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门旧事」我的师爷爷--孙剑云先生（上)
我管孙剑云叫“师爷爷”，据我所知，普天之下也只有我这样称呼她，别的人或叫“师爷”，或叫“孙师爷”，她的本家孙辈也有叫“姑奶奶”或“姑姥姥”的，但只有我一个人叫她“师爷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得从我的爷爷谈起。
我爷爷雷师墨（1889~1964，字师墨，讳观群）是大清银行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辈子服务于中国银行，年轻的时候身体肥胖达220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掌印秘书，总裁在三楼，他在二楼，每天要上一层楼给总裁送用印的文件，只上一层楼中间还要歇两次。后来别人劝他锻炼身体，不然有瘫痪的危险。
当时没有别的体育运动，只有武术，于是在30岁时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孙禄堂先生门下。我曾见过当时的拜师照片，孙禄堂夫妇居中而坐，一起拜师的三个人（另两人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有一人姓周，后居苏州）在后面站立，而孙剑云站在最前面父母的中间，时年5岁。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不知去向，殊为可惜。
我爷爷刚开始练拳时，因为太胖，只教了一个三体式，他就每天站三体式，整整站了一年，据说每天练完后，地下都是一滩水，一年后体重减了70斤，从此更是信心大增，每日习拳不辍，到我记事时就完全是一个瘦老头了。在孙禄堂老先生早年的弟子中，有相当一批文人，因仰慕孙老先生不仅武功卓绝，更兼学识渊博，因而拜在门下，我爷爷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孙老先生有一大批中国银行的徒弟，就都是我爷爷引荐拜师的。
拜师之后，我爷爷对老师崇拜之极，不仅向老师学拳术，连老师的生活习惯都全盘接收，比如：据我所看到的，爷爷每天洗脸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用一个半高的小凳（比平常坐人的要矮），上放深兜的洗脸盆，内放满满的开水，老爷子脱光膀子，骑马蹲裆式一站，把胡子放在热水里连蒸带烫，等水的温度能下去手了，再洗头洗脸擦身，以我的估算，前前后后总要半小时以上，马步蹲住纹丝不动，洗完之后还要用小梳子把胡子细细梳理后，全部“课程”才能结束，据说整个程序是原封不动地“克隆”老师的。
还有就是踢门帘，也是学老师的，爷爷住的北房里外屋之间不用门，挂的是布门帘，中间还有块补丁，家里人都嫌难看，出来进去时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下面还有门槛，不注意就会绊一下，可是老爷子严词不许，说门帘绝对不能拿下，他自己每当过往时还一定要抬腿踢上几脚，方法是用脚尖点，每次都在同一地方（后来我从师爷爷孙剑云处得知，原来孙老先生也是每天踢门帘，而且门帘上也是打着补丁）。这些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去世也从未改过。
由于我爷爷生性忠厚耿直，又对老师尊崇备至，所以后来孙家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财务上的事情就都交给他来办。其中让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让孙剑云和我们家70年交厚的原因之一，是他主持了孙氏一门的分家。
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当时的中国银行规定内部员工的存款利率要高于外部，所以孙老先生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以我爷爷的名字存入中国银行，全部存款有5万元大洋。到孙老先生和张氏老夫人去世，我爷爷主持孙家分家。
这件事后，我爷爷就一直照护着这个小师妹，先后辗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乃至抗战时随中国银行总行撤退到重庆，我奶奶和七个子女他一个也没有带，却把小师妹带着，而且还把她也介绍进了中国银行工作。
