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千年古镇——薛城 ‖ 汪峥 小芳
千年古镇——薛城
汪 峥 小 芳
1964年，一支由考古学家童恩正老师带领的四川大学考古队，来到理县薛城的箭山村进行遗址挖掘考古。考古发现表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理县就与中原仰韶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有文化交往，与茂县、汶川等地同为古蜀文化发祥地。文明的曙光早就照亮了薛城古镇。
设戍守边
薛城的由来，有三种说法。其一，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在今薛城镇校场村附近设立薛城戍；其二，当地人一直称薛城为“巴乌州”，藏语意思是“出现过十个英雄”的地方；第三，则是包含薛城和巴乌州这两种说法的音和义。
《旧唐书》记载：蜀汉建兴九年（231），大将姜维、马忠、张嶷领兵征讨汶山叛羌，曾先后在汶山、理县的维关和杂谷脑等地屯兵筑城，后世称为姜维城。在今理县杂谷脑、薛城等地仍保留有当年姜维屯兵居住的遗迹。
理县朴头山的半山腰上，有两通摩崖石刻，其中一通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凿刻的《通道记》就讲道：“自蜀相姜维尝于此行，尔来三百年，更不修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曾经过这条古道，沿杂谷脑河逆流而上，一路筑城、设卡，然后进入茂县西北部到达黑水境内；300年过去，道路荒废，隋朝会州刺史姜须达组织人丁重新修复这条古道。
隋文帝开皇四年，隋文帝讨伐平乱后，因薛城地理险要，就将这里设为戍守的军事关隘。据《保县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置薛城戍，属会州。”唐代，改置维州。
唐朝初年（624—628）因3次当地内乱，对维州管辖范围和行政等级进行了3次调整。《旧唐书》记载：“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羌酋邓贤佐叛，州县俱罢；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三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举族内附，复置维州及二县。”维州治所仍设在州西南二百步的薛城。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开始向东扩张势力。其时，吐蕃虽武力强盛，但经济文化落后，虽然禄东赞的划分田界使吐蕃过渡到封建社会，但高原苦寒的地理环境一直制约着吐蕃经济发展，所以想通过对外扩张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唐蕃大战开始至唐亡（907）近300年间，唐蕃双方运筹谋划、机变百出。《旧唐书》记载的吐蕃智取无忧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解维州之急、破吐蕃十万大军生擒其大将论莽热等重大战事，都证明当时沿杂谷脑一线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直至唐文宗大和四年（830）秋，随着另一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上任，这一地区频繁战事与边境摩擦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吸取前人硬军事进攻的经验教训，注重通过治理巩固边疆、搞好民族关系。修建筹边楼（筹划边关的楼阁），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刺史悉怛谋率部下投诚，李德裕一面派兵迅速入据其城，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六记载：“李德裕克吐蕃维州路设五军，汶川设三军，松茂路设三十六关堡。于松建七层楼，茂建镇岷楼，维建筹边楼，汶川建七盘楼，以重边防。”一面给文宗皇帝飞书上奏折：“韦皋经略西山，致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烧十三桥，捣虏之虚，可以得志。”其策略虽取得成功，兵不血刃就让维州回归，但因牛僧孺、李德裕政见分歧，最终导致吐蕃守将降唐一事变成悲剧。《新唐书》记载：“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谋于虏，以信所盟，德裕终身以为恨。”
李德裕治戍期间，起到了调和民族矛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后来薛城川主庙甚至把李德裕供奉起来，每年在迎神时，给他穿上官服，用八抬大轿抬着游街，且每家摆着贡果以示感恩。
《清一统志·杂谷直隶厅》记载：筹边楼在厅治西城上。据成都望江公园内的薛涛纪念馆馆藏资料介绍，筹边楼建好的第二年，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时年64岁的薛涛登楼写下她的压卷之作《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薛涛这首诗被后人广为传颂，薛城的筹边楼也因此闻名于后世。
唐末（907），王建在成都称帝，并建立前蜀政权。《保县志》记载：五代前蜀永平二年（912），改薛城县为保宁县。
唐末宋初，茶马互市的边疆贸易开始悄然兴起。《渑水燕谈录·事志》云：“景祐中，或以其与维州名相乱，邮置文字率多往来住滞，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宋景佑三年（1036），将维州改为威州，置治所于今薛城西北方。
