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道教养生
王阳明是明朝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1472年，卒于1528年，终年57岁。王阳明与诸葛亮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二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早期喜爱道教养生，修炼过道教养生功法，但后期却又批判了道教养生。由于王阳明影响巨大，他后期对道教养生的批判，使不少人对道教养生心存怀疑，因此有必要对王阳明与道教养生的关系作一探讨。
以“龙场悟道”为界，可以把王阳明的生平分为早期和后期二个阶段。王阳明从小身体较弱，同时也受明王朝的崇道氛围和家世（称得上隐逸世家）影响，因此王阳明早期喜爱道教养生。据《王阳明全集·年谱》记载，阳明出生时他祖母梦到神人送子而来，似乎出生时就与神仙有缘。阳明曾自云八岁即好神仙之说。阳明十一岁时，遇一相士告诉他：“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阳明对这些充满道味的话始终记在心里，并由此有了学圣贤的志向。阳明十七岁结婚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阳明二十七岁时旧病复发，“偶闻道士说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阳明“名山遍游历”，到处参玄访道，三十岁时，游九华山，“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阳明三十一岁时，更是“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阳明三十六岁时，赴谪途中，为了躲避刘瑾暗害，跑到福建山中，本想远遁不出，遇到二十年前在铁柱宫中相识的道士，得他指点，重新返回钱塘，然后去了贵州龙场。三十七岁时，在龙场“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然后有一天半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以上情况都载于《年谱》。从上可知阳明对道教养生的喜爱以及与道教深厚的渊源。其实“阳明”这一称号本身就充满道教意味，道教里以“阳”作为名字的道教祖师很多，例如：魏伯阳、吕纯阳、张紫阳、王重阳等等。道教里以纯阳为仙、半阴半阳为人、纯阴为鬼，以达到纯阳境界为目标。“龙场悟道”本身也是源于以前的学道积累.
王阳明三十七岁“龙场悟道”后，开始了对道教养生的批判。当年，写了《答人问神仙》一书，书中说自己“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犹妄谓之能得其道。”又说：“若广成子之千五百岁而不衰，李伯阳历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尝有之。若是而谓之日无，疑于欺子矣。然则呼吸动静，与道为体，精骨完久，禀于受气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也。若是而谓之日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磨、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以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也。”王阳明五十岁时又写了《与陆原静》一书，书中说“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弊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原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说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着，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
原静试取而观之，其微旨亦自可识。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其仁民爱物之心，盖无所不至，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 子、彭篯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原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久而不返，将遂为病狂丧心之人不难矣。昔人谓'三折肱为良医’，'区区非良医，盖尝'三折肱’者。”从以上二篇文章可以得出王阳明的几个观念：（一）、认为道教养生没有多少效果，不赞成别人去学；（二）、承认广成子、老子、彭篯等神仙存在。但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平常人不可能修成。同时认为道教的长生是另有所指，而不是肉体的长生；（三）、认为“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也就是精神永存；（四）、不否定静坐，认为真能“全耳目，一心志”“遗弃声名，清心寡欲”对身体必有好处。王阳明一生对长生的探求可以用他晚年写的《长生》一诗来概括：“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王阳明对道教养生的批判，是因为他本人学练道教养生术并没有改善身体健康状况。那么是因为道教养生术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因为王阳明没有得到真正的道教养生术呢？还是因为虽得真传却没有好好去练呢？道教养生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历史上众多学道教养生术的高道年龄都超过了一百岁。如：孙思邈、叶法善、王远知、陈抟、张三丰、石泰、薛道光、陈泥丸、王常月、沈常敬等等。近代中国道协第二任会长陈撄宁小时候得了肺病，当时医生束手无策，认为活不过当年，随后学道教养生术得以治愈，享有高寿。在现实中，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学道教养生术治好病的例子。因此很大的可能是王阳明并没有学到真正的道教养生术。道教养生术里法门众多，既有提倡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也有很多旁门小术。那么王阳明学的是什么法门呢？《年谱》里记载了“行导引术”。
