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 | 论观念的作用

思考的总是个体。社会并不思考，正如它既不会吃也不会喝一样。人的理性推理从原始人之幼稚的思考到现代科学之更为机智的思考的演变是在社会中发生的。然而，思考本身总是那些个体的成就。有共同的行动，但没有共同的思考。只有传统才会将思想保留下来和将其作为对他人之思考的一种刺激而传递给其他人。但是，除了再重新思考一遍，人没有将其先驱们的思想据为己有的任何手段。然后，他当然能够在其先驱者们的思想基础上向前走得更远。传统的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文字。思考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反之亦然。概念是用词语体现的。语言是思考的工具，正如它是社会行动的工具一样。

思想与观念的历史是靠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话语篇章。较晚时代的思考源自于较早时代的思考。没有这种刺激的帮助，智识上的进展就将是不可能的。人类演变的连续性，即为后代播种和在已被祖先清理与耕作过的土地上收获，也显现在科学与观念的历史中。我们从祖先那里不仅继承了产品的存量，这些产品是列在作为我们的物质财富之来源的财货之各种清单上的；而且还继承了观念与思想、理论与技术，它们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思考效率。但是，思考总是个体们的一种行为表现。

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指导行动的那些理论往往是不完美的和不令人满意的。它们也许是相互矛盾的和不适合被纳入一个几乎无所不包与合乎逻辑的体系之中。

如果我们把所有指导某些个体或团体之行为的定理与理论视为一个合乎逻辑的集合体，并且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到一个体系，即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世界观，作为一个理论，它是对所有东西的一种解释；作为行动的一个准则，它是关于尽可能多地消除不适之最佳手段的一种看法。因此，一种世界观，一方面它是对所有现象的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技术，“解释”与“技术”这两个词都是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宗教、形而上学和哲学，都是旨在提供一种世界观。它们都是在解释宇宙和建议人们如何去行动。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要比世界观的概念狭窄一些。在谈起意识形态时，我们心中想到的只有人的行动和社会合作，并不会考虑涉及形而上学、宗教信条、自然科学以及从它们当中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的那些问题。意识形态是我们关于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之学说的全部。两者——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都超越了它们对各种事物之纯粹的中立性的与学术性的研究所强加的那些限制。它们不仅是关于科学的理论，而且也是关于应然的学说，即关于人在其世俗的关切中所应该指向的那些终极目的的学说。

禁欲主义教导我们说，人要消除痛苦和达到完全的平静、满足与幸福，唯一的手段是远离世俗的关切和不为世俗的东西所烦恼。除了宣布放弃在物质福祉方面的努力、唯命是从地忍受人生之旅的逆境和使自己完全投身于为永恒至福做准备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救赎途径。然而，始终如一和坚持不懈地遵从禁欲主义原则的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要多举几个人名当例子都是不容易的。禁欲主义所鼓吹的那种完全的被动消极状态，看起来好像是违背自然的。生活的诱惑会获胜。禁欲主义的原则被掺杂使假了。甚至是那些最圣洁的隐士，也会在生活和世俗的关切面前让步，而那些世俗的关切则是与其僵硬的处世原则不一致的。但是，一个人一旦考虑世俗的关切，一旦用一种对世俗东西的承认替代那些纯粹的植物性的理想，无论他这样做是多么地受到限制，也无论他这样做与其所声称的学说之其余部分是多么地不相容，他都会跨越将他与赞同为世俗目的而奋斗的那些人之间分隔开来的那道鸿沟。然后，他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了。

有些东西是纯粹的推理和经验都不会提供关于它们的任何知识的，人类关于这些东西的思想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在这个领域，人心于其中的自由幻想，既不会受到逻辑之思考的限制，也不会受到感知之经验的限制；人可以尽情宣泄他的个性和主观性。关于超验之物，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样的概念与形象更为个人化的了。语言学的那些词语无法传递关于超验之物所说的东西；人永远不能确定听话人是否会以和说话人一样的方式想象它们。关于无法想象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任何的一致性。宗教战争之所以是最可怕的战争，就是因为它们发动时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但是，在涉及那些世俗东西的地方，所有人类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和性和维持他们的生命所需要的生物性条件之同一性就会开始起作用。劳动分工下的合作所产生的更高生产率使社会成为每一个个体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最重要手段，而无论这些目的可能是什么样的。社会合作的维护和进一步加强成为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每种世界观和每个意识形态，只要它不是完全地和无条件地奉行禁欲主义的实践和奉行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就一定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社会是达到那些世俗目的的伟大手段。另一方面，这也奠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从而为就涉及那些次要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组织的一些细节达成某种协议扫清道路。无论各种意识形态彼此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冲突，它们都会在这一点上协调一致，即承认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的。