我第一次见孙剑云是在我三岁时，由北京去上海见爷爷（从出生没见过）。孙剑云虽住在银行宿舍，但整天都在我爷爷家里，见了面后让我叫她“师爷爷”。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及至稍大点后，曾问过我妈妈，她明明是女的，而且不老，为什么要叫爷爷？我妈说因为她没结婚，不能叫奶奶，她的辈分高，也不能叫阿姨、姑姑什么的，所以就得叫爷爷。至于师是什么意思，我只以为她姓师，后来才弄清楚这里面的因果。
我的哥哥们都尊称她孙师爷，只有我叫师爷爷，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太小的缘故，从此这也就成了我的专利，再没有第二人这样称呼。
1950年我爷爷退休回到北京，住在南新华街，臧家桥胡同口往南，孙剑云也跟着回了北京，仍住中国银行宿舍，是银行包的一家旅馆，名字似乎是“远东饭店”，就在李铁拐斜街，离我们家极近，走路不要5分钟，所以她基本上仍是整天在我们家。那时我已经开始有记性了，天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她。
我爷爷的朋友多，武术界的、梨园界的、书画界的居多，甚至与潭柘寺的方丈也有交情。我们家后院的一棵银杏树就是潭柘寺的方丈送的。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话范围极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可说是“文武昆乱不当”。
来了梨园界的朋友时就一起唱戏，以昆曲居多。我记得有个叫尚和玉的老人，又高又胖；我一给他开门，问他“你找谁”，他总是拿着把大扇子指点着我说“找你爷爷”。后来方知，他是极有名的一位昆曲演员。
人少比较清静的时候，他们师兄妹二人常常推推手，极柔和，极缓慢，有时还闭着眼，我那时小，还以为他们睡着了。也有大活大动的时候，那就是在走大捋时，满屋子飞旋，我被放在桌子上看，好让屋里空间大些。当时不懂，后来自己也练拳了，才体会出那里面的滋味。现在闭起眼睛回味，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也练剑，一般都是对剑，应该是八卦剑吧，就在屋子里，人随剑走，左旋右转，进进退退，粘连黏随，两个人再加两把剑，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剑，在不大的房间里还游刃有余，从来没有碰到过桌案上的器物。
现在看许多人练剑，都是人抡着剑走，人是人，剑是剑，意境上毕竟差了许多。后来我长大，也没少看她练八卦变剑，虽然是风采依然，轻灵飘逸，人剑合一，叹为观止，但可惜已经没有了对手，难免有些曲高和寡、孤独寂寞的意味了。
有时天气好，他们也会在院子里抖一抖白蜡杆，我家有两根一丈五左右的白蜡杆，轫性极好，头部可以抖成车轮般大小的圆圈，通体油光锃亮，呈暗红褐色。他们常常是站成三体式，做拦、拿、扎的基本动作（听我爷爷讲过，拦是横拳的劲，拿是劈拳的劲，而扎是崩拳的劲）。有时也两人对着练，和对剑不一样，对剑是谁也不碰到谁，而对枪则两根杆碰得“砰砰”响，据说是有意识地较一较力。
有时也在院子里用剑点牡丹花叶子，先是站在原地，找一片固定的叶子，用剑点，然后就走着点，转着八卦步，来来回回地转着点，每次都点在同一片上，当然，那片叶子是肯定体无完肤了。我长大后也试着点过花叶子，才发现，要想把叶子点破，还真不容易。因为它是软的，握剑的方法不对，或手指手腕上没有劲力，没有连点带刺带挑的劲儿，和把握分寸的脆劲儿，就不成。现在看很多人舞剑都是大把抓，和耍大刀差不多，实在是连握剑的基本手法都不对。
因为师爷爷常年在我们家来往，所以我家所有人都和她极熟，她也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以长辈自居，而是极随和，极平易近人，极幽默风趣，所以我的父母和那些叔叔大爷姑姑们都和她没大没小，成天说笑打闹，凑在一起就笑声不断。
我母亲（比她小三岁）就曾趁她午睡时在她脸上用毛笔画过眼镜，她也不恼；直到晚年，她们两人还有时提起此事，相对大笑不止。我爷爷也偶尔和她开个玩笑，知道她不吃鳝鱼，有一次特地把鳝鱼肉切成小丁，用来做成炸酱，请她吃炸酱面，她吃得津津有味。等吃完后喝茶时，我爷爷问她“今天的炸酱好吃不好吃”，她说“好吃”，“那你知道是什么肉的吗？”然后呵呵一笑说“鳝鱼”，她一听，顿足捶胸，但也无可奈何，吐也吐不出来了。
我印象中，她只和我爷爷闹过一次别扭（据说是因为劝她和她二哥和好）。不过别扭得也挺有意思，她只是不理我爷爷，和我奶奶和其他人都照说不误。我爷爷也不在意，该怎样就怎样，有时非传达信息不可了，就找个子女来，说“去，告诉你师姑...”，云云。
我爷爷与孙存周和孙剑云兄妹关系都好。若换别人，夹在他们的矛盾中则难免“说项依刘我大难”了，而我爷爷因从来都处事公正无偏，所以和双方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几十年，也能泰然处之。
