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田 | 在汉水流域 寻访失落的粟特部落
文 图 / 李梅田
《梁书·康绚传》讲述了一个中亚移民部落——康氏家族在六朝时期内迁的故事，其中尤可注意者，是刘宋初年康氏家族举族南迁襄阳的史实：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这支源自中亚的康氏部落久居关中，后裔已自称蓝田人。十六国时期康因、康穆父子先后在前秦、后秦为官。后秦灭亡后，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举族南迁，居住于襄阳岘山之南。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移民，乡族三千余家，人口估计在万人以上，由于人数之众，刘宋政权特地为他们侨置郡县，以原籍为名——华山郡蓝田县，仍以本族首领康穆统领之。
撒马尔罕北部的粟特人壁画
大英博物馆藏 6 世纪粟特钱币
北齐粟特人浮雕
康氏出自中亚粟特地区（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与中国文献中的安、史、何、米、曹等同属“昭武九姓”。粟特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充当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中介，西方文化的东传、中国文化的西播都有赖于他们的媒介作用。且粟特人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民族，汉唐时期大量粟特商人移居中国内陆，文献中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诸多踪迹，也有不少考古遗存遗留至今，如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墓主人都是入仕北周政权的粟特后裔，曾担任“萨保”要职。洛阳等地也发现不少粟特后裔的墓葬或墓志，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等更是著名的粟特后裔，曾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总之，外来的粟特人群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粟特人迁居中国内陆后，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以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河西、关中、中原为中心，尤其集中于河西诸镇、长安、洛阳、太原等几个大城市。而南方地区关于粟特人活动的记载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南北朝对峙时期，粟特人到达南方的道路被阻隔了，无法大规模移民南方。至于唐代文献所记载的活动在长江中游的粟特人，一部分应是经由海路辗转长江及其支流而来，另外也有零星北方南下而来者。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的对峙并未完全阻隔“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自北方南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粟特人南下的主要通道当是越秦岭、沿汉水而下，襄阳是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这是因为襄阳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有汉水之便，在陆路又与关中、中原相连，可以说在1906年京汉铁路贯通之前，襄阳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
从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到5世纪初的刘宋时期，百年之间不断有北方士族南迁，他们是为了躲避中原和关中战乱而来。由于南迁人口众多，南方政府专设侨置州郡以处之，设在今湖北襄阳的雍州便是考虑了来自关中的移民。关中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亚粟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正史中只记载了康氏一族移居襄阳的史实，从当时北人南下的趋势看，移居南方的粟特聚落应该不止康氏一族，数量也可能不止三千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移居襄阳的粟特康氏部落，之后再也不见于文献记载，似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康氏自西汉开始就居于西域，后陆续内迁于河西、关中，早已深受汉文化的侵染，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中，更何况南方的汉文化传统比“华夷糅杂”的北方更为深厚，迁居襄阳的康氏粟特文化特征已经相当模糊了，所以不见于史家的记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粟特人毕竟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都极为独特，聚族而居也使得他们的文化生命力更为强劲，如果我们仔细爬梳历史文献，加上一些零碎的考古证据，或许还能找到一些这支南迁襄阳的粟特部落的蛛丝马迹。
邓县画像砖《文康舞图》
1957年，在离襄阳不远的河南邓州学庄村修水库时，曾发现一座规模很大的南朝砖室墓，墓葬年代可能在南朝齐、梁时期。墓壁用模印的画像砖砌筑，其中有一块画像砖极为特殊，印有一幅五人组的乐舞图，领舞者是一位长髯、朱衣、深目高鼻的老者，头戴尖顶毡帽，左手持羽扇，右手持长柄齿状器。这幅图中的老者曾经被解读为“萨满巫师”，但实际上并无明确证据。观察老者的装束和舞蹈场景，对照南朝乐府中的描述，这幅舞蹈图很可能就是源自于中亚粟特部落的“文康舞”（具体参见李梅田：《西曲歌与文康舞：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