人们有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处理哲学和意识形态时他们更多地关注这些学说关于超验的与不可知的事物所断言的东西，而很少关注它们对这个世界中的行动的论述。在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往往存在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对行动者来说，只有那些导致行动准则的教义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纯粹学术性的和不适用于在社会合作的框架内行为的那些学说。我们可以不理会坚定不移与始终如一的禁欲主义哲学，因为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最终一定会导致其支持者的灭绝。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在认可寻求生活必需品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一个事实：劳动的分工比孤立的工作更有生产效率。因此，它们都承认需要社会合作。

行动学和经济学都没有资格处理任何学说中那些属于超验的和形而上学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求助于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与信条，并不能证明由逻辑上正确的行动学之推理所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合作的那些定理和理论是错误的。如果一种哲学承认在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联系的必要性，那么，就社会行动起作用的那些问题而言，它就会把自己置于这样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任何逃避到那些个人的看法与信仰的表白，都没有可能不受到理性方法的那种彻底考察的影响。

这一基本事实常常被忽视。人们都相信世界观的不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据说，政党之间的那些根本性对立都是忠于不同的世界观的，并不能通过折中妥协来解决。它们根源于人之灵魂的最深处，是人之与生俱来的同那些超自然的和永恒的力量沟通交流的表现。在被不同的世界观分隔开来的人们之间永远不会有任何合作。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所有政党的那些计划——既包括巧妙地详尽阐述与公开宣传的计划，也包括那些政党在掌权时所真正坚持的计划——我们就很容易地发现这种解释的谬误。当今的所有政党，都在为追求其支持者们的世俗福祉和繁荣昌盛而努力。它们对其追随者承诺将使经济状况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关于这个重要议题，只要它们介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那么，罗马天主教与各种新教教派之间就没有任何的不同，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在经济自由的倡导者与唯物论的各种品牌之间、在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在种族主义者与种族和平的支持者之间，也同样是如此。确实，这些政党中的许多党派都相信：除非牺牲其他团体，否则它们自己的团体不可能繁荣；更甚至认为：其他团体的彻底覆灭或被奴役是它们自己的团体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然而，对于它们而言，其他团体的灭绝或被奴役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达到它们所指向的最终目的的手段，它们的最终目的是：它们自己的团体繁荣兴旺。如果它们认识到它们的那些设计都是被建立在错误观念之上的理论所指导的，并且这些设计不会带来预期的那些有利的结果，那么，它们就将改变它们的那些计划。

对于不可知的和超出人心之能力的东西，人们会做出夸大其词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的宇宙学、世界观、宗教、神秘主义、形而上学和概念想象却都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它们的那些意识形态之实践本质，也就是它们处理在世俗生活中力求达到的目的和处理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的教义，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诚然，不管是关于目的还是关于手段，在它们之间都存在一些分歧和对立。然而，关于目的的那些分歧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不会妨碍社会行动领域中的合作与友好协商。就它们仅涉及手段与方法而言，它们都具有纯粹的技术性特征，并且严格说来都是可以通过理性方法考察的。当党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党派宣称：“现在我们不能和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之间的那些协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触及到我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和必须严格坚持我们的那些原则，无论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只需要更仔细地检视这些话就会意识到：这种声明把对抗情绪描述得比实际情况还更尖锐。事实上，对所有承诺追求人民福祉并进而赞成社会合作的政党来说，社会组织的问题与社会行动的行为都不是终极性的原则问题，也不是世界观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们都是技术性的问题，而关于技术性问题达成一些协议总是有可能的。没有任何政党会有意地更喜欢社会解体、无政府状态和回归原始的野蛮时代，而不喜欢以必须牺牲一些意识形态的具体细节为代价所得到的某种解决办法。

