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研讨班三第一课阅读：精神病问题的提出
拉康研讨班三第一课阅读：精神病问题的提出
1简介
很值得去开始我们对研讨班 III 的第一章的评论，这本书是关于精神病的，通过注意拉康对这个主题的进路的一个奇怪的方面：在这个研讨班中拉康的主要参考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病学家，因为在整个研讨班中只有两处提到 Bleuler（第 4 和 135 页），并且只有少数提到 Kraepelin，是从第二章而不是第一章就开始提到这个精神病学之父。同样，尽管在 《Ecrits》 中，拉康称为“我唯一的精神病学大师”（Ecrits，65）的克莱朗博，也只有少数提及。相反，正如索引中所提供的空间所证明的那样，施雷伯的《我的神经病的回忆录》和弗洛伊德通过该文本对施雷伯的研究是拉康在处理精神病的方法中转向的主要参考资料。
此外，我们从拉康的开场白中得知，他今年将讨论的主题最初被宣传为是对精神病的治疗，但拉康告诉他的听众，是关于精神病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将这个概念放回问题——就是他们需要出发的地方。
拉康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在他讲话时，吸引精神病学家兴趣的是精神分裂症而不是偏执狂。他问道，为什么偏执狂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具有“相当优越的地位”（第 3 页）？当然，标准版索引中对偏执狂的引用大约是对精神分裂症的引用的十倍，但考虑到这些变化，对弗洛伊德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次数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弗洛伊德写了施雷伯案例研究。然而，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坚持在精神病学领域对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进行明确区分，在研讨班（第 4 页）中将这种区别描述为“我们随后必须说的所有内容的可理解性的必要参考点”。因此，值得做一个简短的插曲来总结这两种分类在弗洛伊德写作时期的位置。
到 19 世纪末，德国精神病学将偏执症视为“一种非常广泛的临床类型，涵盖了大多数慢性妄想症”（Laplanche 和 Pontalis，精神分析的语言，第 296 页），这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初使用的用法。 Kraepelin 在 1890 年代的干预一方面是将精神分裂症（字面意思是早发性痴呆）与另一方面的偏执分开。不久之后，Bleuler 提出用“精神分裂症”一词来代替早发性痴呆（因为他认为这种疾病不是早发的），并将偏执狂纳入精神分裂症的标题下，作为其类型之一。弗洛伊德在这一切中的立场是同意 Kraepelin 将偏执狂与早发性痴呆区分开来，但不同意 Bleuler 将偏执狂视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子类别。弗洛伊德还提出用“paraphrenias（妄想痴呆）”来代替“精神分裂症”。以图表方式总结如下：
2偏执狂
弗洛伊德在 Schreber 个案的第三部分 (SE XII, p.75-76) 中叙述了他使用这些术语的理由、他将偏执狂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保持的敏锐度，以及他在这方面与 Kraepelin 和 Bleuler 的分歧。
法国的语境有些不同，在开头的几页中，拉康给了我们一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他将自己 1932 年关于偏执狂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与六年前他的法国精神病学家乔治·热尼尔-佩兰 (Génil-Perrin, Les Paranoȉques, 1926) 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后者指的是构成性偏执狂，确定了偏执人格的五个组成部分——骄傲、不信任、错误判断、不适应，以及一种被称为包法利夫人综合症的东西，一种认为一个人不是他所是的东西（引用于 GE Berrios,精神症状的历史：自 19 世纪以来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35 页）。拉康的博士论文没有提到杰尼尔-佩兰的名字，但正如拉康惯常的那样，他在其中也同样会攻击他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复述这次攻击，拉康将他的描绘认为是基于行为特征的偏执狂——“人格异常的特征概念”（第 5 页）——而不是在描绘可能将其与其他精神病区分开来的结构或机制。“一个偏执狂——至少在雅克·拉康的某个论文试图激起人们去思考之前……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个不宽容的人，一个坏脾气的人，骄傲的，不信任的，易怒的，高估自己的人”（第 15 页）。4）。根据拉康的说法，对这些性格特征的关注背叛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理论假定出了偏执的心理起源。
