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同胞行使胜利者的权力——恺撒怎样“打内战”和“写内战”？
公元前48年的“法萨卢斯会战”，是罗马共和国战争史上的一场著名会战。征服高卢之后的恺撒，在这一场被迫进行的内战中，战胜了罗马第一武将、当时拥有亚力山大一样敬畏称呼的“伟大的庞培”。但是，同样是包围歼灭战，这个战役并不像之前的伊苏斯会战、坎尼会战和扎马会战，成为传颂至今的大学教材中的经典案例，恺撒也没有像亚历山大、汉尼拔、西庇阿在西点军校确立自己在战争史上的地位。
是不是这一战役没有打好呢？
从意大利半岛追到当时希腊的都拉斯，恺撒倒是先吃了庞培的一个败仗，然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将庞培主力引至法萨卢斯，主动发起会战。这是一场以2.3万人对5.4人万的对决，恺撒从破防庞培蓄谋已久的“栅栏阵”入手，成功地瓦解了对方的核心战斗力，先后击溃其左、中、右三军。以为稳操胜券，心高气傲的庞培，遭到了一场出乎预料的失败。这一仗对恺撒来说，则是一场压倒性胜利。
但是，一场决定罗马前途命运的大战，对方战死仅6000人，作为会战，死亡人数不仅是绝对数量少，而且这也是四次会战中唯一一次俘虏人数大于战死人数4倍的战役。庞培军还有2.4万人逃走，逃走人数为四大会战之最高。
一场压倒性胜利，为什么实际战果这么没有看相，这是因为，在四场会战中，法萨卢斯会战是唯一不针对国家的敌人，而是与自己的同胞作战。恺撒靠征战高卢人、日尔曼人、不列颠人起家，成为当时罗马军界的后起之秀。打这一场内战，与其说是与庞培打内战，不如说是决定罗马前途命运之战。立志建立罗马新秩序的恺撒不仅是军事家，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寡头共和政体已经不适合幅员辽阔、民族林立和文化多元的超级大国罗马，必须以强有力的帝制取而代之，战争的目的就是实现这个政治目的。为此，他有着自己的“内战观”，然后有自己的内战打法。
首先是力争“不打”。这场内战始于恺撒越过卢比孔河。顽固维护旧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元老院以“最后劝告”方式，宣布恺撒为“国家公敌”，让恺撒及其政治力量倍感委屈。被守旧势力分化瓦解，本来是恺撒政治同盟的庞培，转眼变成了劲敌。然而，从阵线分明开始，恺撒就力争以和谈解决问题，可以说恺撒是追着庞培谈判，先后追到罗马、布林迪西，而执意要战的庞培逃出意大利半岛，蓄意退到对自己更有利的希腊，仍然拒绝与恺撒和谈，最终酿成了那一场大决战。
其次是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内战前期的西班牙莱里达之战中，恺撒军团通过逆转战局，对庞培军团形成了完美包围，获得决战机会。在部队求战热情高涨，对敌攻击势在必发之际，牢牢地控制战役发展的恺撒出人意料的冷静，果断放弃围歼会战。他最终靠战争的正义性和个人在罗马政坛的信誉，赢得了敌方阵营的人心，枪声未响，敌人纷纷倒戈，七个军团全部被瓦解。几年内战，在诉诸战争和等待敌人投降方面，恺撒总是这样选择后者。
第三是善待部属、宽待俘虏。拉比埃努斯是恺撒征战高卢一直倚重的副将，当内战爆发，他执意要回到老东家庞培的身边去，恺撒未加阻拦。事后还派人将他的行李送过去。在后来的刀兵相见中，恺撒每战不得不运用曾经副将熟悉之外的战法。对内战中的俘虏，恺撒总是如数释放，决不强制效忠，而是给予自由，甚至允许回到旧主身边。若干年之后，恺撒被刺的主谋布鲁图就是这次大决战中恺撒的俘虏。这应验了他的一句话：“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那怕是再次用剑指着我，我也无后悔可言。”
第四是始终保持内战的底线。恺撒对内战取胜有三个条件：不让敌方得利；不让己方反感；有利于己方的宽容处理。恺撒认为士兵的生命比将领的荣誉重要。他坚持内战不借用外力。内战中多动计谋，少动刀兵。一般不采取诱惑、围歼战法。打了胜仗，规定严禁杀害同胞士兵。即使是追击，总是适而可止，只是在对方行军不利的地方进行阻击。尽量不让双方死伤更多的人员，这个初衷恺撒始终不变。
不是不会杀，不是不能杀，是不想杀。了解恺撒是怎样打内战的，我们对“法萨卢斯会战”获得大胜却“战绩不佳”，就不难理解了。
恺撒与古代其他军事名家不同，他坚持自己写“战记”。他亲笔写的主要有《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恺撒的战记，真实性统一于内战外战之中。文本堪称拉丁语散文的典范。他的视角独特，文笔简洁易读，是后人研究古代战争的宝贵资料。但两种战记又有明显不同。
比如记录某次战役的战略构想，对外作战时，恺撒就会写下形成战略的全过程，说明很多为什么。如果是内战，战略形成的过程和道理往往按下不表。为什么？内外有别，打内战要从长计议，不论胜败，都要面对同胞，经受历史检验。这是恺撒不同于一般军事名家的品质之一。