在政党的那些计划中，这些技术性议题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政党会全力投身于某些手段，它会推荐某些政治行动的方法，而完全拒绝被认为不适用的所有其他方法与政策。一个政党是将所有渴望为共同行动而采用同样手段的那些人结合起来的一个团体。使人们区别开来和使政党结合起来的原则是手段的选择。因此，就政党本身而言，所选择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推荐的手段之徒劳无益变得明显起来，那么，这个政党就注定会灭亡。声望与政治生涯与政党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党领袖，也许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受限制的讨论中撤回它的那些原则；他们也许把这些原则归因于终极目的的特性，而终极目的是不应遭到质疑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一种世界观的。但是，对于那些政党领袖自称是作为其代理人而行动的人民来说，对于他们想要争取和游说其投票的那些选民来说，事情则是另一个样子。他们并不反对细致审查一个政党之计划的每个具体细节。他们只是把这种计划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世俗福祉之手段的一个建议。

将这些政党——如今人们称其为世界观型的政党，即全力投身于有关终极目的的那些基础性的哲学抉择——区别开来的看起来好像只是终极目的的不同。它们的对立，或者涉及到宗教信仰，或者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或者涉及到生产手段所有权问题，或者涉及到政治组织问题。可以证明，所有的这些争议都是与手段有关的，而与终极目的无关。

让我们从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问题开始。有些人支持民主的政府体制，有些人支持世袭的君主政体，还有一些人支持一种自封的精英统治与支持凯撒主义的独裁统治。确实，这些计划被推荐时常常会提及上帝的规定、宇宙的永恒法则、自然秩序、历史演进之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其他属于超验知识的东西。但是，这样的陈述不过是些附带的装饰。在吸引选民时，政党们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论据。它们渴望展示的是：在实现公民所指向的那些目的方面，它们支持的制度将会取得比其他政党提倡的那些制度更好的成功。它们详细阐述在过去或在其他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它们通过讲述其失败来贬低其他政党的计划。它们不仅诉诸于纯粹的推理，而且诉诸于历史的经验，以便证明它们自己的建议的优越性和其对手的那些建议的徒劳无益。它们的主要论据每次都是：我们所支持的政治制度将给你们带来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满足。

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领域，有主张生产手段私有制的自由主义者，有主张生产手段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第三种制度——他们认为，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干预主义者。在这些政党的冲突中，关于基本的哲学议题，有很多回到原处的讨论。人们谈论真正的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权利、社区团结和人道主义。但是，每一个政党都专注于通过推理和参考历史经验来证明只有它所推荐的制度才会使公民们变得繁荣和得到满足。它们告诉人们：实现它们的计划将会把生活水准提高到比实现任何其他政党的计划都要高的水平。它们不仅强调其计划的可取性，还强调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显然，它们彼此之间的不同并不是关于目的的不同，而只是关于手段的不同。它们全都佯称旨在为大多数公民谋求最高的物质福祉。

民族主义者强调的重点是：在各国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在国家之内所有公民之被正确地理解的利益都是和谐的。一个国家只有在牺牲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才能繁荣兴旺；个体的公民只有当他的国家繁荣兴旺时才能生活得好。自由主义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使各国的利益变得和谐起来并不逊于使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个体之各种不同的团体、阶级与阶层的那些利益变得和谐。他们相信：对于实现目的而言，和平的国际合作是比冲突更为合适的手段，他们和民族主义者一样，其目的都是指向他们自己国家的福祉。他们倡导和平与自由贸易并不是——像民族主义者们所指控的那样——为了外国人的那些利益而出卖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贸易是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变得富裕的最佳手段。将自由贸易者与民族主义者分开的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两者之共同目的所推荐的手段。

关于宗教信仰的意见分歧不可能用理性方法解决。宗教冲突本质上是难以化解的和不可调和的。然而，一旦一个宗教团体介入到政治行动的领域和试图处理社会组织的那些问题，它势必就要考虑世俗的关切，而无论这可能与它的那些教义和信条多么地相冲突。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在其大众化的活动中敢于告诉人们：实现我们关于社会组织的那些计划将使你们变得贫穷和损害你们的世俗福祉。那些始终如一地投身于一种贫穷生活的人会退出政治舞台和逃遁到那种独居隐修的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但是，教会与宗教团体——它们的目的在于吸引新的信徒和影响其追随者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都会支持世俗行为的原则。在处理人之世俗旅程的问题时，它们几乎和任何的其他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在游说时，比起死后世界的至福，它们更加强调它们为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教友所准备的物质上的实惠。

