治理天下。）另外，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则有：“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里讲的是指“势”的特征，需要借助利益趋向来约定权力范围。通过这两个例句，进而说明在书写文章中，所谓起决定性源头的“势”，也就是与之相关的某种利害性需求和功利性目的。至于其中因果道理，或许就是常言说的“因势利导”。若进一步举例说明，即自然现象中，像弓箭离弦，必定勇往直前；然而，若是山涧激流，则必有旋涡凶险，这就是势在必然。再者，像圆形物体放置时，势必不稳定，且容易旋转；但是，若是方形物件，不仅摆放稳定，而且不容易转动。因此，文章在演变发展中，一旦具备了一定的体裁、确切的体例和某种既定的格式后，其中必定也就具备了，于内容和形式上彼此和谐、相符相称的风格气势。一旦达到这种地步的文章模样，也就是“因体成势”的本质和程度所在了。
    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如果一直模仿古典经书的体例格式，那么其样式必定符合典雅中正的道德风格。但是，如果改用“骚”作为文章标题，那么其内容和形式上，一定会是辞藻艳丽而且意志飘逸。由此可知，一篇文章在写作之初，如果仅是综合大意，目的是浅显说明，那么其内容不可能精耕细作，更不会进行深刻性剖析。所以，像一些仅仅属于简单判断得失，或只是为了表明对错态度时，那么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更避讳繁文缛节。至于其中道理，恰似激流汹涌，则不可能同时还伴随水波涟漪，亦如枯木腐容，亦不可能同时存在根深叶茂。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自然界“势在必然”的客观真理。
    在文化艺术领域，若将文章与绘画放在一起比较性研究。显而易见，绘画讲究的是颜料色彩的搭配，而文章依赖的是言语情志的表达。如果说，因为色彩的浓淡相间，从而构成了或狗或马的生动形象，那么写文章者的个性气质及其或俗或雅的情志，才造就了文章篇籍之间诸多的差距和不同。再者，若用模范铸造器具来作比较。文章中所谓“定势”，其实就像从熔范成模再到铸造器具成型一样，期间每一道工序，必定都需要特别专业性的各司其职。尽管书写文章尚没有达到像模范制器一样，必须具备极其严格的程序界定和技术要求，但是在文学创作中间，却同样需要一定的规范样式和技术难点。
    在文化事业中，凡博学多识者，一旦融会贯通了文章各种特征性体例格式后，才有可能居高临下，拥有统摄全局的创作能力，无论面对中正雅致还是奇淫乖巧的素材需求，都可以急缓进止地书写，并能确保表达的恰到好处。所以说，凡具备这样能力的书写者，当他们针对刚健柔韧不同要求的写作诉求时，也一样可以随机应变，并且能够适可而止。在他们中间，尤其像一些喜欢推崇精致典雅作品，并且特别厌恶华而不实的写作者，他们一旦懂得了上面道理后，不但可以兼容并蓄，并且能够避免偏颇极端。如果追问其中的道理原委，其实如同夏朝曾有的一个传说一样：据说有人极力夸赞自己制造的弓堪称天下无双，而另外一个人特别自信亲手做的箭属于无所匹敌。对此，只有将二者的弓和箭合在一起，即刻显而易见的实际功效。所以，《诗经》中之所以将“周雅”与“郑声”共存，根本是二者貌似势不两立，其实当其融为一体时，才是人格百态和情志万象的真实反映。如果不如此，尽是偏执一方，则会像众所周知的楚人自相矛盾故事一样，单看一方似乎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合在一起时，即刻会发现破绽而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学习文章写作之所以要求“本末奇正、兼容并蓄”，究其根本，就在于只有区别分析，才可能审时度势，才知道轻重缓急，才能够有的放矢。这亦如音色分宫商，而颜色有朱紫，只有通过参照比对，才能凸显个性的独特，唯有因势利导，方能克谐达功。
