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参菩提】曾训骐丨钓鱼城遐想
中国历史上,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农耕文明总是很难抵御游牧文明的进攻。于是乎常常发生两种文明的激烈交锋。二周之与猃狁,秦汉之与匈奴,隋唐之与突厥,两宋之与契丹、女真和蒙古,明代之与满洲,便是如此。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之际,往往惨烈异常。有的争战,甚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比如合川钓鱼城的抗元之战。
一
位于长江上游的合川(古称合州)城东五公里有一座山,名曰钓鱼山。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远古时期,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钓鱼山由此得名。
钓鱼城就筑在此山之巅。
其地当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控扼三江,自古为“巴蜀要冲”。山下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
险要的山川,承平之时常有文人雅士登临送目,战乱年代却拉锯争夺。南宋末年,四川成为蒙古铁骑战略远征之地。为抗击蒙古进攻,巴蜀大地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关隘寨栅,以此牵制蒙古军队。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甘闰在钓鱼山上筑城,作为合州军民避蒙古兵锋之地。
淳祐三年(1243年),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复筑钓鱼城,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钓鱼城”之名始传于世。宝祐二年(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筑。
钓鱼城刚刚完善,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分兵三路伐宋,一路攻江淮,一路攻襄阳,一路攻四川。蒙哥大汗亲率一路军马,进犯四川,于次年2月兵临钓鱼城。宋、蒙在钓鱼城的大战,由此展开。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因为有了“远虑”,提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风雨飘摇的南宋,才在抗战中表现出一种顽强与坚韧,令人油然而生无限的感佩。
二
自古以来,钓鱼山就是官民宴游之地,为“合川八景”之一的“鱼城烟雨”所在地。
风景名胜,往往地在僻远;但钓鱼山离城并不太远,仅仅五公里。这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道,可通达巴蜀各地。钓鱼城外城筑于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城中还有好几十口水井。这一切便利,使钓鱼城凭借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王坚完善城筑之后,陕南﹑川北人民纷纷迁来,钓鱼城遂成为拥有数十万人的军事重镇。
合川军民的对手是怎样的情形?
当时,蒙哥大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暴风骤雨一般的威势,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地来到合川,也许根本就没有将弹丸之地的钓鱼城放在眼里。
史载: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从二月到五月,先后猛攻一字城和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以及外城,均被击退。六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率战舰千艘往援,为史天泽击败,退回重庆。蒙古军加紧攻城,仍不能破,其先锋大将汪德臣被击伤死去。蒙哥汗大怒,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二十七日,卒。蒙古军遂撤围北还。
对此,明万历《合州志》载曰:“元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蒙哥大汗这位“天之骄子”,抱恨驾崩于现在重庆北碚的温泉寺。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以想见钓鱼城之战之酷烈。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 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很多国家的威胁,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由此,钓鱼城被西方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以此开端,钓鱼城军民与蒙军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共同创造了钓鱼城36年攻防战争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不但使南宋朝延续了20年,还改写了世界历史。难怪,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明史》赞为“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的杨慎,在其钓鱼城怀古诗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
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
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
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在杨慎看来,钓鱼城抗元,足以和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睢阳抗战媲美。
三
刘子健先生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中论述道:“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这‘虽败犹荣’的事实。”
放在南宋抗战的大背景之下,钓鱼城的抗战,我们也可作如是观。
不过,一部中国历史,很有点像一个人阴晴不定的性格――有时候温文尔雅,有时候怒发冲冠;有时候吟花弄月,有时候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钓鱼城抗战,不可能一直抗下去,持续百年、千年;随着元朝开疆拓土、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了结。这和三国归晋,隋立一统,北宋代周,等等,并无二致。问题在于,谁,以什么方式,重纳一统之中。
要知道,钓鱼城抗战再“坚苦”、再“卓绝”,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钓鱼城抗战开城投降的结局,让后人如同享受大餐的老饕,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都可以评论一番。
战争末期,南宋钓鱼城的守将是王立,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的副将。张珏回守重庆,钓鱼城的防务交给了王立,任命他为“安抚使兼合州知州”。王立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守钓鱼城是有功的。在重庆陷落以前,他尽职尽责,守土如命。1278年春天,重庆被汉奸赵安出卖而城破。重庆失守之后,钓鱼城腹背受敌。在元军四面攻打时,王立想到过死,但又下不了决心,想投降,又怕保不住性命。他的矛盾心情,被身边的“义妹”熊耳夫人所知。
熊耳夫人本姓李,是元军战将熊耳的夫人。在此之前,元军占领泸州,熊耳率军驻守,熊耳夫人随军到了泸州。宋军收复泸州时,熊耳被王立击毙,熊耳夫人被宋军俘获。她在混乱中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谎称姓王。宋军带回钓鱼城后为王立所得。王立对外说是他的义妹,让其照顾老母,实际成了王立不公开的宠室。熊耳夫人还有一重身份,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
熊耳夫人获知王立的心事,策动他投降。1279年元月,李德辉请示忽必烈后,王立得到元军不屠城的许诺,于是率领钓鱼城10万军民投降,正式结束了钓鱼城36年的抗战生涯。
四
中国历来有“耻事二姓”的传统,其土壤之深、影响之广,可谓妇孺皆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因为投降,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成为后世备受争议的人物,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钓鱼城之战结束二百多年以后的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春天,在朝中当官的合州人王玺回家乡守孝期间,约同乡、在贵州当官的陈揆,一起登山,同游钓鱼城。他们感念钓鱼城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丝毫不亚于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唐代将领张巡、许远,然而却没有给他们建祠留存后世,甚是遗憾。王玺回朝,上奏孝宗皇帝,皇帝恩准,于弘治七年(1494年),初建成王张祠,供奉王坚、张珏牌位。
以后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忠义祠”几经破败,几经修复,直到清王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修整一新,请进了钓鱼城之战中有功的余玠、王坚、张珏、冉进、冉璞五个人的牌位,改名为“忠义祠”。
改名后的忠义祠完工不久,苏州人陈大文当了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内加进了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的牌位。陈大文撰写碑文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这块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
到清光绪18年(1892年),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在募资兴修忠义祠廊舍以后,又坚决地将这三个人移出了忠义祠。并且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申斥王立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后人的瞻仰、祭祀。他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为充分显示自己的观点,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正气凛然撰写下一副对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到了当代,争议依然不息,大多数人都认为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是民族败类,是祸水,应该遭到唾骂。
在此,我无意为王立们翻案,因为历史的基本实事摆在那里;我也无意为王立们辩解,因为为他们辩解,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无异于自取灭亡。
记得二十多年前,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在叙述莫高窟的文物被外国学者盗走、中国无力保护之时,作者悲愤地感慨了几句:“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结果,众多的非议顿时飞向了博学、善良、耿直的余先生。
五
郭沫若先生为现代大家,他在《钓鱼城访古》一文的开头说:“自己是四川人,很惭愧,连钓鱼城这个辉煌的古迹,以前却不曾知道。”但他却可以这样写诗:
魂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在郭老先生的笔下,王立成了贰臣,熊耳夫人成了妖妇。
对此,我不敢苟同。
民间有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如果非得一心忠于前朝,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改朝换代,恐怕我们的祖先都会因为殉情、陪葬而死绝了!