相比之下，克莱朗博使用奇怪的术语“精神自动症”所带来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病现象通常具有根本上的无观念性 [anideique] 特征。心理自动症指的是，根据克莱朗博的说法，精神病的所有类别和子类别都是自动的，独立于主体的心理。“这意味着”，拉康说，“是不符合思路的”（第 6 页）。更准确地说，因为拉康，德克莱朗博的方法避免了将精神病人心理化并试图理解他们的妄想所产生出的诱惑。我们不应该担心必须了解精神病性妄想，因为这样做我们冒着上当受骗的风险。正如雅克-阿兰·米勒所说，在最近关于新提议的"普通精神病"类别的讨论中，
“说得通本就已经是妄想了。这是拉康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实践中，当你理解病人所说的话时，你就会被他的妄想和他的理解方式所吸引。你作为临床医生的工作是不去理解他说的话。不去参与他的妄想。作为临床医生，您的工作是了解他理解事物的特殊方式和奇特方式”（Jacques-Alain Miller，“重新审视普通精神病”，Psychoanalytical Notebooks，第 19 期，2009 年 7 月）。
理解需要归结为一种特定的精神病理论，通常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但它掩盖了精神病产物本身的内在价值。如果我们的努力集中在理解精神病上，那只是为了让它适应我们先前存在的世界观，试图将一个圆钉塞进一个方孔里面。
正如拉康提醒他的听众，如果你打一个孩子的脸他会哭，这并非必然的，因为孩子可能解释为父亲在关注他，而开心（第 6 页）。这是他对 Jaspers 的简要批评，并与之对比了“持续的话语价值”（第 7 页）：让患者有时间说话，用他们自己的话去表达他们的经历，而不是尝试太仓促地赋予这些词以意义，不留下让你们会感到惊讶或发现新事物的可能性。他以自杀为例：与流行的假设相反，春季自杀比秋季更常见。不过，我们应该对此感到如此惊讶吗？春天自杀的人比秋天自杀的人多这一事实“既能理解也不大能理解”（第 7 页）：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去让现象证明或反驳某个事件。“令人惊讶的是，春天的自杀人数比秋天的多，只能基于这种不一致的海市蜃楼，叫做理解关系——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把握！” （第 7 页）。因此，拉康正在描绘一幅图画，其中这些潜在假设已经建立在彼此之上，从而为精神病产生精神发生的精神病学理论。然而，对于拉康来说，如果我们尊重每个妄想形成的个体性，并让病人的证词作为我们的指导，那么很明显真的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精神分析的伟大秘密是没有精神发生一说。”（ 第 7 页）。
这实际上是对心理学或心理学解释的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这是研讨班 II 的一个突出主题。对于拉康来说，心理化概念——依赖于个人心理发生而讨论事情发展的概念——存在不足，这使得我们无法将精神分析——以及精神分析的对象——视为该心理学的等同的或部分等同的。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两个领域，我们就有可能回到他所谓的“很久以前就形成的神话中去”（第 8 页）：“人格统一的神话，综合的神话，优劣的神话功能，对自动性的困惑……” （第 8 页）。拉康给了我们一个心理学的定义，将它与行为学（ethological），即行为模式，而不是与主体相对于他者的位置对等，而后者才是精神分析的关键：
“……心理学是，如果我们试图尽可能牢牢地把握它，一种行为学，即生物个体与其自然环境相关的整个行为。在那里，你们对心理学有了一个合理的定义”（第 7 页）。
精神分析学不以一个人的行为作为做出诊断或干预的依据；相反，精神分析“将超出直接经验且无法以任何有形方式掌握的资源发挥作用”（第 8 页）。然而，这根本不会使精神分析成为反经验的，因为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在物理学中，“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不是颜色作为感觉的属性和通过直接经验区分的属性。这是它背后的东西，也是它的条件”（第 8 页）。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明显的症状将我们面临的现象从表面上看，然后将它们分为神经症、精神病（以及每一种的亚类）。在他对精神病的研究中，拉康正在寻找一种特定的机制来表明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
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其他资源”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呢？对于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这是 a) 移情和 b) 对自由联想的禁令。拉康说，这是人为的，但同时，“分析关系[是]由主体向医生叙述的内容以及医生对它所做的事情构成。通过从这种初始操作模式出发，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第 8 页）。然而，对于拉康本人来说，这种人造的资源是他在实在、想象和象征之间建立的三重区别，他自己承认他“永远在努力理解任何关于分析经验的东西”（第 8 页） ）。
在这里，他将三个秩序分为一边是“想象的或实在的秩序”，另一边是象征性的（第 9 页）。想象与实在具有连续性，象征的特点是在元素之间建立差距，“每个元素都通过与另一个元素对立而具有价值”（第9页）。我们在精神病中发现的恰恰是缺乏间隙，一个可以分隔元素的空间——无论是其他人还是无生命的物体——足以阻止它们变得盛气凌人。这是象征性的问题，事实上，该领域中的某些东西会在元素之间建立差异和某种接近度 是不可行的。拉康根据精神病人的经验描述了这种影响：