    纵观文章典籍中间，所谓“体”“势”之间所包含的内容性质或形式特征，大致情况如下：一者，像“章、表、奏、议”一般都以典雅为标准，而“赋、颂、歌、诗”则视清丽为模范；二者，如“符、檄、书、移”必定突出鲜明果断，而“史、论、序、注”则要凸出核心重点；三者，“箴、铭、碑、诔”之类必须恢弘深远意义作标杆；而“连珠、七辞”之属务必艳丽乖巧形式为代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旦遵循了上述不同题材的体例格式，也就决定了写作中所要把握的气势风格。随之而来的才是于变化之中有的放矢，如此才会有马到成功的收获效果。事实上，在具体事例中间，尽管文体定势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芜杂乱象，但是这些情况如同五光十色的织锦，无论花色多么绚丽多彩，真正成就其价值连城的根本，还是产品质量风格和工匠专业能力。如果进一步举例说明，例如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家的喜好，各有短长，有的偏向华而不实，有的无法做到简明扼要。”三国时，曹植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作家，有的热衷长篇大论和引经据典，却喜欢隐喻个人见底；而有的擅长思辨虚实和细致入微，却热衷强词夺理。这是个性的习惯爱好不同，结果各有得失短长。”他俩指出的情况，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属于文章气势的问题。建安七子的刘祯也曾说过：“文章体态气势，有强有弱，如果言辞已经完结，而贯穿文章的气势依然余音绕梁，这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实，刘祯这里强调的应是另外一种文章气势。然而，无论何种文章的格式曲调，其中必定具备的所谓“气势”东西，其所给人的存在感尽管有强有弱，但绝非仅指豪言壮语、慷慨激昂之一种气势类型。西晋陆云在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说过：“过去评价文章优劣，先看言语措辞，再看个性情志。虽说也注重行文气势，而不仅仅追求文辞愉悦，但当看过你建议的张华论文章应'实自欲得’之后，我才明白了其中奥妙。”其实，陆云于此揭示了情志应先于措辞，并且还要在有能力准确把握自我欲望、写作索求和文体格式后，再去展现与文体协调一致的情志气势。事实上，在这里面，还必须要有文采华丽、韵律和谐的艺术性烘托。像陆云自我剖析的一样，通常先误入歧途，再转向从善如流的创作途径，则是大多数文学写作者的必由之路。
    近代的文章书写者，或文学作家们，尤其一些时尚作品的写作者，特别热衷奇异乖巧的文体格调。若探究他们的文艺风格，显而易见的就是推崇一种图新求变的趋向气势。毋庸置疑，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根本是厌倦了旧有的体式格调，却又跳不出已有的风格范畴，唯有飞蛾扑火一般，其实走向了类似有病乱投医一样的惯性歧途。亘古至今，自有了文字书写以来，凡属于创新性的写作方法和创作途径，除了反其道而行之，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那么何为反其道而行之呢？如同字形源头上，像“正”的反字就是“乏”一样，通常在文字书写方面，“雅正言辞”的反面就是“奇谈怪论”。所以说，处于最简单且庸常的思维水平上，能够即刻找来表现“奇谈怪论”的方式方法，莫过于直接颠倒约定成俗的字词文句的正常次序，并通过这样一种即简单又笨拙并近乎滑稽的“创新”，企图和臆求达到朝思梦想、多种多样、出其不意的奇迹般效果。这难道不就是白日做梦吗？
    在人世间四通八达的宽阔大道上，为何还会有纵横交错的崎岖小路呢？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喜欢抄近路、习惯走捷径者的行为果实。实事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是如此。所谓经书典籍，他们如果比作简单明确的康庄大道，那么反其道而行之者，即各种捷径歧途，也就是其他种类文书。如果有谁质问：“为何通往经书典籍的康庄大道上，还会出现纷繁芜杂的歪门邪道呢？”对此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即处于低级文明程度下时俗乡愿而已。所以，在延绵不绝文学发展道路上，像一些心术缜密者，必定都在内容上苛求新奇，至于一些苟且浅薄者，只会在形式上追求诡异。但是，回溯以往一些干练贤达的写作者，通常还会在坚守中正雅致基础上，再去探寻创新求异的可能。毋庸讳言，眼下那些高调“锐意进取”的所谓行家里手，只是一味追求新奇性“高大上”，完全失去了“中正典雅”的基本操守。像当下这样一种趋向不良歧途的文化态势，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那么现今和未来的莘莘学子，如果还想秉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优秀风貌，假如还没有如同上面一样深入思辨和正确抉择，他们又怎么有可能实现文明梦想呢？
