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三十七）：开辟淇县山区的回忆 / 四六文摘

编者按：

从2020年4月16日开始，文艺朝歌陆续推送《红色记忆——淇县革命回忆录资料汇编》，让我们一起走进炮声隆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共同感受这片遍布红色基因土地上的光辉与荣耀。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开辟淇县山区的回忆

王耀文

1943年夏天，我从山西榆次调到河南豫北，开始在汲县的狮豹头村。当时，一二九师民运部副部长陈孝同志在那住，他同我谈了话，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到了淇县，我到淇县时，那里已有了县政府，民主选举刘哲民任县长，还有个程西海，他是民政科长，当时就我们三个人，我是在部队打开那后就去了，刘哲民也是随部队去的，时间上前后差不多，开始我们住在一个小村，村名记不住了。后不久，就到了西掌村，在那住着一直未动，后来又来了刘萍，记不清他任县委书记，好象是组织部长，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县委委员有刘哲民、刘萍住一区，我住在二区，兼任区委书记，县政府原来住一区，后来搬到西掌，因为西掌群众发动的好。

1944年春天，赵滔去了，他任淇汤县县委书记，在这之前，我们在一起碰头时，是刘哲民主持，可能我记忆的不准，也许当时刘萍是代理书记，当时开个碰头会，你一言我一语的，一商量就定了。

记得李泽（地委委员兼汲县县委书记）去过淇县一次，他吃住就在我那里，向他汇报了淇县的情况，刘萍和我分别介绍一、二区的情况，刘哲民主要负责县政府的工作，当时职务不是很明确。

我记我和程西海去淇县地区比较早些，程西海抓的政府这一摊子，很短时间，刘哲民来了，并明确是淇县县长，程西海情绪有点波动，记得他给我谈过：“这是怎么搞的，给我谈的是到淇县任副县长，我也抓了政府工作，派来县长，也不提我当副县长了，叫当科长！”那时叫工委还是县委不是太明确的，也许刘哲民说开始叫工委是对的，因为上级给他谈话了，他又是当地人，我和程西海都是外地人，我去时和我谈的很简单：“你参加县委、那里刚开辟工作，你去后主要在下面，先建立一个根据地。”就这么几句话，当时在淇县工作的都有谁，也没给我说，是我到后才知道的。

淇县刚解放后，划了三个区，记忆叫我兼管三区，这个三区在什么地方，我去过一、二次，当时二区发动群众有一定成绩，向三区介绍经验，把三区的干部召集到一起，把西掌发动群众的经验向他们介绍，让他们回去也这么搞，主要介绍合理负担，如何搞统一累进税，但具体在那个村开会，记不起来了。

1943年一开始就建立了三个区，二区区长是王锡庆，一、三区区长记不清了，刘萍兼一区区委书记，我兼二区区委书记，刘自浩到一区任书记少迟些，我印象不深，大概见过一、两次面，实际上一区工作是刘萍抓的，三区的领导我不记是谁了，让我兼管三区时，好象是区长、区委书记都没有了，才让我抓三区工作，我主要是通过王锡庆抓三区，他是当地人，比较熟悉，开会都是由王锡庆通知的，会上由我讲。

我到淇县以后，县政府就有个民政科，县委有个组织，有个宣传，淇县的县、区级政权建设，就是从我们进去这几个人开始，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的，今天找来了一个人，明天又找来一个人，不是说一天都全了，谁是什么科长，谁是什么科长，并不是一去，政府就有那么一摊子，分工很明确，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人物，一区的情况我不了解，我谈谈二区的情况：

实际淇县发动群众，二区是突破口，我在那时，一开始先搞的合理负担，这是第一个斗争，以西掌村为突破口，当时我手下有牛生堂，还有个小名叫小雷的，我依靠这两人，这两人都不是西掌（自然村）人，他两做我的助手，因为那时区委就我一个人，区长王锡庆是才吸收参加抗日的党外人士，在区公所住，而且对合理负担也不懂，他没有作过这个工作，我先在西掌搞合理负担，然后向王锡庆介绍，他才明白，西掌村一半是地主，一半是田户，地主里边有个地主，象杨老二，还有个杨老三，中等小些地主象杨敬堂、杨保堂（这弟兄俩是我动员出来参加工作的，我当时在他们家住），杨保堂年纪小，杨敬堂有点胆量。

