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用最详细的梳理，解析咸丰、奕䜣、慈禧、肃顺的作为

清晰梳理辛酉政变：为什么实际只是这四个人的事？罪魁祸首是谁？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即咸丰皇帝)崩于热河，遗命“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

幼帝生母慈禧太后不满顾命大臣“目无君上”“擅自主持”朝政，于是与恭亲王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辛酉九月三十日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肃顺逮扑下狱，一举粉碎“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取而代之，慈禧太后就此夺得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斗争的双方，一方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另一方以辅国公肃顺为首。要了解双方冲突的起因，不能不首先追溯文宗和恭亲王奕䜣的关系。

一、清文宗与恭亲王

清宣宗共有三后九子，一、二、三子均早夭，皇四子奕詝为文宗，皇五子奕誴出嗣为淳亲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崩于道光二十年，自此奕詝即由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抚养。奕詝与奕䜣同在一母的照拂之下成长，且二人年龄相仿，同在书房读书，无异于“亲兄弟”。

按照清朝皇室的传统，他们对皇子一向严格要求，皇位要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才干本在奕詝之上，必得皇位无疑，不料，皇位最终却归于奕詝。这是何缘故呢?据说，有一次，宣宗带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帝问之，奕詝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听了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 ”于是，立储之事遂密定。(清史稿《杜受田传》)

奕詝说的这些话，其实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事先指教的。又据清人笔记载：一日，宣宗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奕詝此举，其实也是杜受田的授意。原来，杜受田知道奕詝智识“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取胜，于是定下此计，以仁孝之心取悦于宣宗。

以上两文，不言自明，文宗得位有取巧之嫌。可以想见，奕䜣对哥哥此举未必服气。由此，二人逐渐便产生了猜疑不和之嫌隙。咸丰五年，恭亲王生母孝静皇贵妃崩。文宗上谥太后，但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减杀太后丧仪”以别嫡庶，不难想见恭亲王对此深为遗憾。自此，兄弟失和表面化。恭亲王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肃顺得宠正是在恭亲王退出军机以后的事。可见，没有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失和，就没有恭亲王奕䜣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而没有奕䜣的退出军机，可能就不会有肃顺于咸丰六年被重用的事。由此可见，肃顺与奕䜣的不合，实际是源于咸丰皇帝的狭隘心思。

二、肃顺与恭亲王

肃顺性格骄狂、锋芒毕露，掌权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但另一方面其办事干练，也是事实。肃顺有此优点与长处，因而颇得清议的好评，更得到文宗的重用，因此成为皇帝的亲信近臣，辅国公、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并执掌印钥。皇帝的重用，反过来自然也助长了肃顺的跋扈专横，甚至凌驾于满朝大臣之上，连地位在他之上的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也主动与其联络。

肃顺既有整顿朝政的锐气，又有尊贤的魄力，非一般大臣能比。他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力保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及湘军。清军镇压太平军有所收效，在军事上的进展自然有肃顺保荐人才的“功劳”。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因为他的坚持，杀了舞弊的正考官大学士柏葰，扭转了科场的歪风邪气。肃顺接任户部尚书后，不留情面地查办了户部司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他急于铸新钱，为的是稳定京师物价，行动之快，出人意料。尽管财政收入紧张，经他多方紧缩，居然保证了军费供应。

肃顺刚愎自用，视满朝亲贵为酒囊饭袋，唯独对恭亲王奕䜣不敢掉以轻心。恭亲王不但地位显赫，而且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为巩固权位，肃顺拼命与恭亲王为敌。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猕木兰”为由，仓皇避往热河，命恭亲王留京出面议和，谓“办理抚局”。文宗暗自盘算议和是假，争取时间部署兵力为真，他没想到恭亲王竟然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文宗对此感到很不满。肃顺则趁机中伤奕䜣，守旧派随之望风捕影，谣传恭亲王将借助洋人的势力造反，这更加重了文宗对恭亲王的猜疑，

最严重的事件是文宗将恭亲王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加深了恭亲王与肃顺的矛盾。清朝家法特别看重“亲亲尊贤”这四个字，选派顾命大臣，尤其应该按这个规矩办。十个亲王，有七个是承袭而来，二个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奕䜣与诸王不同，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荣。再说恭亲王与文宗兄弟手足，奈如一母所生，可谓亲中之亲。显然，以恭亲王的身份和才具，如无很深的猜疑和肃顺的挑拨离间，则文宗选取的顾命八大臣，应该以恭亲王为首才是。倘若如此，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抑制肃顺的揽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变发生。