    总而言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本末倒置何曾长久。文章体例已确立，情志气势在其中；湍流回旋似天意，箭出直飞势必然；敷衍趋势寻常事，张弛有度见高低；康庄大道坦荡荡，邯郸学步路迢迢。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札记》黄侃（1886.04.03-1935.10.08）著，并摘抄书中论“定势”一部分，内容如下：古今言文势者，提封有三焉：其一以为文之有势，取其盛壮，若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河大江之倾注，此专标忼慨以为势，然不能尽文而有之。其次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忼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可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唱之，众人和之。噫！自文之衰，窃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吾尝取刘舍人之言，审思而熟察之矣。彼标其篇曰《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也。其开宗也，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明势不自成，随体而成也。申之曰：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明体以定势，离体离势，虽玄宰哲匠有所不能也。又曰：循体成势，因变立巧，明文势无定，不可执一也。举桓谭以下诸子之言，明拘固者之有所谢短也，终讥近代辞人以效奇取势，明文体随体变迁，苟以效奇为能，是使体束于势，势虽若奇，而体因之弊，不可为训也。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明物不能有末无本，末又必自本生也。凡若此者，一言以蔽之曰，体势相须而已。为文者信喻乎此，则知定势之要，在乎随体，譬如水焉，槃圆则圆，盂方则方；譬如雪焉，因方成珪，遇圆成壁；焉有执一定之势，以御数多之体，趣捷狭之径，以偭往旧之规，而阴阳然自以为能得文势，妄引前修以自蔚荐者乎？是故彦和之说，视夫专标文势妄分条品者，若山头之与井底也，视徒知崇忼慨者，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也。虽然，势之为训隐矣，不显言之，则其封略不憭，而空言文势者，得以反唇而相稽。《考工记》曰，审曲面势，郑司农以为审察五材区直方面形势之宜。是以曲面势为三，于词不顺。盖匠人置槷以县，其形如柱，事之平地，其长八尺以测日景，故势当为槷。槷者臬之假借。《说文》，臬，射埻的也。其字通作艺。《上林赋》，弦矢分，艺殪仆，是也，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书》曰，汝陈时臬事。《传》曰，陈之艺极，作臬作槷作艺也。言形势者，原于用臬者之辩趣向，决从违，苟无其臬，则无所封以准，是故气势亦不能离形而独立。文之有势，盖兼二者之义而用之。知凡势之不能离形，则文势亦不能立体也。知远近朝夕非艺所能自为，则阴阳刚柔亦非文势所能自为也；知趣向从违随乎物形而不可横杂以成见，则为文定势，一切率乎文体之自然而不可横杂以成见也。惟彦和深明势之随体，故一篇之中数言自然，而设譬于织综之因于本地，善言文势者孰有过于彦和者乎？若乃拘一定之势，驭无穷之体，在彦和时则有厌黩旧式，颠倒文句者，其后数百年则有砾裂章句，隳废声均者，彼皆非所明而明之，知文势之说者所不予也。要之文有坦涂而无门户，彼谨言文势，拘执虚名，而不究实义，以出于己为是，以守旧为非者，盍亦研谭彦和之说哉！
2、陆云《与兄平原书·十一》一文：云再拜：往日论文，先辞而後情，尚絜而取不悦泽。尝忆兄道张公文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无疑不存。《三祖赞》不可闻，《武帝赞》如欲管管流泽，有以常相称美，如不史，愿更视之。小跛几而悦奕为尽理。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张公在者必罢，必复以此见调，不知《九愍》不多，不当小减。《九悲》、《九愁》，连日钞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两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