殊不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自然。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指出“亡国”与“亡天下”有很大的区别。他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用现在的话说,亡国是王朝更替,国君易姓;亡天下是民族灭亡,不仅亡国,还要灭种。
顾炎武本人曾接受南明兵部司务的任命,未到职,南京即被清朝攻陷。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影响很大。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三大儒都曾接受过南明的任命,后来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失败后均潜心学术。与顾炎武大致相同,黄宗羲也曾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我看,后世并没有要求顾、黄、王们怎样地为明朝殉情、陪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饱经战乱之苦的王立们,在南宋灭亡之后,一定得为南宋殉葬?何况,那十万面目黧黑、衣不蔽体的钓鱼城军民,难道他们的性命就一钱不值吗?
郭沫若将熊耳夫人称为妖妇,并把王立、熊耳夫人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予以痛斥。郭沫若的诗文,写于抗日战争那特殊的年代,其情可原,但其论实在是可悲。中国历史上的“女人祸水”思想,在号称民主斗士的笔下,真是自然流露。所谓才子,到底还是未能免俗。
在我看来,只要能换位思考,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王立,就是熊耳夫人这个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点痕迹的一介弱女子,也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说不上有功,却也无多大的过;或者说,至少算不得罪人。她那柔弱的双肩,实在承担不起亡国的罪名。
六
我对钓鱼城的神往,要追溯到3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每次从南充到北碚,都要经过合川,要经过钓鱼城下。宋蒙对峙那一声声大炮的轰鸣,常常在我的耳畔回响。
佛家有言:“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2013年11月22日,我因到北碚西南大学看望我的四姨妈李素清老人、到合川看望我的大表姑何秀贞老人,大表姐詹光玲、三表姐詹光灿特意陪愚夫妇到钓鱼城一行,了了我多年的心愿。
徘徊于钓鱼城的护国门、古军营、九口锅,瞻仰护国寺、忠义祠、上天梯,我的思绪飞向南宋末年那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也不由得佩服忽必烈那阔大的胸襟。
蒙哥大败于钓鱼城,抱恨长终,殒命前遗命:“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
但是,忽必烈却没有遵照其大哥蒙哥大汗的遗言行事。钓鱼城降元,王立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便是不可杀城中一人。而这个条件,最终被已登上大元皇帝宝座8年的忽必烈所接受。要知道,在征伐世界的过程中,蒙古人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唯有钓鱼城,因为抵抗了36年,以其感天动地的壮举,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放下屠刀。而忽必烈不计前嫌、一诺千金的风范,却少有提及,令人思古而叹。
钓鱼城中耸立一株桂树,据资料说,植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历近900年,仍然龙根九曲,凤冠高张,傲立天底,独撑苍穹。老桂树语沙沙,香流幽沁。听风声雨声,观月升日落,红尘迭劫,沧桑看尽,真可谓“兴,老桂睹;亡,老桂睹”。
桂树下徘徊,忽然想起钓鱼城摩崖石壁上的两句话:“江流千古,民族千古。”一个人虽然可能轰轰烈烈,但在大自然的面前,永远是那么的渺小如蚁,甚至不如嘉陵江中的一滴水。只有我们的民族,才能如江之永,浩浩汤汤……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于成都览星楼
作 者 简 介
曾训骐,1988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已出版专著《周恩来诗歌赏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散文集《梦游历史》、《破碎的星空》,诗集《抚摸疼痛》等等,共计340万字。散文见刊于《人民文学》、《中国散文家》、《华夏散文》、《东京文学》等,辞赋见刊于《人民文学》、《中华辞赋》等,诗词见刊于《中华诗词》、《九州诗词》等,文艺评论见刊于《中篇小说选刊》、《今古传奇》、《四川文学》等。多个散文被拍成电视片,近10个辞赋被拍成电视片、浇铸寺庙铜钟、刊刻于酒店大照壁和风景名胜碑林。在国内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大奖100余次。
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协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状元文化艺术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文学月刊》、《悦读》、《散文世界》三家刊物签约作家。四次获得《人民文学》征文奖,其中荣获《人民文学》2012年古贝春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