无论如何，只有那种其支持者宣布放弃任何世俗活动的世界观，才会疏忽留心关注那些表明社会合作乃是实现人类所有目的之伟大手段的理性考量。因为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茁壮成长的社会动物，所以，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得不承认社会合作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必须瞄准构建最令人满意的社会组织，必须赞同人们对改善物质福祉的关注。因此，它们全都植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使得它们彼此区别开来的并不是那些世界观，也不是那些未经理性探讨的超验问题，而是那些有关手段与方法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可以用行动学与经济学的那些科学方法来进行彻底的检视。

反对谬误的斗争

对人类之伟大的思想家们所构建的那些哲学体系的批判性考察，时常会在那些看似前后一致与合乎逻辑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之令人赞叹的结构中显露出一些裂隙与瑕疵。即使是天才人物，在草拟某个世界观时，有时也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矛盾和谬误的三段论。

舆论所接受的那些意识形态，还会更多地受到人心的那些缺陷的影响。它们大多是彼此完全不相容的一些观念的折中并列。它们并不能经得起对其内容的一种逻辑检视。它们的那些不一致性是无法弥补的，并且蔑视把它们的各个不同部分整合到一个彼此兼容的观念体系的任何尝试。

有些著作者试图通过指出折中的所谓优点来为普遍接受的那些意识形态中存在的矛盾辩护；他们说，不管从逻辑的视角来看是多么的令人不满意，折中都是有利于人际关系的顺畅运行的。谈及流行的谬误，他们会说生活和现实都是“不合乎逻辑的”；他们认为，一个相互矛盾的体系可以通过令人满意的运行来证明它的可取性乃至它的真理性，而一个逻辑一致的体系则会导致灾难。没有必要再去驳斥这种流行的错误。逻辑思考与现实生活并不是两条分隔开来的轨道。对于人类而言，逻辑是掌握那些现实问题的唯一手段。在理论上相互矛盾的东西，在现实中也同样是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为人间世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亦即可行的解决办法的。那些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唯一作用就是把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从而阻挠人们及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合适政策。不一致的意识形态有时可能会延迟某个显而易见的冲突之发生。但是，它们肯定会使其所掩盖的那些弊端更加严重，肯定会使得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变得更加困难。它们会使痛苦倍增，它们会加剧仇恨并使得和平解决变得不可能。认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无害的或者甚至认为它们是有益的，乃是一种严重的愚蠢错误。

行动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用那些相互连贯不矛盾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取代流行的折中主义之相互矛盾的信条。除了理性所提供的那些手段，没有阻止社会解体和保障人类状况之稳步改善的任何其他手段。人们必须尝试全盘考虑牵涉到的所有问题，直到超越它人心就不可能走得更远的那个点。他们决不应该默然接受前辈们所传递过来的任何解决办法，他们必须总是重新质疑每一个理论和每一个定理，他们必须永不放松清除那些谬误和找到最佳可能之认知的努力。他们必须通过揭露那些虚假学说和阐明真理来同错误作斗争。

所牵涉到的问题都是智识性的，必须把它们当作智识性的问题来处理。把它们转移到道德领域和用称其为恶棍的方式来清除那些对立的意识形态之支持者将是灾难性。坚持认为我们指向的目标是好的，而我们的对手想要的东西是坏的，这是徒劳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什么东西应当被认为是好的和什么东西应当被认为是坏的。宗教团体和主义所特有的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只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事先就会谴责所有持异议者为坏人，它会质疑他们的诚意，它会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投降。在这样的一种姿态占上风的地方，任何社会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同样糟糕的也是如今非常流行的一种倾向是：给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贴上精神病患者的标签。精神病医生在神志正常与精神错乱之间所划的界线是含混不清的。外行干预精神病学的这一基本问题将是荒唐的。然而，很显然，如果仅凭一个人持有错误的看法和按照他的错误观念行动就认定他是精神上的残疾人，那么，要找到一个能够被归之于所谓的神志正常的个体或意识健全的个体就将是非常困难的。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称前辈人为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的那些问题的观念和随之而来的技术手段不同于我们的观念与手段。后辈人将因同样的理由称我们为精神病患者。人都可能犯错误。如果犯错误是精神缺陷的一个典型特征，那么，接下来每个人都应被称为精神上的残疾人。