“一切都成了给他的信号。他不仅被监视、观察、监视，不仅人们对他说话、指向、看和眨眼，而且这一切……侵入了真实的、无生命的、非人类物体的领域。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如果他在街上遇到一辆红色的汽车——汽车不是自然物体——他会说，那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一刻它就过去了”（第 9 页）。
这里的红色汽车的例子是拉康在本研讨班后面重复的一个例子，作为克莱朗博用精神病的“基本现象”所称呼的例子，主体在精神病发作时的经历，其中意义就是一切突然对一些琐碎或不重要的事件产生出了依恋——即使主体不知道这个事件是什么意思（无主题性），他也知道这个意思特别指的是他自己。
拉康给了我们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精神病人赋予这种“基本现象”的意义。第一，红车作为一种知觉障碍（即生理上无法区分出它的颜色）；其次，红色在想象本身中具有明确的含义（敌意、愤怒或危险），例如我们在动物王国中发现的那样；第三，红车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在纸牌游戏中红色与黑色具有不同的价值一样）。
拉康说这些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实在、想象和象征的三个登录是如何区分的。然而，不得不说，当他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回到红车的例子时，他将这三种可能的解释称为感知的、想象的和象征的（p.21），并且在他在这里提出替代方案的方式中，只有他标记为象征性的解释似乎才是正确的、名副其实。然而，他提出的观点是，如果经验只用想象或实在的坐标去处理，没有参考象征秩序，它们就会显得敌对、威胁和霸道。
在我们有象征性的地方，我们也有差距，某种将事物彼此分开的组织，这使得偶然的体验就像在街上看到一辆红车一样失去了恶意和霸道的意义。
拉康说，弗洛伊德对施雷伯案例的处理比他对梦的处理方法更具有开创性，因为与在 Traumdeutung （《释梦》》）出版之前普遍认为有意义的梦不同，弗洛伊德在精神病问题上与同时代人的决裂是更具有开创性的、更基本的。然而，他指出，弗洛伊德仍然“将精神病和神经症的领域放在同一水平上”（第 11 页）。也就是说，他没有完全按照拉康在他的工作中想要做的事情来开展：即在两者之间做出结构性区分，而且，这还是一种不基于性心理病因学的区分。弗洛伊德以与神经症相同的方式解读精神病的产生。因此，妄想被弗洛伊德默认等同于症状。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从未见过施雷伯，他的分析只是通过后者的回忆录来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把拉康所谓的“印刷的话语”（p.11）作为他评论的对象，这使我们进入了象征的领域。这个话语是关于什么的话语呢？拉康的回答是关于施雷伯自己的身体：“弗洛伊德翻译的意义在什么层次上展开的呢？这段话的命名要素是从哪些方面借用的呢？一般来说，原材料是他自己的身体”（第11页）。
这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在关于无意识的元心理学论文中将那种精神病性话语描述为“器官的言语”（SE XIV，p.197-199）。还值得注意的是，与拉康不同（当施雷伯在司法上迅速晋升到一个父亲的世界中，人们比他年长得多时，他继续将施莱伯与象征性父亲的位置的相遇视为特权），弗洛伊德的感兴趣的是施雷伯的入睡前思想，它特别与身体有关，更具体地说，与色情的身体有关：“毕竟，成为一个服从交配行为的女人真的必定是非常好的”（弗洛伊德引用，SE XII，第 13 页）。
拉康告诉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表征了想象的领域，虽然与动物相比，想象在人类中运作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具有与自己的身体产生关系的一般功能，而且浓缩在成为色情区的东西上：
“如果说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与动物的想象功能相对应，那么这一切都以一种基本的方式，但总是几乎以无法得以掌握的方式，将他与他身体的一般形式联系了起来，这被我们称为色情区。只有分析经验能够抓住这种关系，始终处于象征的极限，处于其主要的动力上”（第 11 页）。
性感区的建立位于想象和象征之间的结合点上。整个想象的关系——主体与他自己的身体，以及他的组合物——都挂在这个钩子上。
在本章第三部分的开头，拉康开始探讨精神病和神经症的机制差异可能在哪里。虽然我们知道拉康将精神病中父亲名字的脱落表述为这里的关键区别，但我们必须记住，他的听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拉康本人并没有在研讨班的早期提到脱落。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里的讨论来追溯拉康为达成神经症中的压抑与精神病中的脱落之间的区别所采取的步骤。