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宋代开始发展。因高原民族以牛羊肉为主食，依赖喝内陆所产茶叶解油脂，而产自黄河上游若尔盖草原一带河曲马是宋代骑兵首选的优质马源。因此，宋代以来以内陆茶叶换取边疆马匹为纽带，使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以维系边疆安全，薛城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茶马互市地。
川西北有两条重要的茶马商贸通道，薛城位于这两条道路的交汇处。宋王朝高度重视茶马贸易，专门设立茶马司予以管理。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薛城也建立了“榷场”。虽然这一地区的茶马贸易由官府统一主持经营，但同时贡赐贸易、民间贸易也均有较大发展，为民族共融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贡赐贸易是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维系与少数民族地区情感、稳定边疆的一种贸易形式。薛城当时被定为贡品的有3种：药材羌活、高半山生长的雪山大豆、猪儿寨和箭山寨一带出产的大红袍花椒。
元代的茶马互市，因蒙古族从事畜牧业，中央政府所需马匹不再完全依赖西藏，所以单独的茶马贸易规模比宋代小，但到明代，茶马互市的其他物资交易达到鼎盛阶段。商贸往来的增强使民族之间的迁移变得活跃起来，这一时期进入薛城周边定居的内陆人口逐渐增多。《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六年分保宁县置保县，仍以保宁县故城为州治。”去“宁”字称保县，治所仍在薛城。
随着茶马贸易商品流通量的加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逐渐形成很多规则和制度。茶叶和盐都是官办商品，不允许私人买卖，薛城作为商贸交易地，也承载着为国家提供税收的重要职责。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保县所在的薛城因熊耳山崩塌，导致孟董水淤积泛滥，大水将沙金坝上的薛城毁坏殆尽，保县县治不得不迁到汶川威州，这一迁，就是近30年。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川陕总督扎朗阿巡查边陲防务，以边防宜重，奏请朝廷重建薛城。
清乾隆三年（1738），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薛城。《保县志》记载：“署邑令沈绳祖承修，包山砌石，城周四百十丈，高丈有两尺，广六尺，门二，东曰'宁江’，西曰'伏羌’，水洞分二，分峙南北，通南沟水，实擅金汤之胜。”鉴于康熙年间的天灾，重建后的保县官署没有选择原址重建，而是选择在老城沙金坝河对岸的南沟方向重建，规模相比过去扩大一倍，同时在新址上重建筹边楼，因此就有了一县两城的说法。
随着薛城新城建设的推进，附居城内的汉族人口逐渐增多，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88户增加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的164户。整个薛城从单纯军事防御的重镇，转为商贸集镇。
另据《保县志·官师志·官职》和《茂州志·职官志》记载，清乾隆三年，浙江举人陈克绳入川，任保县知县，任职期间，主持编纂了川西最早的一部官志《保县志》。由于绩效突出，陈克绳后升任茂州知州。
清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47—1776），自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两次发起大、小金川战役。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清政府于乾隆十七年（1752）废除杂谷土司，以原杂谷土司苍旺管辖地中2500户嘉绒人和500户羌人设5个屯，实行屯兵制。清政府以薛城为治所，先后设杂谷厅、理番厅，后升为直隶理番厅。
施行屯兵制以后，理番厅的藏羌屯兵频繁接受清政府调遣。从乾隆到道光年间，为巩固中央王朝政权、抵抗外敌，一代又一代的屯兵走出家门，走向战场。他们在西北与入侵的廓尔喀作战，在东南与入侵的英军作战。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国家、为民族屡立战功，光宗耀祖，名垂后世；大部分人血染疆场，客死他乡，只被带回一根根浸血的发辫。在薛城老一辈人中还记得当年薛城的辫子坟。
薛城子弟经历多次刀光血雨的战场，也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二十六史大辞典·人物传》载：薛城子弟袁国璜，乾隆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克大埔尾、斗六门、水沙连、大里杙，赐号“博济巴图鲁”。生擒林爽文后，累迁重庆镇总兵。从征廓尔喀，克象巴宗山、甲尔古拉卡。台湾、廓尔喀两次论功，两次画像“紫光阁”。《清史稿》记载：“嘉庆元年，袁国璜进剿达州，苦战三日，力竭阵亡。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起袭。”
2010年，正在中山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王田，带着一个研究课题回到家乡理县做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在薛城的箭山寨偶然发现112份清代契约文书，由此揭开一个未知的秘密。王田从这些契约中发现，清乾隆时期居住在箭山寨一带的“哭什舟太”家族，从土地买卖和借贷过程中已积累相当财富，对薛城商贸的重启或兴盛提供了资金支持。