孙存周有时来我家，我的父辈叫他“二叔”，让我叫“二师爷”，总带着个墨镜，说话也极风趣。他和我爷爷年岁差不多，很谈得来。我爷爷也时常到北海公园和他练练拳，聊聊天，我不上学时偶尔也带我去。可惜他们相继去世，前后只差一年。
直到文革前，她一直是以在誊印社刻写蜡版为生。当时没有电脑、键盘式中文打字机、复印机等等一切现代化设备，单位里除了正式的文件要用老式的中文打字机打（比手写还慢），其他都用刻写蜡版油印，所以刻蜡版的活还挺多。她有深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刻起蜡版来可说得心应手，其速度和质量都是上乘，所以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中，誊印社解散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断绝，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到来了。
也可能有人要问，分家的时候，她不是一人得了两份吗，何至于要靠刻蜡版为生呢？这就要从两方面说起了。一方面，她本人的性格所致，一生轻财好义，不善聚集；孙家长房里有几个侄子是靠她的接济才抚养成人的，这花去了她将近一半的钱。另一半按说也不在少数，但经历了抗战的八年动乱，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银圆兑换成金圆券，随后就是大幅贬值，她存在中国银行的钱几乎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到了解放时，她实际上已经是个“无产阶级”了。
解放后，她本是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但后来把她调到哈尔滨去工作，这是否带有某种贬谪的意思，现在不得而知了。她不愿去那人生地不熟的苦寒之地，就辞职了。考虑到她20年来一直是在师兄们的呵护之下，此时不愿做天涯孤旅，也是很正常的。
后来还有一个去国家体委武术处工作的机会，她仍然没有去。这次的理由是，李天骥已经在体委武术处了，而李天骥是她的师侄，将来不好相处。对于她的这个决定，许多年之后，她也曾后悔过，她曾对我说：“当初我要是去了体委武术处，推广简化太极拳时，就会按照孙式太极拳去编了，那么现在全国的人就都是在练孙式太极拳了”。
据师爷爷自己讲，在整个孙氏拳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次重大的错失良机。第一次是陈微明办“至柔拳社”。陈是孙老先生早年的弟子，前清的进士、翰林，以文人习武，对孙老先生和孙氏拳极为热爱，有感于以磕头拜师的方式来推广拳术实在速度太慢，就在上海创办了“至柔拳社”，要以新式的方法推广孙氏拳，孙老先生也对此很赞许。
就在庆祝成立的宴会上，孙存周先生对陈微明说了一句玩笑话：“你们文人都来教拳了，将来我们练拳的就没有饭吃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放在别人处也就会一笑置之。而陈微明是个极认真的人，他说“我不能让我老师的儿子因为我而没有饭吃”。当天就转教杨式太极拳，以后在“至柔拳社”里只教杨式。至柔拳社前后培养出了几千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赵朴初等，这是孙氏拳发展的一次重大损失。
第二次就是50年代初的这一次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和李天骥的关系倒也始终很好。李天骥对这个师姑始终也是尊崇优礼，时不时地就接她去家里住些日子，此是后话。
总之，从此她再也没有从事过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任公职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缺憾，对她晚年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她虽然没有到体委去工作，但作为武术名家，还是受到了相当重视的。历届的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的武术比赛，她出任过多次的裁判长。据她自己讲，是因为得到了父亲的余荫，我觉得不尽然。余荫固然是有的，但她本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之高，在武术界也是罕见的（未完，续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