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骄傲——记我的外公田家宽

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已经结束70周年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也不由得再次触摸着那段远去的历史，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圣的力量在驱使着我，要我为一位曾经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抗日军人——我的外公写下一些文字，以祭典他那铁血、传奇、浪漫而悲壮的一生。

我的外公田家宽，河南省禹县人，生于1909年。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读了五年私塾，还先后到禹县育英高等小学、许昌育德中学求学，成为当时十分宝贵的知识分子。

外公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内乱外忧、强敌虎视的年代，许多有志青年投笔从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书生意气的外公加入了西北军，于1927年进入西北军官学校，追随着冯玉祥将军走上了他硝烟弥漫的军旅生涯。

1933年，外公随冯玉祥加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中队长，参加了抗击日军的长城保卫战；1934年，随部编入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先后任连长、参谋、副营长等职，亲历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1937年，参加了南口战役；1938年，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9年，再次参加随枣会战。同年，经冯玉祥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受其委派，来到四川省叙永县任国民兵团副团长，为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国远征军训练和输送兵源。

田家宽军戎照（根据合影照处理）

在叙永期间，外公邂逅了我的外婆——才貌双全的国立艺专毕业生杨曼君。外婆不仅有着典型的民国特色姓名，也具备当时中国知识女性特有的婉约、知性、忠贞和抗争精神，她一见钟情于这位年轻帅气的军官，并用自己最珍贵的金色岁月与之相濡以沫。

抗战结束后，外公请求退伍，带着妻女回河南老家，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兼在乡军官会会长。尔后又举家迁回四川叙永。

1951年2月2日，外公在“镇反”运动中被捕，以“反革命、伪军官”的罪名被枪杀。外婆杨曼君也受到牵连，并因拒不划清界线而受到迫害。在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中，八岁的大女儿被送去学曲艺，六岁的儿子被送去挖煤，而我的母亲——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则是最幸运的一个，被我后来的外公所收养。

外公被害后，遗体被抛于荒野不知所踪，相关的资料也几乎遗失殆尽，亏得我母亲近年来的坚持不懈，才慢慢找回了一些失去的记忆。

当年见过我外公的人回忆，我的外公身材高大、英俊洒脱，一米八的身高鹤立鸡群，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可谓文武双全。在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风华正茂，虽然只是一张黑白的合影照，但那间关百战、激扬豪迈的气质却跃然纸上。

这样的人，难怪我的外婆生死不渝。

不仅如此，我的外公还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十分重情守义。他身为中级军官却几无私产，一直寄居亲戚家中。在叙永训练输送新兵期间，一位独子被抽丁入伍，父母上门哭诉哀求，外公立即命人骑马将其追回遣返。这段彰显人性关怀的“拯救大兵瑞恩”式的故事，在那个战火纷飞、残酷偏激而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中弥足珍贵。

外公对外婆一直呵护有加，见她不适应河南的生活，他就带着一家人千里迢迢迁回叙永。由于河南当时已是“解放区”，而四川还属于“国统区”，后来这就成为外公被扣上“反革命、伪军官”罪名的理由。在那个连摘一把葱都可冠之以“反革命盗窃罪”的年代，这样的罪名实在难有历史说服力。

田家宽（后排居中）与战友们的合影（1946年）

六十四年前一个寒冷的清晨，秋风萧瑟一如今日，正值壮年的外公，这位身经百战的抗日功臣，被迫抛下娇妻弱子，被迫放下对平凡生活的憧憬，孤独地走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对于千里纵横、百战余生的军人而言，这样的结局何尝不是一种羞辱。这种羞辱，不是外公的羞辱，而是那个时代的羞辱。

据说，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中，当所有的活人都忘记时，死人才会真正地死去。我只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记住我的外公，让他活得更久一些。

我的外公田家宽，一位抗日军人，隶属于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无论是1931年“9·18”东三省沦陷后的英勇抵抗，还是1937年“7·7”为标志爆发的全面抗战，外公都在为抵御日寇的侵略而浴血奋战。外公一生中的骄傲与辉煌，注定将永远属于他所拥有的那个年代。

田家宽的履历表

也许，外公的死只是一个时代悲剧中微不足道的缩影。在他戎马一生的经历中，也许有过恐惧和动摇，也许有过软弱和退缩，但对我而言，对我的母亲而言，他是英勇无畏的象征，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骄傲！

我相信，时间终将有还原历史的那一天，把最真实的面貌呈现给未来的人们。

忠魂不远，天日昭昭。

---

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