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兰丨长房太太（散文）
从场部向西走，一条小路蜿蜒延伸。路两边栽植着杨树和柳树。树的两边是田畴千亩，土壤是红褐色的，土质肥腴。
大概有三里之遥，路的左侧是我的二姨家。她们村叫红崖村。名副其实，抬眼望去，赤红色的山峦在蓝天白云下若隐若现，逶迤连绵。 那里的房屋都是坐西朝东。不足之处是二支渠停水后，人们饮用水不便，需拉水吃。那里政府计划大面积种植花椒和杏子的基本措施正在酝酿之中。
往前走，也就是在村北，左侧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坐落在两棵巨大的核桃树荫下。
那小屋只有一间，有一扇破旧的小木门，风一吹吱嘎作响。土墙的左上方有一个不过盈尺的小窗。走进里面，靠西边的一坯土炕占去了房间的一半位置，炕上摆放着乌黑陈旧的被褥。墙的东侧有一个泥砌的灶台，台边案板上搁置着生锈的菜刀，乌黑的铁勺子，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地上堆积着一堆干草。除此之外，房间里别无他物。那里面住着长房太太。
长房太太是她的称呼，因她辈分大。她无儿无女，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间小屋子里。
房子后面的两棵核桃树高耸挺拔，紧挨在一起，枝叶繁茂，几个人才能合拢过来，树底下长满了绿茵茵的杂草。从后面看，小屋的两个炕洞被烟熏火燎得像两个张大的乌黑大口。
长房太太很高的个子，四方脸上皱纹纵横，头上戴一方黑色头巾，穿着蓝黑色的对襟上衣和黑色的裤子。脚是三寸金莲，走路时常拄一根杨木削成的粗糙拐杖，与之朝夕相处。她老了，已近耄耋之年，沉默寡言，这使她在村子里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我的二姨是个饱富同情心的女子，勤劳美丽。姨夫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她们家的房子宽敞明亮，一家人住绰绰有余。为此，二姨毫不犹豫地把长房太太接到了家里，义无反顾地一日三餐供候着。
我每次去二姨家，看见长房太太老呆在她自己的小房间里。我很好奇，有时候趴到窗户上偷窥，看长房太太是不是在里面，她一个人到底在干啥。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有时候我借故从她门口走过，从门缝里窥视，看见她侧身躺在炕上，眼睛默默地望着窗外。有一回看见她脱了袄，在她衣服的皱褶里抓虱子。而她大多数的时间却对着窗户呆坐。有一次我竟然看见她解开裹在脚上的白色裹脚布，一层又一层，很长的一条布，又一层一层地缠在她的三寸金莲上。
有时候她也出来，佝偻着身子在屋檐下晒一会太阳。有时候拄着她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拐杖蹒跚地走到大门口，前半身依在低矮的土墙上，看看羊圈里的几只羊在阳光下安闲地吃着青草，看看猪圈里的大黑猪一边晒太阳，一边在哼哼地卧睡。
我每次徒步蹦蹦跳跳地去二姨家做客，是因为二姨家的前院和后院有各种各样不同时令的水果。院子很大，用低矮的土墙围栏，里面种着长势喜人的各种蔬菜和一大片绿意盎然的玉米。
我和几个表妹经常在长房太太隔壁的那个房间里打打闹闹，无所顾忌地玩耍，根本无暇顾及隔壁长房太太的感想，也很少和她说话。
二姨每天都把饭菜都端到长房太太的小房间里。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很长时间。不过以后，出人意料的是，长房太太不知是厌倦了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还是觉得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自在，执意要回她的那个家。二姨终是没能挽留住。
在我们眼里，长房太太不过是一个漠而无视的老妪罢了。我们感兴趣的是，随时留意观察长房太太屋子后面的那两棵核桃树上的核桃是不是能吃了。大概是白露时节，我们迫不及待地拽下那些碧绿的核桃来，就是低垂下来的枝桠上面的，我们的手伸展开去能摘到的，或是踮起脚尖能拽下来的，用石头砸开，剥开仁上面包裹的那一层薄薄的外皮，早早地品尝核桃香浓的滋味。
那次我发现长房太太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摘核桃。我心惊胆战地望着她，等着挨训。可是她并无责怪，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慈爱地，漠然地看着我们，好像核桃树与她无关的样子。
等我慢慢长大后，去二姨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一直没有见到过长房太太。可是心里总惦记起长房太太来，想象着她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身影，有一种想见见她的愿望。
遗憾的是，当我问起长房太太的近况时，听到的是表妹轻描淡写的叙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日子，人们在她的那个小屋里，在那坯土炕上发现了长房太太已经冰冷僵硬的身体。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是怎样告别这个世界的。
村里人在唏嘘不已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怜悯起长房太太不幸的遭遇来。最后商议好，按照我们土族的习俗厚葬了她。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好多事情从我的记忆里渐次淡出，乃至消退。而长房太太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
作 者 简 介
幽兰，原名宋亚兰，土族，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人，现居山西运城。喜爱散文写作，在多家杂志和新媒体发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行参菩提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