导引术是一种以肢体运动和呼吸意念相结合的养生方法。《庄子·刻意》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现存最早的导引术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比较有名的是五禽戏和八段锦，道教里导引术众多，但都是以练形为主，对强身健体是有效的，但没有听说行导引术能达到“先知”。“行导引术”是练形，要达到“先知”必须要静坐练神。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记载了铁柱宫道士对王阳明说的一段话：“养生之说，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因教先生以导引之法，先生恍然有悟。”在道教里“行导引术”是一种动功，而静坐是一种静功。可惜的是儒家人士分不清这二者的区别。王阳明在阳明洞天所练应该主要是静坐而不是导引术，阳明弟子王龙溪记载了王阳明在阳明洞天的静坐经历：“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行导引术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也说明王阳明的静坐功夫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而静坐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宋代以前主要是道教、佛教提倡静坐，宋代以来大多数儒者也提倡静坐，静坐成了三教的入门功夫。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仍多次教人静坐，只是怕人“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而不去“省察克治”。不以静坐为终极目的而已。因此王阳明并不否认道教的静坐功夫，在他后期戎马倥偬的生涯中一直念念不忘阳明洞，阳明洞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可见王阳明在后期仍然有很深的道教情结。
那么王阳明后期对道教养生的批判主要是批判什么呢？王阳明批判的应是道教的外丹服食和房中术。王阳明写过一首《赠阳伯》的诗：“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说明王阳明年轻时是相信外丹服食的，明代外丹服食在帝皇和士大夫中本就比较流行。南怀瑾在《原本大学微言》里甚至认为王阳明晚年是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死，这当然不可能，因为王阳明早就领悟“金丹非外待”，自然不可能再去服食外丹，但年轻时学过外丹应是事实。王阳明在《徐昌国墓志》中也表达了对“五金八石”不再感兴趣的情况。王阳明早年也很可能学过房中术，房中术在明代也比较流行，可能是王阳明认为学房中术能够有利于生育，据说周敦颐就是因为学房中术而中年得子的，而王阳明学了以后却仍未能达到生子的目的，因此有些怨言，写了《书<悟真篇>答张太常二首》，认为：“《悟真篇》是误真篇，三注由来一手笺。恨杀妖魔图利益，遂令迷妄竟流传。造端难免张平叔，首祸谁诬薛紫贤？真说与君惟个子，从头去看野狐禅。”认为《悟真篇》传的就是房中术，而效果却不怎么样，连带把为《悟真篇》作注的上阳子也恨上了，认为“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王阳明早期学了道教的外丹服食和房中术，没有达到改善身体健康情况的目的，因此批判了道教养生。同时虽然没有否定静坐，但认为静坐对改善身体健康作用也有限，因此并不赞同门人经常静坐。
王阳明后期对道教养生的批判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这跟他没有得到道教内丹修炼真传有关，他虽然对静坐有一定体验，但对具体的修命功夫并不了解。道教认为性要自悟、命靠师传，显然阳明没有得到命功真传，因为他“终不忘官相”，故“会心人远之”。要得到道教内丹真传本就不易。朱熹晚年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周易参同契》，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感叹自己“金丹岁晚无消息”，写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书，而没有对《周易参同契》作注，朱熹终究是个大儒，没有不懂装懂。朱熹所处时代虽然跟全真七子同时，但全真七子主要活动在北方，而朱熹主要活动在南方，而白玉蟾出生又比朱熹晚，因此朱熹仍然没有得到内丹真传。宋明大儒得到内丹真传的只有邵康节等极少数人，其它大儒都只是对静坐有所体验而已。单纯静坐修的是性功，吕祖《敲爻歌》认为“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伍柳仙宗》认为“所以长生者以炁，所以神通者以神。”也就是说只修性功对人的健康长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也能修出一些神通。而对于外丹服食和房中术，自唐代以后道教就不提倡了，认为是旁门小法，跟金丹大道完全是两回事。因此王阳明学道教养生没效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再说，王阳明身体不好，应当也跟他用神劳心过度有关。王阳明在后期生命观上是典型的儒家“生死有命”的生命观，在《徐昌国墓志》中认为：“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巨内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已矣。”又认为“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不赞成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和飞升冲举的观念。因此也无意于道教内丹的性命双修。（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山黄大仙祖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