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遇酒且呵呵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每逢喜事节庆，村里那些“会喝酒的”成年男性，照例是不屑与妇女同桌吃饭的。妇女和孩子们通常被安排在一起用餐——为公平起见，一种名为“封缸”的丹阳甜酒，被推荐给了他们，权作谈笑之助。尽管我们这些半大不大的孩子都是喝“封缸”酒长大的，但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父辈酒桌上的那些“双沟”和“洋河”。中国古代的成人礼，比如男子加冠、女子及笄，到了1960至1970年代，早已荡然无存。在江南地区，男孩子被正式当作成人来对待，通常是从被允许坐上父兄的酒桌，合法地品尝那些60度的烈性白酒开始的。
不过，在喝酒这件事情上，大人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并不光鲜。他们常常为八仙桌的某个尊贵的位置（一般是指桌子正对着大门一侧的右首）而争得不可开交。每到过年，我母亲都要为是否应该请某位亲戚来家中做客而发愁。因为，如果这人没有被安排在上首入座，他通常的做法，是等酒菜上齐之后突然发作，掀翻桌子，拂袖而去。但如果让他坐上首呢？ 同桌的那些比他年长且地位、资历殊胜之人，据说也会倍感屈辱。另外，大人们在酒桌上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借酒撒泼，伴之以种种繁复虚夸的说辞乃至机巧的作弊手段，其目的无非是将某位（或多位）特定的对象“放倒”。好好的一顿酒宴，时常会演变为持续五六个小时的无聊戏剧，既不能增佳兴、遣悲怀，更不能收拾身心、畅叙友情。
村里的姑娘出嫁后，大多会在婚礼后数日携丈夫回门省亲。既然是新姑爷婚后第一次上门，娘家人自然会郑重其事，大宴宾客。我们当地将这种风俗称为“请女婿”，可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为整个宴席招待或针对的，其实仅仅是女婿一人。目的明确，戏码相似，最后总是以女婿的酩酊大醉而宣告结束。自从“女婿不吐，娘家不富”这一恶俗的谚语开始广泛流传以来，娘家人对女婿暗中加以保护的屏障也就不复存在了。他们请来的陪客，皆是能说会道、酒量奇大且久经征战之辈，其用意不言而喻。每当正月新春，来自外乡的新女婿出现在村头时，围观的村人总是会对他们给予深切的同情。因为，这些人不论高矮胖瘦、贵贱穷通，待会儿到了酒桌之上，一律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大概是由于儿时在苏南乡村所体验的饮酒文化过于刺激，我在成年后对于酒桌上的斗气逞能之事，素来没有什么好感，避之犹恐不及。可这并不等于说我不爱喝酒，也不是说，我喝酒从来不醉。
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醉酒的经历时，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时，我还在上海的华东师大读本科三年级。为了庆祝期末考试结束，我们寝室里的七个同学凑钱买了几瓶“尖庄大曲”，又去食堂买了小菜，将方凳拼在一起当酒桌，围坐在一起，饮酒聊天。没过多久，忽见同班同学李少榕飘然而至。我们跟少榕很少来往，对她也缺乏了解。她平常与我们说话都很少，更别说亲自光临我们的寝室了。我们出于礼貌邀她入席，没想到她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开口就提出，要和我们比一比酒量，一时让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说起我们寝室的善饮者，来自江西赣州的邓明、来自湖北黄冈的刘伯高都是海量，就算要推举一位代表出来应战，怎么也轮不到我。可那天与李少榕拼酒的为何是我呢？ 其中的原委，实在有些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当满满两大茶缸的“尖庄大曲”放在我们俩面前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相信，弱不禁风的李少榕真的能喝白酒，因此心里也不怎么慌乱，而是试探性地问了她一句：
“要不，您先来？”
少榕一声不吭地端起了茶缸。她喝酒竟像喝白开水一样，咕咚咕咚，不一会儿就喝得一滴不剩，大家一下都傻了眼。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我心中的恐惧和尴尬可想而知。我满脑子都是新女婿在酒桌上被人灌得昏死过去的画面，但我知道，眼面前的这茶缸酒，无论如何都得喝下去。最后能宽慰我的，也只有“豁出去”这三个字了。
在喝完酒后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李少榕，寝室里的另外六个人，还有在门口悄然聚集起的一伙围观者，都在静默中等待。等什么呢？ 我虽然感觉到房间转动的速度在加快，但还是能隐约听见他们的窃窃私语：“你觉得，谁会先倒？”
为了不让他们看我的笑话，我挣扎着站起身来，扶着墙壁往外走，想一个人躲到屋外的树林里去醒酒，却终于在走廊的拐角处仆倒在地。恰巧从那儿路过的一位四川籍同学张林，将我拖入了他的房间，并将我安置在他那整洁的床铺上。从那以后，我与淳朴厚道的张林同学遂成莫逆之交，以至于今。
这件事给了我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在美丽的女性面前，尤须戒惧谨慎，保持冷静，“豁出去”这样的想法，根本要不得。第二，虽说小酌可以怡情，但醉酒没啥好处，痛苦加狼狈，整个一濒死体验，以后应当尽量避免。
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还算得上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这里说的酒，特指中国白酒，酱香、浓香、清香皆宜。其他如啤酒、黄酒、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之类，虽说也能喝，但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洋酒之中，仅有产于古巴的朗姆酒（30年的尤好）以及苏俄产的伏特加颇合我的口味。我的原则是，有酒即喝，来者不拒，以不醉为前提。如果实在没人请我，在家藏几瓶好酒，与妻儿对饮，亦为人生乐事。我对于善饮者、酒量大者从不羡慕，在他们面前也不自卑。你喝你的，我喝我的，各有所乐。说起来，古往今来的饮酒者，如杜甫、苏轼、陶潜等人，酒量都不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酒不欢，无酒不成诗文。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喜欢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句话挂在嘴边，其实酒量也很一般。