即使是对庞培这样最为重要的反对派人物，对他的错误与过失，恺撒也没有用刻薄的语言进行诋毁和攻击。在会战之后的追击中，庞培死于埃及人之手，恺撒只留下一行字：“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庞培的死讯。”没有高兴，没有批判，没有感想，有的是留给己方和对方无限的想象空间。内战结束后，恺撒严禁对庞培派处罚，防止恺撒派飞扬跋扈。对战后被推倒的庞培塑像，不久恺撒又重塑立起。
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将，但凡征战取得大的胜利，都要在罗马广场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恺撒征战高卢成功后，也曾经享受过此种殊荣。但恺撒先后取得西征西班牙、东征希腊战场的庞培军队，这两场内战的胜利，在他已经主政罗马的情况下，他没有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因为这是内战。
对《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如果当文学作品来评价，后人一直认为前者比后者要成功，《高卢战记》写出了他自己英姿飒爽的风范，而《内战记》中的恺撒形象虽然英姿依旧，却没有那么飒爽了。
凯撒为什么要写战记，并随时报送罗马，因为他长年征战在外，必须在罗马政坛和舆论场刷自己的存在感。利用广场政治对付罗马政治上的反对派，是一种媒体素养，无愧于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追求的军事家。
恺撒用谨慎有分寸的笔法写内战，则是有深层次的政治考量。作为军事家，他必须争取战场上的胜利。作为政治家，他写的战记，是面向罗马市民的，可能触犯同胞反感神经的语言都慎重地避免。他赢得了战场的对手，还得说服罗马元老院的反对派和中间派，因为要依靠他们，或者减少负面阻力，才能最终实现罗马新秩序。
当然，恺撒的“笔下留情”胜过他的“刀下留情”。写内战，恺撒避免使用诱敌、诱饵、陷阱、杀戮；但战场上的恺撒不是中国人熟知的“宋襄公”，他不会在战场上没有底线地讲仁慈和礼仪，比如极力避免内战的恺撒，在希腊最后逼谈不成，反而吃了庞培的一场败仗。为了罗马大业，恺撒不得已进行一次大尺度的诱敌部署，精心设计了一场以少胜多的围歼战。仗是要努力争胜的。恺撒在战役有把握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用“罕见少”的战果，来浇心中的那个块垒。至于这一场战役中，凯撒先败之后的诱惑，出奇不意的包围，在恺撒的战记中想必是不会有详细记录的。
恺撒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仁慈和大度。打内战，刀功的分寸；写内战，笔锋的谨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恺撒作为上一辈罗马政治斗争失败者马略的外甥，是被另一派苏拉未曾斩草除根而逃亡的“余党”，他亲眼目睹了苏拉残酷报复，造成骨肉分离、家族相互残杀、无数人头落地的恐怖。自他从政起，立志不做苏拉式残酷复仇的政治人物；
第二，内战初始，越过卢比孔河之战，恺撒看到敌我双方死亡人员中，不是随自己多年征战高卢的功勋将士，就是自己曾经熟悉的同仁和罗马同胞，这里面有无数优秀的人才。他作为统兵之人，作为心怀罗马天下和筹谋未来的政治家，深知人才无谓损失的可惜。所以，他一直想以和平手段解决内战。即使无法避免内战，也努力想在最短时间和最小范围内结束战事；即使是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死伤。
恺撒执政后，在国家纪念银币上刻“宽容”二字，对政敌不列黑名单，允许流亡者回国，饶恕余党，都与他的“内战观”不无关系。
恺撒父亲当过法务官，伯父当过政务官，母亲是执政官的妹妹，政治强人马略是其姑父，从小在有教养的文化和母爱的滋润下成长，自然拥有自信，具有均衡发展的健康人格，宽容、怀柔成为他的人格品质是自然而然的事。
内战外战有别，一直是罗马的传统。即使是对外开疆拓土，除了对给罗马民族深重伤害的外敌迦太基城实行铲平式消灭，一般实行宽容和融合政策。罗马成为把地中海变成内海的庞大帝国，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与海纳百川、宽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气度不无关系。
在对内战争中，对于战胜过自己或始终与自己为敌的对手，罗马不会刻意丑化并无视他们的存在，敌人也享受被书写进历史的荣誉。罗马人能心平气和地书写敌人的历史，认为内战中的敌人也是自己的同胞。恺撒正是这种战争中的胜者，也是这样书写战争对手的笔者。
后世评价，恺撒是亚历山大大帝真正的接班人。他是罗马的第二个开创者，是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也是罗马大业的中兴鼻祖。他在有生之年没有称帝，却史称“恺撒大帝”。这样一个杰出人物，“不对同胞使用胜利者的权利”，成为他“打内战”和“写内战”的准则，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