他首先解决了无意识是公开的，处于表面上的想法。那么，精神病就一定没有无意识吗？如果我们将（地形学的）无意识视为被压抑的总和，而将被压抑的回归视为（动力学的）无意识的证据，那么在缺乏压抑的地方——正如拉康开始相信精神病的情况——那里肯定不是无意识的（或者至少，是无意识的，但只在描述意义上而不是在动力学的意义上，即具有无意识的现象性，但却缺少意识对无意识的压制关系）。拉康似乎同意这一点，正如他后来在本次研讨班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还在妄想的文本中发现了一个真理，它并不像在神经症中那样隐藏起来，而是很好地、真正地明确地和虚拟地理论化的方式在表达出来”（第 28 页），但是他在本章后面的评论表明，他感兴趣的不是无意识在精神病中是否明显，而是为什么它的内容似乎没有被压抑——为什么这些元素似乎缺乏精神病那里的“返回”，如同我们在神经症中看到的被压抑，以及为什么精神病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无意识在表面上。提出同样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去询问：如果没有抑制会激起心理冲突的真相，而分析的工作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放弃任何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呢？为了摆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确定一种在精神病中起作用的机制，这种机制看起来像是压抑，并且具有相同的效果，即在赋予有意识的主体一个陌生的或无法识别的外观的意义上，但在同一时间不知何故又有不同。
拉康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这种在底层表达的无意识仍然被排除在主体之外，而不是被他采纳为自己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为什么它却出现到现实中了”（第 12 页）。
拉康提醒他的听众，两年前他邀请让·伊波利特在拉康的研讨班上就弗洛伊德的短文“否定”的主题发表了演讲。拉康从这篇论文中得到的观点是，压抑不足以解释无意识的东西。
因为，被压抑和被压抑的回归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本次研讨班的后期，他告诉他的听众“……压抑和被压抑物的返回是一回事，一个过程的正面和背面”（第 60 页）。
例如，在弗洛伊德式的口误中，我们的话语中的压抑是很明显的。即使我们不接受我们使用过的词语，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话语中的那个时候使用了它们，而不是另外的其他词语；并且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间和上下文中使用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清楚地说明了我们想要提及的事物，但以另一种虽然重要的方式。然而，压抑是次要的现象。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必须承认一个原始的 Bejahung，[（肯定的判断）] 象征意义上的承认，它本身可能是缺乏的”（第 12 页）。拉康将弗洛伊德的德语术语 Verwerfung 与他的 Verneinung 进行了对比——一种微妙的区别，相当于将“排斥现象”（p.12）与否定现象（前者对应于术语“止赎”）区分开来。区别可能在于程度的问题，因为这种排斥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拒绝，而不是简单的否认或否定。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正如拉康在这里提出的那样，否定和排除都是在事实之后。正如他所说，脱落（verwerfung）意味着主体“拒绝进入他的象征世界，去接触他仍然经历过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只不过是阉割的威胁”（第 12 页，我的斜体）。主体拒绝在他的象征世界中的其他元素中给阉割一个位置。正如拉康简洁的表达所言，“任何在象征秩序中被拒绝的东西，在verwerfung 的意义上，都会在实在中重新出现”（第13 页）。事实上，这条格言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在描述为什么不能将 Schreber 的精神病仅仅视为对 Flechsig 潜在同性恋感情的投射时所选用的描述词语的回应。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说内部被压抑的知觉向外投射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废除的东西从外部返回”（SE XII，第 71 页）。
然而，在区分拒绝和否定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什么机构做出这种拒绝？并且，由此得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主体的选择？
2. 鉴于拉康将两者都呈现为事后机制，脱落（verwerfung） 和否定（verneingung） 之间的区别是否只是程度的问题？这是唯一决定某事是否被否定或是否被彻底排除的因素？
3.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这两种机制如此不同——差异足以解释两种不同的临床结构（倒错症和精神病）？