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观念和其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念不一致这个事实，就认定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哥白尼、伽利略和拉瓦锡都精神错乱吗？一个人构想出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与其他人的观念相反，这是正常的历史进程。其中有些观念后来体现在被舆论如实地接受的知识体系中。把所谓“神志正常的”这个称呼只用在从来没有自己观念的那些粗人身上，而拒绝将其用在所有的创新者身上，这是应当容许的吗？

当代一些精神病医生的诊疗程序实在令人惊讶。他们完全不了解行动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他们对当今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认识是肤浅的和不置可否的。然而，他们漫不经心地称某些意识形态的那些支持者为患偏执症的人。

有些人通常被污名为“货币幻想狂”。一个这样的人会推荐一种通过货币措施使每个人都能成功发达的方法。他的那些计划都是虚幻的。然而，它们是一种关于货币的意识形态之始终如一的应用。这种货币意识形态完全地被当今的舆论认可，并且得到几乎所有政府的政策支持。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意识形态的错误提出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被政府、政党和新闻媒体所考虑。

据说

那些不熟悉经济理论的人通常都会相信：信用扩张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是把利率长期地降至低于在一个未受操纵的资本与信贷市场上将达到的高度之有效手段。这个理论完全是虚幻的。但是，它指导着几乎所有的当代政府的货币与信贷政策。现在，基于这种恶劣的意识形态，对于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欧内斯特·索尔维、克利福德·休·道格拉斯和大量的其他想要成为改革者的人所推进的那些计划，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可以被提出来。他们这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始终如一罢了。他们想要把利率降到零，从而完全消除“资本”的稀缺性。谁要是想要反驳他们，就必须抨击构成众多国家的货币与信贷政策之基础的那些理论。

精神病医生也许会抗辩说：使一个人表现出精神错乱者之特征的恰恰是缺乏适度的节制而容易走极端这个事实。正常人会足够审慎而明智的克制自己，而患偏执症的人则会逾越所有界限。这是一个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的反驳。所有提出来支持这一论点——即可以通过信用扩张把利率从百分之五或四降到百分之三或二——的论据同样适用于支持通过信用扩张使利率降至零的主张。从大众舆论所认可的货币谬论之视角来看，那些“货币幻想狂”无疑是正确的。

有些精神病医生，称那些支持纳粹主义信条的德国人为精神错乱者，并且想要通过一些医疗手术来治愈他们。这里我们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纳粹主义的学说是恶劣的，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并不反对被其他民族的舆论所认可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那些意识形态。体现纳粹分子特征的只是这些意识形态被一以贯之地运用于德国的那些特殊情况。像当代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分子也渴望政府控制商业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其政策的独特标志是他们拒绝默认同样的制度被其他国家接受将带给他们的那些不利因素。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并不准备永远地被“囚禁”在一个其自然条件提供给人之努力的生产率低于其他国家的人口相对过剩的区域内。他们相信：他们民族众多的人口、他们国家在战略上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的军队之天生的活力与勇敢，将会提供给他们一个通过侵略来消除他们强烈谴责的种种邪恶的好机会。

现在，无论谁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真实的和把它作为自己国家政策的标准来接受，他都不能够反驳那些纳粹分子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留给支持这两种信条的其他国家反驳纳粹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战争中击败纳粹分子。只要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舆论中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一旦有机会提供给德国人或其他民族的话，他们就会再次尝试通过侵略和征服来取得成功。如果不能从其根源完全破除意识形态上的那些谬论，那么，根除这种侵略心态就没有任何希望。这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德国人的错误肯定不是他们没有遵守福音书的那些教义。从来就没有任何国家做到过。除了一些小规模和没有什么影响的教友派团体之外，几乎所有的那些基督教会和教派都曾经祈求上帝保佑勇士们的武器。在过去的德国征服者中最残酷无情的就是以十字架的名义作战的条顿骑士团。当代德国的侵略性之根源是德国人已经抛弃自由主义哲学，并且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自由主义原则。如果人类不能回到如今被贬损为“正统”、“曼彻斯特哲学”和“自由放任”的那些观念，那么，防止一种新的侵略行为的唯一办法就是剥夺他们发动战争的手段从而使德国人变得不再具有危害性。

