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数据库里检索战“疫”之方

图片源自网络

自人类诞生以来，疫病就成了人类的影子，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疾病。医学进步、社会发展的同时，疫病也在不断进化，变着花样偷袭人类的尝试日渐频繁。

鉴古而知今，从历史沙海中筛出来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就像一个疫灾数据库。当开启检索模式时，疫灾的规律便会逐渐浮现，人们应对疫灾便可更加从容。

为疫灾记录“拼图”

唐诗是唐朝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从唐诗里寻找古人的蛛丝马迹，为历史“拼图”，成为近代学者屡试不爽的研究方法。

30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还是个研究生，正师从历史地理学名家史念海先生，进行唐史方面的研究。当时，他由白居易的《卖炭翁》想到，柴是古人必不可少的生活能源，那么唐代首都长安城里的薪炭供销就是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唐诗里很可能有更多线索。

《卖炭翁》插图

于是，他便想知道《全唐诗》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描述终南山樵采和长安城贩薪的诗篇。结果，相关题材的唐诗没有找到，一个“瘴”字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杜甫有“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白居易有“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王维有“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韩愈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有“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根据龚胜生的统计，《全唐诗》中，乌烟瘴气的“瘴”字反复出现了376次。

他便将《全唐诗》中所有含“瘴”的诗句摘录出来，然后根据诗句的内容确定其描绘的地点，进而用地理学的方法，绘制出了一幅唐代“瘴地”空间分布图。

经过进一步查阅历史文献，龚胜生知道了中国古籍所谓的“瘴”主要是指恶性疟疾，而“瘴地”就是恶性疟疾流行之地。于是，他又在更漫长的时间维度里去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瘴病的分布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

这次尝试后，龚胜生又带领团队，用20年做了一件大事。

《汇编》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龚胜生教授

2019年12月，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首发式举行。这是一部280万字的皇皇巨著，包括“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上)”“民国卷(下)”“畜疫卷”，以编年体的方式，分年度、分地域辑录了我国自西周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2700余年的疫灾史料。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 龚胜生 编著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治，有丰富的疫灾记录史，形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疫灾时间序列。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还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

除尽量保持史料原文风格外，《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是迄今为止中国疫灾最详备的史料汇编，填补了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系统、全面的疫灾史料汇编的空白。

防疫重点在于人

对于“疫”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民皆病”，也就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一旦这种病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就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所以疫病也就成了疫灾。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受自然和社会条件影响，不同区域往往存在一些高发的疫灾，对历史上的各种疫灾进行摸底式排查，便能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奥秘。

如果用更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就是一个疫灾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从中读出人口发展、灾害、医学、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很多信息。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 龚胜生 编著

比如瘴病，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并且主要发生在气候湿热的区域和时节。龚胜生研究发现，战国西汉时期，瘴病在秦岭、淮河以南广大区域流行；隋唐五代时期，瘴病在大巴山、长江以南区域流行；明清时期，瘴病主要在南岭山地流行；时至今日，瘴病流行区域已经退居至云南西南部一带。

因此，早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越往南，瘴害越严重，土地开发也越晚。而瘴病不断南退，又反映出这两千多年来中国气候的变化趋势。

瘴病只是众多疫病的一种。根据龚胜生的统计，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也就是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而且越来越多。特别是北宋至今，疫灾频发，是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第二个疫灾高峰期。

通过长期对中国疫灾发展情况的研究，他从中找到了一些规律，这对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参考意义。

疫灾和水灾、旱灾、蝗灾一样，当对人类造成影响时，才称得上是“灾”，受到人类关注。因此，自古以来，城市疫灾要多于乡村，京畿是疫灾多发区。

中国古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不仅人们活动方式不同，而且致病环境也有明显差异。农村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一般不易流行大规模的疫病。城市则正好相反，不仅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而且还容易汇集外来流动人口。

《清明上河图》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

同时，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城市，由于人口规模扩大，生活垃圾增多，水源污染日趋严重，环境的致病能力也在增强。这样，城市往往成为疫病的多发点。周秦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魏晋南北朝的长安、洛阳、建康，唐朝的长安、洛阳，宋金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都曾是疫灾的重灾区。

这种基于历史地理学的判断，与现代医学研究是一致的。如今，人们已经知道瘟疫流行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致病力较强的病原体、足够数量的易感人群、有利的疫病传播途径。其中，易感人群和传播途径都受人口密度影响。

那些开发程度强，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交通密度高，贸易和交往频繁的地区，往往是疫病的高发地。由此，龚胜生建议，疫病防控的重点要放在城市地区，集中有限的防疫资源，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防控。

人口流动堪称疫病流行的“加速器”，便利的交通使现代社会防控疫情面临空前挑战。不过，龚胜生认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各类交通工具并不是传播疫病的载体，交通管控的对象是流动的人口，而非交通工具和道路本身。加强流动人口管控，不必以交通线路的破坏为代价。

不断织密的防护网

医学日益进步，但是从数据上看，疫灾“捣乱”反而越来越频繁，并变得越来越“狡猾”。比如1820年以前，天花、鼠疫多单独流行，1820年以后，天花、鼠疫和霍乱汇流，三大烈性传染病轮番攻击。这一切，似乎陷入了怪圈，让“万物之主”的现代人很难接受。

龚胜生认为，人口密度不断提高，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加强，近代以来，疫病的流行确实越来越容易。另外，生产力提高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越来越深入，使得疫病的致病力越来越强，疫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不过，在他看来，“疫灾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作用的结果，疫灾就像是人类的影子”。因此，人们也没有必要谈“疫”色变，过度恐惧。

疫病在进化，人类也在进化，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名号可谓家喻户晓，而张仲景所说的伤寒，并非常见的伤风感冒，而是瘟疫。

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瘟疫，死亡人数多达2000多万。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除了周瑜用火攻之计外，也与当时曹军军中瘟疫横行有关。蜚声文坛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亡外，其他五位诗人均死于这场大瘟疫。

当时，人们对于瘟疫的防治，还处在迷信阶段。一有瘟疫，专业的驱鬼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连跳带唱故弄玄虚，结果不仅耽误了病人的治疗，还因民众看热闹聚集，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针对“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的情况，张仲景潜心钻研，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他对伤寒病人的症状，发明了一种“驱寒娇耳汤”，把辣椒和羊肉及发热驱寒的药物，用面皮包起来，煮熟之后给病人吃下，开“饺子”之先河。

面对升级换代的疫情，老药方未必总是管用，这就倒逼医学有新探索。

明朝末年，一场大规模瘟疫再次席卷中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那时，人们对瘟疫还缺乏认知，仍是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来诊断，却药不对症，导致“枉死者不可胜记”。名医吴又可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瘟疫论》一书，创立了瘟疫学说，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中国古代遭受疫灾之苦的百姓

“我们在看到其巨大破坏性的同时，也要看到疫灾冲击下，所激发的人与社会的创造力。”龚胜生说，早在秦代，湖北就有“厉迁所”的设置，清代东北也有“避痘所”的设置，隔离传染源历来都是控制疫病流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传染病医院“中国传染病医院”，就是疫灾流行激发的产物。

疫病来袭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织密疫病的防护网。两千多年来，每逢疫灾大规模流行，政府、民间积极应对，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同时，全民战“疫”的过程，也是民间防疫习俗形成以及公众卫生意识养成的过程。

“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回顾中国的疫灾流行史，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现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决策咨询。鉴古而知今，这也正是龚胜生带领团队编纂《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研究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