拉康解决否定或拒绝问题的方法是转向弗洛伊德的狼人案例。拉康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相信狼人具有精神病结构（第 13 页），尽管在与弗洛伊德的分析中这并没有被触发或表现出来，但拉康在童年幻觉中找到了这种结构的明确证据弗洛伊德记录：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在我的护士附近的花园里玩耍，用我的小刀在我梦中的一棵胡桃树的树皮上雕刻。突然，令我无法形容的恐惧的是，我注意到我的手（右手还是左手？）的小指被割破了，所以它只挂在皮肤上。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是非常害怕。我不敢对我的护士说任何话，她只有几步之遥，但我在最近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无法再看一眼我的手指。最后我冷静下来，看了看手指，发现它完全没有受伤”（SE XVII，p.85 – 86）。
在向听众传达这个例子时，拉康感兴趣的并不是幻觉本身。更确切地说，狼人没有向他的护士提及此事，尽管事实上她在所有其他方面显然都是他的亲密友人。这对拉康来说是一个迹象，表明他的经验被彻底拒绝访问象征界：
“所有可能言语的悬置是有多么重要！– 并且正是与他曾经向其讲述一切的人”（第 13 页）。
然而，尽管拉康说“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一点上没有歧义”（第 13 页），但这仍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如果我们在描述这种幻觉之前仔细看看弗洛伊德的评论，至少很明显弗洛伊德自己说了一些关于阉割是否被承认的模棱两可的事情。值得完整地引用有问题的段落：
“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的病人最初对阉割问题采取的态度。他拒绝阉割，坚持他的肛门性jiao理论。当我谈到他拒绝它时，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是他将与它无关，在压抑它的意义上。这确实不涉及对其存在问题的判断，但它就像它不存在一样“（SE XVII，p.84）。
拉康引用的正是这个“在压抑它的意义上”，以表明某些东西已被排除在象征性之外，其中缺少肯定或 Bejahung 的判断：“弗洛伊德在这种现象与这种非常特殊的认识之间建立的关系任何事物，即使在文本中表达的被压抑的意义上也没有翻译成这样——在象征秩序中被拒绝的东西在实在中重新出现”（第 13 页）。 然而，弗洛伊德接着说：
“然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他最后的态度，即使在他婴儿神经症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找到了很好的后续证据，证明他承认阉割是事实（SE XVII，第 85 页）。
如果我们还记得拉康在精神病中寻找对阉割的拒绝——他“拒绝进入他的象征世界以获取他仍然经历过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只不过是阉割的威胁”（p.12） ——那么弗洛伊德的上述言论似乎与阉割已被拒绝的断言相矛盾。继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
“在这方面，他再一次以他特有的方式去行事，但这使得他很难清楚地说明他的心理过程或感觉进入其中。他先反抗，然后屈服；但第二反应并没有消除第一反应。最终在他身上发现了两种相反的潮流，其中一种是厌恶阉割的想法，而另一种则是准备接受它并以女性[原文如此]作为补偿来安慰自己。但毫无疑问，第三股潮流，最古老和最深的，甚至还没有提出阉割现实的问题，仍然能够活跃起来”（SE XVII, p.85）。
弗洛伊德似乎想向我们强调狼人对阉割的极端矛盾态度。他接受它，但仍然抗拒它，因此“并排存在两种相反的潮流”：阉割是可能的，但它不可能。然而，在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补充中，弗洛伊德补充说，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他甚至没有提出阉割作为一个问题！正是在这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能会找到止赎的证据——事实上，当面对它时，他甚至不会问自己是否有可能。这是一种比简单地接受或拒绝更根本的拒绝——就好像这个话题本身从未被考虑过一样。
然而，如果我们采用弗洛伊德引用的前两种反应——阻抗是跟随着屈服的，但屈服并不能取代阻抗——我们可能更多地将狼人解读为恋物癖的案例，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恋物癖的机制在于——否认，或者德语为： verleugnung——似乎最适合弗洛伊德的描述。这就是他在 1927 年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中介绍恋物癖机制的方式：
“如果我们想更清晰地区分观念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并为情感保留“Verdrangung”[压抑]一词，那么表达观念变迁的正确的德语术语将是' Verleugnung'。“盲点化（Scotomization）”在我看来特别不合适，因为它表明知觉完全消失了，因此结果与视觉印象落在视网膜盲点上的结果相同。相反，在我们正在考虑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知觉一直存在着，并且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活力的行动来去维持否认。在孩子观察了女人之后，他仍然保持不变的信念，即女人具有阳具，这是不正确的。他保留了这个信念，但他也放弃了。
拉康对这种否认而不是脱落的建议之回答在于，我们在精神病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否认而将一个信念置于另一个信念之上（因此我们有两个关于阉割的相互矛盾的信念仍然存在），而是在更原始的层面上再现了主体所拒绝的东西。被拒绝的东西以幻觉的形式从现实中返回，这一事实表明了狼人的精神病结构。