人同错误作斗争的只有一种工具：理性。

强权

社会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人的行动是由意识形态指引的。因此，社会和社会事务的任何具体秩序都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意识形态并不是——像主义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事务之某种状态的产物。无可否认，人类的思想与观念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思考也只有通过思考者的合作才会取得成功。任何个体都不会在其推理中取得进展，如果他必须从头开始的话。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思考方面取得进步，完全是因为其努力得到了前辈们的那些努力的帮助，这些前辈已经构建了一些思考的工具、构建了一些概念与术语，以及已经提及到了一些问题。

任何给定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它有可能实现之前就想出来和设计好的。意识形态因素在时间上与逻辑上的这种居先性并没有隐含这样的一个命题：就像乌托邦主义者们所做的那样，人们会草拟关于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份完整计划。预先想到的或必须想到的并不是把个体的那些行动纳入到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组织体系之内，而是那些个体在面对其同胞时的行动和已经形成的那些个体之团体在面对其他团体时的行动。在一个人帮助其伙伴伐树之前，这种合作一定是已经想过的。在一个以物易物的行动发生之前，商品与服务之相互交换的观念也一定是已经想到了。有关的个体没有必要知道这一事实：这种相互关系会导致社会联系的建立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个体并不计划和执行旨在构建社会的那些行动。他的行为和其他人相应的行为产生了各种社会群体。

社会事务的任何现存状态都是先前想到的那些意识形态的产物。在社会内部，新的意识形态可能出现和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从而改变社会制度的形态。然而，社会总是那些在时间上与在逻辑上居先的意识形态之创造。行动总是由观念指导的；它将实现先前的思考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实体化或人格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意识形态有控制人们的强权。强权是指导行动的能力或力量。一般说来，人们只对某个人或某些团体才会说他们是强而有力的。接下来，强权的定义是：强权是指导其他人的那些行动之力量。对于强而有力的人来说，他会把他的强权归之于某种意识形态。只有那些意识形态才能够传递给某个人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与行为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得到某种会使其他人变得易于驾驭与乐于助人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时，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位领导者。因此，强权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和有形的东西，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现象。一位国王的强权依赖于其臣民对君主制的意识形态的认可。

用他的强权管理国家——亦即胁迫与强制的社会机构——的人将统治国家。统治是强权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行使。统治总是建立在强权——也即指导其他人的那些行动的力量——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了，把一个政府建立在对不情愿的人民之暴力镇压之上是有可能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恐吓不准备自愿屈服的那些人，是国家与政府的典型标志。然而，这种暴力镇压同样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强权之上的。想要使用暴力的人需要某些人的自愿合作。一个完全依靠他自己的个体永远不可能仅仅靠身体暴力的手段就来统治。他需要一个团体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便征服其他团体。暴君必须有一群自愿服从其命令的党羽随从。他们自发的服从给他提供了征服其他人所需要的装备。他能否使其统治取得成功，最终要取决于两类群体的数量关系，一类是自愿支持他的那些人，一类是被他打到屈服的那些人。虽然一个暴君可以凭借少数人暂时地统治，如果这少数人是武装起来的而多数人并没有武器的话，但是，从长远来看，少数人并不能做到让多数人持久保持从属状态。被压迫者会揭竿而起和摆脱暴君统治的枷锁。

一个持久的政府体制一定是建立在某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现实的”因素，也就是作为政府之根基和传递给统治者对顽抗的少数群体使用暴力之力量的那些“现实的势力”，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统治者们没有认识到政府的这一首要原则，仰仗其武装部队所号称的“天下无敌”而鄙视最终将被其敌人的攻击推翻的意志与观念。强权作为一种“现实的”因素并不依赖于那些意识形态的解释——这在很多政治与历史的书籍中都相当常见——是错误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这个词，只有当用来说明一种政策与另一种政策对比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前一种政策会考虑那些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而后一种政策则是建立在没有被充分地认可的那些意识形态之上并因此也就不适合支持一个持久的政府体制。

