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精华，尽在“致良知，行正道”
厦门 尤德才
中华文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代理学，明代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沒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的全能大儒。曾国藩、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等都是他忠实的拥趸。蒋介石曾认为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王阳明在日本的影响力超过了中国，章太炎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如稻盛和夫、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对王阳明奉若神明。
王阳明一生坎坷，遭廷杖、下诏狱、贬龙场、功高被忌、被诬谋反，可谓受尽了折磨。但王阳明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将生死置之度外后，终在被贬龙场时“顿悟”，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王阳明心学》就此诞生。
王阳明精通中华文化儒释道学问，他的《心学》是中华文化儒释道集大成者。在继承和发展孔孟学派“莫向外求反求诸己”、恻隐之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程朱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是理学的最后一个大家，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形成独具一格的阳明《心学》体系，是儒学最高成就的思想，中华文化的精华。
阳明心学内在结构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大结构组成的。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石，逻辑起点。主张理全在人心，应该向内去求。“知行合一” 是心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提出了“良知学说”标志着王阳明的思想已经成熟，整个心学思想体系建构完成。
“致良知”是心学精髓和终极总结，贯穿了他的所有思想，是对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让人直接感受到“至乐”或圣人境界。致良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基础。王阳明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人心，希望能经世致用。
“理学”、“心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儒、释、道三家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体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唐朝时期上承魏晋南北朝时的儒、释、道并立的文化格局。但佛教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原，佛教经过整个汉魏两晋南北朝，差不多六百年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经过了和以儒家、道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相互之间的不断的交流，不断的碰撞，包括概念的互渗，被重新语境化，基本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的形态。佛教在唐朝尤其盛行，唐朝的大儒韩愈，还有北宋五子们面对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产生忧虑，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唐宋儒者以孔孟之道为基础，吸收佛、道一些合理因素，尝试进行理论创新，重新振兴儒学。
宋明理学家不论是程朱也好，陆王也罢，尽管思想方法不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圣学，都试图让人成为圣人，重建圣人之道。犹如成佛一样，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的根据是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原本所具有具足的佛心、佛性开显出来、呈现出来便是佛。要讲成佛必讲佛心、佛性。我们又怎么成为圣人？根据是什么呢？是圣人之心，还是圣人之性。佛家曰佛性，儒家曰良知，名相虽异而本质相同。致良知，即是致佛性，佛学和心学是相通的。王阳明思想与宋明理学差别，是逻辑建构上的差别，或修行方法的差别，目的都是要构建圣人之学，圣人之道。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思想是照着朱熹（理学集大成者）的理学去思考问题，去从事生活实践。为了做圣贤，按朱熹“格物致知。”格了六天竹子病倒了，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格到死，只怕连圣贤的影子都见不到。对求知欲很强的王阳明开始认为朱熹阐释的“格物致知”有问题。
朱熹认为儒家把人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性，也就是人性。比如，仁义礼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些都是正能量，人性就是善的。不过，我们的心中除了这一部分性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情。所谓情，指的就是七情六欲、情感、情绪。却是可善可恶，毫无规律，不容易控制的。朱熹用简单粗暴方法说，既然无法控制，那就把七情六欲、情感、情绪从我们的心中祛除，只留下正能量。所以，朱熹主张的是“性即理”。也就是说，我们人心中只有人性是符合天理的，而七情六欲、情感、情绪不符合天理。
王阳明质疑朱熹就在这里，苦苦思索终在“龙场悟道”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的心明明是完整的，理在心中，你非要祛除掉一部分，去向外格点理回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王阳明认为，七情六欲和仁义礼智同等重要，都是天理。人必须有七情六欲，才能称其为人。七情六欲与生俱来，是自然而然应该是符合天理，人欲也有天理，性和情组成了心，天理也在人的心中。七情六欲是良知的发用之地，七情中过与不及的，都可被良知照彻而归于正，我们的心就不会被情欲私欲所扭曲，悟出天人合一的和谐道理。
于是，王阳明提出的理论则是“心即理”。只要控制在中庸的位置上，性和情都符合天理，所以阳明先生才说出“大中至正”。最后还概括出了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关键是“致良知”行正道！反对朱熹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所谓的天理就是所谓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一系列严格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这种天理下，不利于激发人的潜能，社会会越来越没活力。
同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摆脱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的“迂腐理论”。程朱理学空谈道理不重实际，往往是问道者多，悟道者少，知道者多，行道者更少。甚至培育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但暗地干的是男盗女娼之事的虚伪之辈的现象。或天下学子虽终生勤于读书科举做官，却不知做学问的根本在做人做事的现象。
我以为，王阳明质疑朱熹理学是有道理的，古今中外智者圣贤都遵循“中庸中道”原则。 孔子的“中庸”、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中道”与王阳明“大中至正”道理一样。不是数学上的“中值”，而是从人的理念、情感和行为等层面去强调要适度、合理，物极必反。既不要过度与放纵，也不要不及，过度和不及都被称之为恶。都同样会毁灭德性，幸福和和谐。