三、肃顺与慈禧太后

肃顺和懿贵妃(慈禧)水火不容的关系，由来已久。懿贵妃心里明白，咸丰皇帝病入膏肓，寿数将尽，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皇长子载淳将会继承皇位，她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事务。为此，她一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另一方面设法与闻政务。咸丰皇帝命她代为批答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可以从奏折中了解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朝章制度；再从皇帝的批答中知道政务的处理方法，从中体会驭下之道，研究训谕款式。肃顺因此在皇帝面前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朝政。懿贵妃因此恼恨，亦可想而知。

慈禧和肃顺这两个死对头，前后大致斗了四个回合。

幼主载淳继位后，按照清朝的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不顾别人的提醒，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后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要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下先后来。第一个回合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她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就应该是“东太后”。“东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不久上微号“慈安”，“西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肃顺对两宫太后互有扬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慈安太后秉性宽厚和平，胸无大志，不懂朝政，尽可以蒙蔽，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面上敬重之诚，保持君臣之礼。慈禧太后则不同，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在肃顺看来，她和宋朝的章献刘皇后一样喜欢大权独揽，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对于两官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谈些什么，极为注意，为此在宫里安插了奸细。

清朝的家法，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官提出以铃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铃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如果这样办，两宫听政，有名无实。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于是，第二个回合是肃顺输了。

御史董元醇上奏“敬陈管见”一折，两宫太后将该奏折“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的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诺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毋庸议”；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这简直是不让人过问国事；两官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却抹煞这个事实，有欠公平。“痛驳”说“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寡妇，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于脆“搁车”(按：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凡此史无前例的违命抗旨及封锁，已构成叛逆行为。经过激烈的争吵，陷入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铃了印。第三个回合，是肃顺胜了。

四、慈禧太后与恭亲王

文宗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应该先造舆论，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闲之人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理，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统治集团的最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缓急可待的人是恭亲王。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打倒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恭亲王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没有实力、前途未卜的两官太后绑在一个战车上呢?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挑战。“顾命”制度既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肃顺的排挤。固然，用人权柄在上头，两宫太后如将恭亲王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说不定可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但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这一幻想，从恭亲王这面来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手中。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取消“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大学士贾桢建议两官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恭亲王的意思。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段话可能是出于恭亲王的授意。可见恭亲王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可以想象：如果恭亲王亦在“顾命之列，他一定也跟肃顺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祖制重顾命”，以恭亲王的才干和地位，执行尊严的家法，足以裁抑慈禧。可见，咸丰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是多么自私和低能。

五、辛酉之变

为了扩张势力，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全庆，以示笼络；文宗末命“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是军机大臣杜翰写旨时自己加上去的，可见这班顾命大臣一开始便用心揽权了；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祐灜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伙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驰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恭亲王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以恭亲王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军队抓到手。咸丰皇帝崩，恭亲王到热河叩谒梓宫，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

此后，为在朝中造“垂帘”舆论，恭亲王的亲信多方疏通游说，发动清议，联络人心，争取到了汉大臣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霁及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支持。恭亲王伺机向两宫太后面奏添派惇王为恭理丧仪大臣，以此向惇亲王示意团结，消除误会。

与肃顺斗了三个回合，越发使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天子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太后之地位，她不甘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要收回权柄，必先除去肃顺!权柄不能下移，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两官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决不可再留，遂密令恭亲王处置。按照这个指示，恭亲王在北京加紧部署。两宫太后从热河一回到北京，便召见恭亲王、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共五人。两宫正式提出垂帘主张，控诉顾命大臣罪行，面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柔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恭亲王奉”特旨”提拿了载垣、端华，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迎捕了肃顺。这是慈禧太后和肃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以肃顺彻底失败告终，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顾命大臣均被“革职”或充军，有的“加恩免其发遣”。

这次事件发生于1861年，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历史上称为“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

辛酉年十一月初一，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从此，两官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此，慈禧太后正式取得国家最高权力，此后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

根据慈禧太后“稳定大局”的指示，对肃顺余党，只办了陈孚恩、黄宗汉等少数几个人的罪，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与此同时，接收政权，调动军机处和部院大臣，注意安抚各方，特别是争取汉人和蒙古人的助力。

清朝的历次宫廷政变，无论是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还是世宗即位后的自相残杀，无不大动干戈。唯有这次政变，不费一枪一弹，只不过杀了三个人，大局便保持了稳定。

综上所述，“辛酉政变”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以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为起因；以文宗设计的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互相牵制的安排为隐患；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双方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展开了激烈争吵，终于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不得不诉诸武力。

斗争的结果是权力的再分配。“辛酉政变”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至今只知大概而不明其全部真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逐渐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