把强权解释为可持续坚持的客观存在的或“现实的”力量和认为暴力行动是政府的真正基础的人，他会从负责军队或警察部队的一些部门的那些下级军官的狭窄视角来看待各种情况。对这些下属来说，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框架内，其执行的具体任务是指派给他们的。他们的首长都会向其所管理的部队承诺：不仅为了打仗要把部队装备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而且同样要给部队灌输使其服从所发布的那些命令的精神。这些下属单位的指挥官认为这种道德因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被同样的精神鼓舞起来的，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力量恰恰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会没有任何犹豫与顾忌地顺从于它。

然而，事情对于政府首脑来说则是不同的。他必须旨在保持武装力量的士气和维护其他人民的忠诚。因为这些道德因素是关系到他的控制力之持续所仰仗的唯一“真实的”要素。如果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力量，那么，他的权力就会逐渐衰落。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米塞斯 著 夏道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教育不过是灌输已有的学说或观念，

这一点未被普遍认识。

教育，不管它有何好处，

它总是传递传统的教条和价值观念；

它必然是保守的。

它所造就的是模仿，

而不是进步。

天才和创新者不是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

学校教给他们的那一套，

正是他们所蔑视、反抗的。

少数族群有时候也能凭借占优势的军事技巧征服多数族群，从而能够建立少数族群的统治。但是，事物的这种秩序并不能持久。如果获胜的征服者随后并没有成功地把依靠暴力的统治体制转变为依靠在意识形态上得到被统治的那些人认可的统治体制，那么，在新的抗争中他们就会抵挡不住攻击。所有建立一种持续的政府体制的那些获胜的少数族群，都是通过晚出现的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之手段才使他们的统治变得长久的。而且，他们还通过屈服于失败者的那些意识形态或者对它们加以改造来使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合法化。在这两种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地方，被压迫的多数族群都会行动起来驱赶压迫他们的少数族群，要么是通过公开的反叛，要么就是通过沉默但坚定的意识形态力量之行动。

历史上许多大的征服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侵略者与战败国的某些阶级结成联盟，而这些阶级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持并因此被认为是合法的统治者。这是鞑靼人在俄罗斯、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流域的一些公国以及大体上来说在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印度群岛所采用的统治体制。数量上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统治数亿的印度人，是因为印度的王公和贵族地主把英国的统治看作是维护其特权的一种手段和提供给它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他们提供的意识形态是被普遍承认的赋予他们自己以权威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舆论赞成传统的社会秩序，英格兰的印度帝国就是稳固的。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The Pax Britannica）维护那些王公和地主的特权，保护民众免受公国间的战争和公国内部的继承权斗争所带来的痛苦。如今，来自国外的颠覆性观念的渗透已经结束了英国人的统治，并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古老社会秩序的维护。

获胜的少数族群有时候会把他们的成功归于其在技术上的优势。这并没有使情况发生改变。从长远看，拒绝把那些更好的武器给多数族群的成员是不可能做到的。并不是武装力量的装备，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保护了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

一个国家的舆论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分裂的，以至于没有任何团体强大到足以组建一个持久执政的政府。接下来，无政府状态就会出现。革命和内乱成为永久性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

传统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忠诚于祖先流传下来的或据称是祖先留传下来的那些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和程序方法，既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这些祖先是“祖先”这个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还是能够公正地被认为是祖先的祖先，这不是传统主义的重要标志；他们有时候只是相关国家的先前居民，或者只是同种宗教信仰的支持者，再或只是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先驱者。谁应该被认为是祖先和留传下来的传统之主体的内容是什么，取决于每个不同种类的传统主义之具体的教义。意识形态会使某些祖先凸显出来，而使其他的祖先被遗忘掉；它有时候会把与所宣称的后代子孙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称为祖先。它往往会构建一个“传统的”学说，而这个学说则是最近产生的，也是和祖先所真正持有的那些意识形态不相符的。