但是，我们能确定这是从实在中重新出现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幻觉，难道不能说它完全代表了阉割吗？与其被脱落，我们能不能说相反，很明显，幻觉（或者，也许是想象的）截肢是阉割本身的一种表现，只是以我们期望的方式表现出来神经症——通过从阴茎的换喻移置转化为合适的替代品——手指？
然而，我们暂时可以将这些问题搁置一旁，理由是我们不应该期望在本次研讨班的第一场课程中考虑这么多。的确，值得指出的是，在研讨班的这个阶段，拉康并没有使用“脱落（forclusion）”这个词来翻译弗洛伊德的 Verwerfung。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用来区分机制的德语术语，但拉康在这个阶段谈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压抑：“被压抑的神经症的起源并不处于同一历史水平即使在它们的内容之间存在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像精神病中的被压抑物那样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第 13 页）。
谈到言语幻觉，拉康将我们带回 L图的版本，其中满言可以绘制为位于 S 和 A 之间的虚线上：
L图示
这个模型所证明的是，所有满言都不能直接传递给大他者，而必须通过拉康所说的小他者的“迂回”（p.14），即想象中的自我到自我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说“主体用他的自我对着他自己说话”（第 14 页）。然而，我们发现精神病患者与他们自己的言语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言语幻觉。在一个明显与任何自我心理学推理相反的断言中，拉康说，正是神经症主体与其自我的关系比精神病患者的关系更不稳定。神经症患者知道他永远无法将自己的形象与言语调和，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我们看到“主体完全认同于他说话的自我，或者完全按照L图的实线在开展自我的过程”（第 14 页）。例如，我们可能认为神经质主体是一个分裂或被禁止的主体——$——分析师指出的疏忽或错误表明另一种含义可能表明主体和他的自我不一致；然而，一个精神病人不会有这样的经验，他们自己的话，或者他们可能会传达他们不知道的意思。精神病患者的主观性与他们的自我、他们的自我形象完全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拉康提出，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无意识并不是公开的，而是它在实在中回归的原因。然而，当它特别是作为一种言语幻觉这样做时，它采取自我的形式，一个来自内部的声音对精神病患者说，并告诉他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幻觉在现实中出现的那一刻，也就是伴随着现实感，这是基本现象的基本特征，主体实际上是在与他的自我说话，就好像一个第三方，他的衬里，正在说话和评论他的活动”（第 14 页）。
拉康解释说，在本次研讨班的其余部分，他将使用实在的、想象的和象征的三个语域来解释精神病现象，这将使他能够接近客体关系理论，当时至少在英国学派。在拉康的课程结束语中，他攻击了客体关系。他认为客体关系学派存在“对符号秩序自主性的误认”（p14 -15），这具有将实在和想象的客体混为一谈的效果，忽略了处于精神分析实践中心地位的言语维度。当象征在这样的实践中被诉诸时，它从想象中得到回应，从幻想中得到回应。他声称，这种做法使“分析成为疯狂的前厅”（第 15 页），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精神病人的操作：有某种东西类似于对符号之物的脱落的操作，而符号之物则无法覆盖想象。此外，未能认识到这一象征维度意味着，就像拉康最喜欢嘲笑的对象自我心理学家一样，主体被视为与自我密不可分。拉康认为，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临床后果。如果处理时不着眼于这个象征层面，它可能会引发快速或持续的错觉，“这包括验证想象，用想象层面的认知代替象征层面的认知”（第 15 页）。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对第一次课程的评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诊断的问题，它不依赖于主体的行为或气质，而是依赖于将精神病与神经症分开的特定机制，而拉康试图找到一个对弗洛伊德的参考，无论是多么模棱两可。另一方面，存在处理精神病治疗的问题，正如拉康所关注的那样，它指出客体关系理论在哪些方面可以很好地利用三种登录之间的区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康在今年研讨班的开场白说他想解决的不是治疗，而是治疗精神病遭遇的问题，这一事实反映在本次研讨班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标题中，并收录到《Ecrits》中，题为关于精神病治疗的任何先决问题。也就是说，拉康的目标不仅仅是提出一种在既定理论框架内工作的更好技术，而是试图重新审视精神病学理论并提出弗洛伊德从未实现过的东西——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的结构性区别——通过哪些临床技术问题可以重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