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在香港做過兩場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演講中，他一如以往的風格，用刀一般鋒利的語言，直剖中國文化與國情。濟時（本文作者）聽完演講後，帶著很多問題想向大師級的魯迅發問。他問了很多，魯迅都沒有回應。一個帶著無數大問題的聽眾心裏想聽到的，卻又不是演講者想講的，講者會怎樣回答。例如作者問魯迅最近有沒有留意日本大文學家有甚麼重要創作？魯迅自己有沒有創作？他都說沒有，他不是敷衍對方，因為這些大問題，很難簡略回答得來。最後他還是忍不住介紹了：「北大同學，近編刊《新生》，頗有價值。」值得留意的是魯迅介紹的不是名作家的作品，而是一本北大學生新編的雜誌。如果有心讀者到圖書館去找《新生》雜誌來看看，就知道魯迅關心的是甚麼問題了。這也是我們可以轉個彎去尋求「他的言外之妙」的讀法。那天我見了報上登載本港青年會，延請周魯迅先生與孫伏園先生來港演講，心裏以為這是一種奇蹟。本港的思想界，一向壓伏在頑固陳舊的勢力下，沒有一點生氣。所謂藏書樓，非線裝古書不收。一部分所謂文人，伏閉在夢裏，擬擬秋興賦，擬擬歸田園詩，擬得個不亦樂乎。我在香港賣文三年，竭力提倡適應潮流的文化，但所得的效果，渺乎其微。耳邊聽得某某學校增加讀經鐘點，幾乎令我與人辯論進化律失了根擬。這次竟有人請魯迅伏園演講，可見新的分子已漸多，外觀這事總似奇蹟，而實是當然的現象。魯迅先生是近代一個文學家，凡是讀過《喊吶》（實為《吶喊》）與《語絲》的，想莫不承認，他以冷靜的態度，紓寫忠實的心懷，在《征人日記》（實為《狂人日記》） 等篇裏，雖然似乎是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但他畢竟忘不了中國，畢竟是愛中國，所以努力於「掃除國賊」的運動。甚至有人稱他為青年叛徒的領袖，思想界的威權者。但魯迅畢竟還是魯迅，他的文字總是坦率大膽的諷刺，而態度極嚴正，深得「幽默」的氣味。只談談的幾句冷雋語，便顯露出那些牛鬼蛇神的本來面目。不像《晶報》派放情刻畫，盡相窮形，一覽反沒有餘味。我因此而是一個《語絲》的愛讀者。伏園先生是我的北大同努，他創作雖少，但他主編北京《晨報》和《京報》附刊，介紹新知，亦很學力。與他握別五年多了，這次聽見他與魯迅先生同來，極喜得一快敍，所以雖在百忙裏，仍打聽他兩來港的消息和住址。直至十八日下午，聽見已到了青年會，即冒雨前往。見魯迅先生坐在桌子當中，並知伏園已赴漢口辧報，我告魯迅以香港思想界的頑固，請他務須痛下針砭，後來他在演講〈無聲的中國〉裏，恰好對症下藥，他對我說：「那就從顯淺方面說去罷」，這或是我對不起座中高明的聽講者，請不要怪魯迅先生講得不十分精闢。我又向他請教許多文學上的問題，問以中國文學將來的趨勢，他謂這問題太大，未曾詳細考慮過。請教他對於詩的意見，他謂從未研究詩與劇本。他謂文學究不能盡平民化，各有各的心懷，這與我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因近代青年多感煩悶，推求其故，受了消極悲觀文學的感染，實一重因。所以對於青年文學讀本，早有改編的意見，魯迅先生極以為然，他謂古來文人卻是嘆窮訴苦，即近代作品，亦滿佈了悲感，很不適宜於青年誦讀。請教他以日本最近的大文學家和重要文學著作，他謂近幾年未到日本，未留心到這方面，不能知其詳情。這不是他吝教，便是他過謙。請教他最近有甚麼創作，他謂近年忙於教務，連讀書的時間亦沒有，作品更少。看他撰著了《喊吶》、《彷徨》、《熱風》、《野草》、《曉》、《華蓋集》，翻譯了《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和編了《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等。在我一方，雖自慚不及，但以魯迅先生創作的天才，作品不應限於上午這些，所以希望他更為偉大的創作，多替中國人說幾句話。末了，魯迅先生還介紹我，謂北大同學，近編刊《新生》，頗有價值。可惜沒法入目，徒令垂涎三尺。即魯迅先生亦以不能盡閱為憾。唉，中國的交通，唉，中國的現狀，中國的文化。
《新生》雜誌封面。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卷第三期。
原載《華僑日報》，1927年2月24日（節選自《香港文學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