领舞的老者是一位名叫文康的“西方老胡”，他“寿如南山，老若金刚”，遨游于扶桑、大海、昆仑、瑶池之间，与周帝、王母为伍，实际上是一位被神化了的胡人形象。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一描述了文康舞的表演：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皇是老胡家鸡，师子是老胡家狗。……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震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
这是一位具有胡人面目特征、擅长胡舞的长髯老者，出场时歌舞相随，以凤凰、狮子为伴。老者的形象和乐舞场面与邓县墓的舞蹈画像是比较契合的，画像是以长髯老者为中心的五人组乐舞，同墓中还出土了有“凤皇”“师子”榜题的画像砖。
邓县画像砖《凤凰图》
邓县画像砖《狮子图》
一般认为文康舞与西域胡人的东迁有密切关系，岑仲勉先生认为“文康”的得名是由于它来自中亚粟特古国之一的康国，是古康国（Markand，即撒马尔罕）的音写；黎国韬先生认为文康舞的东传时间应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发生过多种形态的改编。目前文康舞的图像仅发现了邓县画像砖一例，联系到刘宋初年康氏部落南迁襄阳的史实，它可能是由这支粟特部落带到襄阳的。这位西方老胡因“寿如南山，老若金刚”的仙人特性而被赋予了长生、驱疫的功能，在荆襄民间成为腊日傩戏的一种。西方老胡也被俗称为“胡公”，萧梁时期的本地士人宗懔记载的荆楚民俗中，就有假扮胡人的傩戏表演：
“（十二月八日）村民腊日并击细腰鼓而宴，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谚云：'腊鼓鸣，春草生’。”
这是一种假面傩戏，假扮胡人以驱疫辟邪。文康舞在南朝后期进入宫廷，到唐代演变为著名的“颂圣”表演。李白的《上云乐》描述了老胡文康率领狮子和凤凰载歌载舞为皇帝祝寿的场景：
“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五色师子，九苞凤凰。……能胡歌，献汉酒。跪双膝，立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
除了文康舞的画像砖外，还有一些迹象或许能间接证明襄阳粟特部落的存在。南朝时襄阳一带有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歌谣——西曲，据南朝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西曲诞生于荆、郢、樊、邓之间，就是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流域。值得注意的是，西曲的歌辞与同时期流行于都城建康一带的吴歌大不相同，如果说后者是阳春白雪，那么前者就是下里巴人，是一种极具商贾风情的“小曲”，其中多为“艳曲”。西曲歌辞大多以汉水沿岸的城镇为名，如《江陵乐》《襄阳乐》《三洲歌》《大堤曲》等，内容多与商贾行旅相关，带有浓郁的抒情性质，如“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宋刘诞《襄阳乐》）等。严耕望先生将这些歌谣称作“大堤艳曲”，描述了汉水沿岸城镇商贾云集、声色犬马之态，他将大堤城与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河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著名的“娱情”之都。
大堤城在今襄阳岘山南麓，是刘宋为粟特康氏所置华山郡之地，也是西曲产生之地。可以想见当时的襄阳一带，南来北往的商人流连于酒肆旅舍之间，与歌舞伎者依依惜别或打情骂俏之场景。《乐府诗集》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歌辞，如“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齐武帝《估客乐》）；“扬州蒲锻环，百钱两三丛。不能买将环，空手揽抱侬”（刘诞《襄阳乐》；“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释宝月《估客行》；“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无名氏《莫愁乐》）。六朝初期的襄阳本是山林蛮民所居之地，政府曾设宁蛮府或南蛮府以治之，商业并不发达，何以进入南朝之后遽成声色犬马之地？自然与依水陆交通之便发展起来的商业贸易有关，而善于经商、能歌善舞的粟特部落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严耕望先生解释西曲的产生可能与华山郡的粟特移民有关，“颇疑或与蛮族聚居及晋宋时代西域胡人流寓置华山郡有关。西南少数民族之女性远较汉人为开朗活泼而善歌舞，西域胡人重商，其妇女亦活泼自由。此地区既多蛮族聚居，又多西域胡人流寓，而当商旅之繁会，故以当炉歌妓为业，习为时尚，至唐不衰欤？”
我近年在汉水沿线做田野考古调查时，常见到一些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如墓葬的形制结构、画像内容等有明显区别于南朝文化的迹象，若仔细甄别，其中有些可能反映了粟特移民在南方活动的情况，当然对南方粟特文化遗存的甄别还有待资料的进一步分析整理。2016年冬，我怀着对南方粟特移民部落的好奇，在考古工作的间隙走访了一些地方专家，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对康氏移民在襄阳的活动并不陌生，说附近岘山脚下有几个村子的人长相特殊，酷似新疆人，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宜城市文化局前局长李福新先生的向导下，我们走访了宜城县的几个村子，令人惊讶的是，至今还有三个村子以粟特部落姓氏为名——欧庙镇的康湾村、石湾村、曹湾村。这是呈三角形分布的三个村子，位于岘山脚下、汉水西岸的平原上，正是康穆所迁的岘山南麓，附近为古大堤县城。其中康湾村的大部分村民姓康，大多身材魁梧，确有西域人的体貌特征，他们自称祖上来自遥远的新疆。我相信这并非巧合，虽然证据还不完整，尤其考古遗存还不充分，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5世纪初期移居襄阳的这支粟特部落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经过千余年的文化融合之后，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6月刊，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