说到饮酒的理由和乐趣，我想大抵是言人人殊。不过在我看来，除了纯粹生理上的满足、麻醉感或酒精依赖之外，喝酒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行为，与人的处世哲学或生活态度，往往也有很深的关联。
中国古代与饮酒相关的诗词歌赋，不论其基调是豪迈激越，还是低回悲凉，大多都与个体对“有限时间”的深刻体验有关。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韦庄的“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唱的都是同一个调调。在波斯的《鲁拜集》中，类似的哀矜之辞亦比比皆是。我们通常会认为，文明、文化、道德所提供的意义是一种“真”，而美酒虽好，却总是给人带来某种幻觉或幻相。不过，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文化或文明本身才是不断制造幻觉或幻相的机器——正因为我们承担不了太多严酷的真相或真实，我们才会求助于文化或文明的保护。酒本身虽是致幻剂，但它的催化作用，恰恰可以帮助我们重返“本真状态”。周邦彦或者杜甫，在劝人“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时，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看穿身外功名利禄的虚幻，珍惜时间中的当下，绝非仅仅是让人及时行乐。罗隐那句妇孺皆知的名句“今朝有酒今朝醉”，语近俚俗，却把这层意思说得更为直白，从而具有了存在论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只有斩断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忧虑，“现在”和“当下”才会真正产生。因此，如果说喜欢饮酒的人更偏好从根本上来理解生活和生命，从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并接受人生的本相，并非是无稽之谈。
在当今社会中，与人生相关的所有事件或事物，都在趋近于数学和计算，趋近于高度的理智和冷静。用齐美尔的话来说，自从“货币”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后，人类社会即已迈向高度的理智化和体系化。情感要么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抑，要么就在加速贬值。“感情用事”往往被用来形容病态或不合时宜的人格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什么领域为情感的表达预留位置和空间。而我们在习惯了锱铢必较的算计、筹措和担忧之外，情感本身也好像真的枯竭了。人们聚在一起的饮酒行为，成了当今“超理智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情感交流渠道，酒也成了情感联络的助推器或润滑剂。有一年我去某地开会，发现那里的同行大多不苟言笑，矜持而冷漠，心中难免怏怏不乐。可到了晚上，当这些人端着酒杯，搂着你的肩膀，说着坦率而亲热的话，且不时朗声大笑时，我才真正感受到那些同行的质朴与好客。
按照我的观察，平常喜欢喝酒的人，似乎更不易罹患现在比较时髦的忧郁症。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人的精神之所以会出问题，原因之一是“超我”或良心的“自我惩罚”过于严厉——被文明植入我们意识的审查官，通常具有暴君的性格。尤其是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它对“自我”的责罚常常会大大超过必要的限度。而人在饮酒时，其良心对自我的约束和审查，通常比较宽大，或者说，我们在喝酒时，更容易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更容易原谅自己的过失。另外，在饮酒时对二三知己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具有相当的疗愈效果，有助于维持身心平衡。
如果要说到饮酒为我们最为熟知的功能，大概就是所谓的“助兴”了。人生的确艰难，且充满了痛苦。但平心而论，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也还不少。朱敦儒的“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很形象地提醒我们，要找到理由喝杯酒，让自己放松或高兴一下，其实也不难。快乐如果不来找你，你去找它也是一样。克尔凯郭尔好像也说过，他是从田野上怒放的百合花那里，学会了不要去忧虑。事实上，酒与鲜花，本身就是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象征，兴之所至，一杯在手，谁不谈笑风生呢？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之所以酷爱中国的白酒，恐怕也与儿时的乡居经历有关。正因为只有在过年时，我们才能从空气中闻到甘醇浓烈的酒香，反过来说，到了成年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一闻到白酒的香气，就会立刻沉浸在儿时过年的氛围中，引动思乡之情。白酒飘香，一次又一次，带着我重返故乡，重返春风吹拂的村庄和田野，时光倒流，仿佛生活依然充满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