王田将这些契约图片和相关调查资料，编著出版《岷江上游半坡寨文书汇编》和《从内陆边疆到民族地方》两本书籍，展示清代包含薛城一带的杂谷脑流域市场体系的演化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族群接触与互动的诸多事实。随着薛城商贸集镇的发展，吸引了外界来往的商人在此驻留，商贸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薛城在封建王朝时期，一直是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通道之一，其历史变迁在中国民族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到了内忧外患的清代与民国时期，在先后经历康乾盛世、灾后重建和改土归流等大的历史时期后，作为保县、杂谷厅、直隶理番厅和后来的理番县、理县等行政管辖机构的治所，薛城这个边陲小镇，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1930年，鸦片开始大量进入杂谷脑地区进行交易和种植。金川、马尔康的烟土贸易盛行，商业贸易开始向米亚罗方向上移，薛城中心地位开始逐渐分化。但薛城始终是这条古道上必不可少的中间枢纽，它不仅是陆上的商贸口岸，也是民族文化冲撞的融合点。频繁的商贸往来也形成了薛城独有的文化氛围，在这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信仰都能彼此共存。
1935年5月，随着一支浩浩荡荡队伍的到来，打破了薛城这座动荡且沉闷已久的古城。红军严密的组织纪律很快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红军对薛城老百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宣传内容包括红军的政策与救国思想。红军还在薛城筹措粮食和物资，为北上做准备。
红军主力部队在薛城停留的3个多月中，建立红军医院、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成立苏维埃、儿童团、游击队，选举苏维埃政权成员，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筹边楼设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
在薛城经过休整和物资准备，1935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继续向马尔康方向挺进。红33军一部为掩护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在梓潼宫与前来追击的川军45军孟浩然旅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在梓潼宫战役中，红军33军99师政委王德安牺牲。红军撤离时，小小的薛城就有1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从此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王明伦、廖瑞昌、胡宗林等人幸存。
薛城的古建筑群落如今只剩下两处，为不被岁月遗忘，刘永清老人凭记忆手绘了薛城过去的两塔三宫十六庙。四川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一场《陶然士与川西》摄影展，展示了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陶然士与不同时间的一些外国学者、旅行家、摄影家，用大量文字、影像记录下的岷江上游一带杂谷脑、薛城等古城的地貌、建筑与人文习俗。中国影像人类学大师庄学本和民族学家马长寿、林耀华等中国学者，也相继到过岷江上游一带考察记录。现在这些当时留下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对于研究早期川西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民俗等都有着宝贵的价值。
1946年，为缓和民族矛盾，改理番县名为理县。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179师537团2营进驻理县薛城（县城），理县正式解放。同年2月16日，在薛城召开理县解放大会，并成立理县人民政府。设立3个区：薛城第一区、威州第二区、兴隆第三区，治所还是在薛城。1951年3月21日，成都至阿坝公路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1月，理县人民政府由薛城迁至杂谷脑街。1952年建薛城乡。1955年11月，成阿公路完工全线贯通，汽车运输逐渐取代茶马古道上人背马驮的原始运输状况。1958年薛城设立薛城公社。1992年改薛城公社为薛城镇至今。
随着成阿公路的延伸，茶马古道的印记和历史遗存已慢慢被荒草所淹没，但薛城古镇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却传承影响着后人对她的认知。在多民族长期迁徙和商贸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千百年来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与融合，薛城古镇成为历史上各民族多元一体、共融共生的历史文化胜地。随着汶川到马尔康高速公路的贯通，特别是随着阿坝州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规划试点的全面实施，薛城这座千年古镇，以她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必将成为藏羌走廊上又一颗闪耀的明珠。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