我走了以后，就是牛生堂他们在西掌工作，当时我在那时，我们住在一起，那时我第一个发展了牛生堂为党员。

一开始搞合理负担时，杨老二曾经收买过我。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到他家去，去就去吧，因为那时对地主不象土改时那样，还是争取团结抗日，所以我去了，到他家后，他准备了一顿饭，所谓饭，主就是小米饭里有几块羊肉，叫羊肉米饭，非让我在那吃，我也吃了，他也不谈什么问题，我吃了一碗不吃了，他就和我谈起来了，意思是在合理负担中叫照顾他些，说他很困难，这几年灾荒，租子收不上来，临走时我对他讲：“八路军和国民党不一样，八路军有规矩，算出来你是多少就多少，比方说，算出你是五百斤，我如果给你减三百斤，我就得说出个理由来，否则就不能减。”他看谈不成，便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卷票子，塞到我口袋里，黑天，我也不知是什么，另外，我是第一次到他家去，也不便和他纠缠，我就回去了，我和牛生堂睡在一起，往床上一躺，拿出来一看是一卷票子，我当时对牛生堂说：“你把这个给他送回去！”他想收买我！实际那次合理负担他是最重的，咱们的办法是统一累进税，我拿地来作比方，你是三亩地，他是六亩地，我是十二亩地，地是这样的倍数，可是拿粮食就不是这个倍数了，比方说三亩地是一百五十斤，六亩地则不是三百斤，而是四百五十斤；十二亩地就成了一千几百斤了，这样一累进，杨老二、杨老三拿的粮食就很多了，村里的佃户非常高兴，这是对地主的第一次打击。

打击了以后，出了点小事情：西掌杨敬堂有个外甥叫冯长贵，是个佃户，我就和他住在一起，隔墙就是地主家，干部怕我在那住不安全，另外那院里还有两家，其中一个是卖羊肉的，还有一个女孩有点风流，为了避免闲话，我搬到村公所，一天晚上我去那院找长贵，走到卖羊肉的屋门口，屋里正在说什么，我没有进去，在外边听了听，杨老二正在说话，大意是要收拾了我，对在场的杨保堂、杨敬堂说：“现在和国民党的时候不一样啊！”杨老三说：“是呀，要不然我早就干掉他了。”这是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贿赂，惹恼了他。第二天，我找到杨敬堂、杨保堂弟兄俩，问他们昨晚在卖羊肉那了没有？他们说：“我们正要给你说哩……”把原话对说了，我说：“你们还算老实，我在门外全听到了。”

在西掌，我把杨老二、杨老三作为打击对象，开明些的地主、小地主作为争取对象，有个大点的地主也姓杨，他送给我一支手枪，李泽同志来了，我向他作了汇报，李泽同意我的看法。还一同到那个地主家吃了顿饭。他没有什么大的罪恶，就是有剥削，以后搞借粮或合理负担，我先给他打个招呼，给他讲道理，叫他拿多少粮食，我又找牛生堂和小雷问了问，他们报的数差不多，开会时，我把政策一讲，他当场就表态，说要拿多少多少粮食，杨老二、杨老三都瞪眼了，其他中小地主也跟着表态了。

