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于姓女子嫁到掖县张家,生了个儿子成为杨士奇的好友

在历史上,莱阳和掖县曾长期接壤。这一状况,直到莱西建县之后才发生改变。

邻县之间的互动一般比较频繁,迁徙、嫁娶都是常有之事。说不上具体在哪一年,总之是很久之前,莱阳县“凤山乡”有一位叫做“于妙惠”的女子,就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掖县“进士乡”的张家。

如果这只是一桩普通人家之间的婚姻,那么,它很有可能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很显然,它之所以能被专门记录下来,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身份不一般——根据记载,于妙惠是明代的“太宜人”。

(莱阳中部的凤山)

所谓“太宜人”,是古代朝廷命妇的称号之一。《明史·职官志》载:

“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

根据这段记载,莱阳女子于妙惠的身份是五品宜人,而前面的“太”字,说明她是母凭子贵,靠着儿子的官职而获得封号。那么,她的儿子又是谁呢?

打开清代修撰的《掖县志》,在乡贤祠的供奉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张信”的明代人物。而这个“张信”,就是于妙惠的儿子。

关于张信的入仕经过,《掖县志·孝友》中有详细记载:

“张信,字彦实。性至孝,母病,医药弗效,遂仰天发誓,割臂煮液进之,母遂愈。事闻旌其门,命为尚宝丞,陞少卿,晋正卿。崇祀乡贤及孝弟祠。”

按照上述说法,张信似乎是通过推举而非科考的方式踏入仕途,而他之所以得到推举,是因为曾有割肉救母的孝行。踏入仕途之后,他被安排在尚宝司工作,一路从“丞”、“少卿”干到了“正卿”,成为正五品(与太宜人的封号相对应)的官员。

尚宝司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而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替皇帝草拟诏书。按照流程,诏书写好之后需要加盖御玺。因此,这两个部门之间常打交道,人员彼此也都很熟悉。

在尚宝司任职期间,张信就与翰林院一位学士成为了至交好友。而两者交往过程中,张信的母亲于妙惠也对这位翰林学士评价很高。当时她已经七十多岁,在考虑自己的后事时,曾专门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希望请你那位朋友执笔撰写墓碣铭。”

这位翰林学士姓杨,由于才思敏捷,他逐渐得到皇帝重用,官职也越来越高。他就是明代“三杨”(仁宣之治的关键人物)之一的杨士奇。

宣德元年,八十六岁的于妙惠在南京去世。遵照她生前的愿望,张信专门来到北京找杨士奇撰写墓碣铭,此时的杨士奇,虽然地位已高出对方很多,但仍不忘当年之谊,执笔写就了一篇《太宜人于氏墓碣铭》。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联姻信息,就记载在铭文当中。

这篇铭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位明代“太宜人”的生平,也在于对胶东土著姓氏的判断。

众所周知,明初移民说在胶东地区广为流传。很多姓氏、很多村庄,在提起渊源之时,不说洪武二年,就曰云南四川。而谈及明代之前的“土著”,则资料少之又少,这往往会给人一种“明代之前胶东几乎没有人”的错觉。

但通过铭文中记载的这桩婚姻,至少可以说明:莱阳凤山乡的于姓和掖县进士乡的张家,就是明代之前的胶东土著。

因为,于妙惠在宣德元年(1426年)去世时享年86岁,按照古人习惯的虚岁计算,她应该出生在1341年,当时还是元朝统治时期(明朝于1368年建立)。而古人结婚较早,假如她十五岁(及笄之年)嫁到张家,那么她跟丈夫结婚的时间,也是在洪武之前了。

此外,根据铭文的记载,莱阳于家和掖县张家在此之前就人丁繁盛。其中,于妙惠“其父宗族以行称二公”,“其夫兄弟行以五。”以此推断,于、张两姓在各自故里应该已经定居很长一段时间了吧。虽然铭文记载的只是个例,但对于明初胶东人口来源于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管窥意义。

明初胶东人口来源与结构,是地方史领域中一个热门话题,不少朋友都很关注。下面就转述铭文中涉及联姻双方家族历史的片段,以供大家参考。其文曰:

“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莱阳县逢山乡(注:据《莱阳县志》,明代莱阳有凤山乡),其父宗族以行称二公。太宜人讳妙惠,性行淑慎,既笄归莱州掖县进士乡张氏。其夫兄弟行以五称。太宜人之为张氏妇也,于尊卑防戚之属,能各尽其所当然,于佐夫之内外事,能咸有条理。归二十年,夫没居孀,能谨教育其遗孤男女,能严保其家不隳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贵赐诰命封太宜人。”

对于以上信息,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理解或不同的观点,在此也欢迎补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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