如人的欲望，西方人认为，欲望是满足的源泉，激发进取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欲望是善。但佛学、印度哲学则认为，欲望是挫折和烦恼的根源，欲望是恶。其实，欲望是混沌的，本身无所谓善和恶（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说欲望是善或恶是有条件的。若从事物发展方面看，欲望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事物发展，是谓善。若欲望放纵，造成人们的对立抗争爆发，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或欲望不能实现，造成挫折和烦恼，破坏心灵和谐、社会和谐及自然和谐，欲望由善变恶，是谓恶。过度和不及都被称之为恶，这就是“中庸中道”原则；遵循中道中庸原则有利于获得幸福，心灵和谐和社会和谐。
也就是说，人和事物的善恶及价值是混沌性和相对性，判断人和事物的善恶及价值，只有在人有意念和行动，事物被应用及要达到目的，或与外界对象和环境发生关系所产生的效用，才能被判断其善恶及价值。
譬如，中国发明火药只用作烟花爆竹，而西方拿去生产战争利器杀人。你说火药是善，还是恶？价值多少？这就是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恒）道”的道理。庄子所说，大道裂而术生，道无善恶，而术有善恶。我们要与时俱进，持经达变，不能墨守成规走极端。
中华文化精华尽在“致良知，行正道”，我以为，在于阳明心学是一门最符合“道”的学问。
《易经》是大道之学！中华文化之始、中华哲学之根，是中华文化诸子百家思想的总源头。“道”是中华文化的根。整个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是在围绕这个“道”来开展和演绎，上到治理天下，下至婚丧嫁娶、起居风俗，无不体现人们对“道”的尊重。如“亲道，君道，臣道，师道、剑道、茶道”等等，哪怕做儿子要守子道（也就是孝道了），妇人要守妇道……。“道”为尊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的"魂"所在。
道是什么？“道”是宇宙产生之根，道是万事万物之本。心物都是道的产物，也是自然规则秩序。道的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道，可感知，却不可看见。天道自然循环，周而复始，生死兴衰时隐时现，秩序井然。小树成参天巨木，春生、夏长、秋熟、冬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们看不到道的足迹，却能感受道的作用、奥妙无穷。“道”是关于对宇宙的解释，对人生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深度定义。凡智者圣贤都会效法天道，寻求天理。无论阳刚生息，还是阴柔生息，都要不折不扣地顺应“天道”。
道是如何演化天地万物的？我以为，“道”是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能量创世程序。道遍万物，道化万物，万物合道，道深藏在万物之中。造物主并没有造物，只是给了一个程序演变出万物。“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泰，万物化生，这是万物产生的规律。犹如电脑电脑二进制。阴阳（1、0）这是数字信息化最早的种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现在的话说即“造化”(创造和演化 )，开启了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短短70余年，已成为了21世纪的主旋律。天地万物在这大道（暗能量创世程序游戏中）的产生、运行、繁衍、进化、自生自灭，运作及其完美，无需造物主（上帝、神）直接参与干涉。譬如，在一定环境和条件，无中生有（如池塘自然生蚊生虫、生鱼等）、运行、繁衍、进化、积累能量与消耗能过程，自作自受、任万物自生自灭。
大道至简。《易经》的理，是哲学，也是“道”学。阳明之心学，由“心即理”直到登堂入室，全在“致良知”三字。“良知”源于道，和“道”一样属于本体，属于形而上本体论层次。良知也是生命之本质，或者说性的，也是本心，是人一切活动的主宰。本心是天道在不同维度的，在人层面存在反映，是天赋的人道。孔子五十一岁方知：“道在吾生”。道在我们的身体中，“道者，虚无也”；我们身体中，除了有形的身体，还有无形虚无的（看不见的良心、灵魂）。道本不玄而人自玄！
因此，本心就含有天理，即心即理是“道”，心和理看做一体。《易经·系辞传》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本体论层次（如道、良知、心性）和现象之间不是因果等逻辑联系，无法用科学性、辩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所谓先进性所能认识，难以表达清楚，可感知，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修行参悟，达到一种心明明镜的境界。所谓“圣人”不是有什么超自然能力的人，只是看问题更加客观。圣人之心，如明镜一样，镜中像越真实和客观。心明才能理明、理明才能道明。正如孔子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准确表达悟者的内心体验，"道可道，非恒道。"阳明先生不可能拿良心让你看，回答良心能值多少钱？
《易经》的道法自然，说明大自然是有道德规矩，人类遵循大自然道德规矩才能有秩序和谐。“和谐”是大道特性，是科学与哲学的完美统一，是天下普遍适用的大道。宇宙要是不和谐，天地相互冲突碰撞，我们在大地上何以安宁生活？“和谐”了，阴阳相生。如一个家庭要有夫跟妻，阴阳和谐生子，产生1+1＞2功效。不“和谐”，阴阳就会相克，夫妻离婚，家庭受损，产生1+1＜2功效，不正是现代系统科学核心思想（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致良知，行正道”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基础。
《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法于阴阳。儒学把易学之道中的“阳”发扬光大，揭示伦理道德在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道家和佛家，将易学之道中的“阴”发扬光大，两者都讲究宇宙万物的一种本质自然，从反面的角度阐释人心，并把道心良心彰显出来。而儒释道之最终目的都是要建构一种和谐的世界。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华文化儒释道集大成者，是把儒为阳，道佛为阴合二为一的“道”学。所谓良知，就是正道。包括道德伦理纲常等，符合于天道中的人道，是人道和天道的和谐统一，它是德性的本源。“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行正道”。像极（0、1）阴阳的电脑游戏，让每个人随时有善恶选项，学尧舜可以，学桀纣也行。有正道，就有邪道魔道，这就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行正道能给人类带来和平繁荣和自由幸福，邪道魔道同样能给人类带来战争与灾难。试想，如果没有“致良知，行正道”，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掌握在心术不正，没良知，走邪道魔道的人手上，你怎么死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地球就会暗无天日。
由此可见，“道”是中华文化的根，“道”为尊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王阳明《心学》“致良知，行正道”的和谐理论最符合中华文化精髓的“道”理。儒学要深化和完善，必然归到人心，走向心学（道学）是必然的，犹如佛教最后出现禅宗一样。阳明心学的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只有疗救人心，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共创中华文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构建和谐世界。人心不正，走歪门邪道，则事事不正，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致良知，行正道”我们才能明事理、分是非、辩善恶，具有矫治社会弊病意义和哲学意义，中华文化精华，尽在“致良知，行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