传统主义会尝试通过援引它们在过去取得的成功来证明其信条的正当性。这种说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则是另一个问题。研究有时候能够揭露在某个传统信仰的历史陈述中的错误。但是，这并不会每次都推翻传统的学说。因为传统主义的核心不是那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对它们的一种看法，无论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是认定那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为真的一种意愿，这些东西的真实性乃是古老的起源之权威性所赋予的。

社会改良论与进步的观念

进步与倒退的概念只有在一个目的论的思想体系中才有意义。在这样的框架里，把接近所指向的目标称为进步，而把朝着相反方向的一种运动称为倒退，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没有涉及到一些动因的行动和没有涉及到某个具体目标，那么，这两个概念都是空的和没有任何意义的。

误解宇宙变化的意义和把进步的观念偷偷塞进生物转化的理论里，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缺陷之一。从任何给定的事物状态回顾过去的状态，人们都能在中立的意义上公正地使用发展和演变这样的词语。然后，演变意味着从过去的状况通向现在这一过程。但是，人们必须防范将变化与改善和将演变与朝着生物的更高形态演变混同起来的致命性错误。同样也不容许的是：用伪科学的人类中心论来替代宗教的人类中心论和那些更古老的形而上学学说。

然而，行动学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它的任务是消除隐含在当前的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那些错误。

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深信：现在人类终于进入到了理性的时代。尽管在过去是神学与形而上学的那些错误占据支配地位，但从此以后理性将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和迷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将尽其全部努力投身于那些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每一代的新人都将为这一光荣任务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成为自由人的社会，越来越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当然了，那些暂时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好的目标最终将会因为它是理性的目标而获得胜利。人们因他们是一个开明时代的公民而称自己是幸福的，这个开明时代通过发现理性行为的那些法则而为通往人类事务的不断改善铺平了道路。他们感到遗憾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自己太老了以至于无法见证这种新哲学的所有有益的结果。边沁（Bentham）曾经对费拉勒特·查斯莱斯（PhilareteChasles）说：“我希望能被授予一种特权，它允许我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还剩下的那些年挪到我正常死亡后的每一个世纪之末去生活；这样，我就能见证自己作品的那些效果了。”

所有这些希望都是建立在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适当的坚定信念基础上的，即坚信民众不仅道德良善而且行为理性。上流阶层，也就是生活在肥沃土地上的那些特权贵族，都被认为是腐化堕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和工人，在浪漫的氛围中都被吹捧美化为品德高尚和在判断上万无一失。因此，哲学家们都确信：民主和民治的政府将带来社会的完美。

这种偏见乃是人道主义者、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致命性错误。人类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他们会经常犯错误。民众总是正确的和知道实现所指向目的的那些手段，这不是真实的。“相信普通人”并不比相信国王、牧师和贵族们的那些神奇天赋更能站得住脚。民主会保障一个与大多数人的愿望与计划相符的政府体制。但是，它并不能防止大多数人沦为那些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也不能防止采取那些不适当的不仅不会实现所指向的目的反而会导致灾难的政策。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和摧毁我们的文明。良好的目标并不会只是因为它的合乎理性与便利可行就获得胜利。只有当人们终于支持合乎理性的并且有可能实现所指向的最终目的的那些政策时，文明才会改善，社会和国家也才会变得更令人们满意，尽管这种满意并不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幸福。这种条件是否已经给定，只有未知的将来才能揭晓。

在行动学的体系里，没有给社会改良论和乐观的宿命论留下任何空间。人，每天都必须重新在通往成功的政策和通往灾难、社会解体与野蛮时代的政策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人是自由的。

当将其用于宇宙的那些事件或用于某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时，“进步”这个词就是荒谬无意义的。我们没有关于推动者的那些计划的任何信息。但是，这与其在意识形态学说的框架下的使用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为争取更多与更好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物质的生活福利设施之供给而奋斗。在称民众之生活标准的提高为进步与改善时，经济学家们并不是支持某个卑劣的唯物主义。他们只是确立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都是被改善其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冲动激励的。他们都是从人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之视角来判断那些政策的。一个鄙视婴儿死亡率下降和饥荒与瘟疫逐渐消失的人，也许带头攻击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唯物主义。

评价人的行动，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适合达到那些行动者所指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