李泽、赵滔来了都在杨敬堂家吃饭，他家的饭也是挺次的，小米饭里有几根豆面擀的面条，在当时，这就是好饭，很多群众吃糠，有的连糠也没有。

说一下借粮食运动，西掌村地主多，西掌周围各村则多是佃户，佃户也不同，有大佃户，也有二佃户，大佃户租上地主一百亩地，他在租给其它穷人，这些穷人就是二佃户，租子再交给他，这些大佃户也种地，劳动生活比较富裕些。这些佃户村我去看了，眼睛都肿的看不见，因为没粮食吃，他们就吃树叶，吃观音土，咽不下去，加些菜叶就光滑了，可是一吃就出问题了：一是解不下大便，痛苦极了；二是脸都肿了，肿的眼睛看不见路，我看到这种情形，心里不是滋味，就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食，经过准备，在西掌开了个群众会，把县长刘哲民也请去了，其它各村也派了四、五个人去参加，以便回去发动群众借粮。会上刘哲民讲了话，下边也口号不断，我们让那个开明地主在会上先表态，接着一些中小地主也这个三斗、那个五斗、一石不等，只有杨老二在会上一声不吭，群众喊口号，他说回去看看再定拿多少。最后刘哲民表扬了那些借粮好的，也批评了差的，支持群众借粮。通过这个会议，全区各村都行动起来了，群众对我很感激，要高称我，按淇县那的称呼，如我叫王耀文，就该称我王老耀，我当时很年轻，这样称咱不合适，群众就给我起了个号，叫我王科长，一次在地委开会，和林县接界的一位区委书记问我：“你们西掌那有个王科长是谁呀？”我说：“我就是”。

那次借粮会上，区长王锡庆没有讲话，他家是鱼泉的，也是地主，是通过刘哲民动员参加抗日政权的，我们坐在一起，我对他说：“锡庆啊，你也要起个带头作用。”因为他那个村借粮就未搞起来，他说：“你说吧，我该怎么做？”我说：“你们那一片都看着你哩，你要动，其它人就会跟着你动。”我半开玩笑的说：“我这个区委书记只能管西掌，你那我就管不了啦！”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咱们召开个会议，你表个态，拿多少粮食。”我又向他交底说：“你攒那么多粮食干啥！你已出来了，是抗日政府的区长，还能把你饿死，我们能让区长家的人饿死吗？我们能那样不讲人情啊！”他当即表示：“行，我带头。”这样在黄洞区公所又开了个各村干部、各村大点的地主参加的会，上百人参加，会上我一讲完话，王锡庆接着表态，那些地主们一看，区长还这么干，还有啥说的，不少人当场也表示要拿多少，顽固些的也不敢硬抗，只是说：“我回去看看再报。”这个时间大概是1943年冬天，王锡庆会上表态我记有两点：1、二五减租减息，按上级规定，该减多少减多少，我完全照办，你们回去可告诉我的佃户，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2、借粮我拿出多少多少，我忘了他报的具体数字。

在借粮运动中，也有比较顽固的。西掌旁边一个村，有个地主老婆，有粮食就是不借，我进村开了个会，我说：“现在大家这么苦，可是有的家里存有粮食，为什么不可以先借出来，至少不要让大家饿死！”群众一个个脸黄肿是天天吃树叶中毒的。他们问：“那人家愿意吗？”我说：“共产党给你们作主！”群众也好发动，我带着他们到地主家去借粮。咱们还是先讲道理，先礼而后兵，可是那个顽固地主婆厉害的很，不借粮，还哭骂，我叫民兵把她扣起来了，她自己在屋里用缠脚布条拴在门上吊死了，还有个地主婆也和上边那个差不多，不借给群众粮，自己在窗户上吊死了。这些地主婆死，也没吓住我们，借粮照常进行，后来村上有了农会，借粮分粮农会管。死了两个地主婆，救活了很多老百姓，所以群众对这事十分满意，看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为人民办事的，更加拥护。

在山区开展了三个斗争：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借粮。在这三个斗争中，最难的是减租减息。地主也不说不愿减，只说他没有，西掌杨老三，往回收地，佃户们最怕收地，没地种了吃啥呀！我知道后，把杨老三教育了一顿：“你要这样对抗，你小心！”这也不是吓唬他，他这样与政府法令对抗，真要处理他，叫他向群众宣布不收地，他说没有粮食、钱，我让他在群众交租子时扣除，比如应交一石，只交七斗五，他表示同意，总之，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益于政权建设。从县到区，都是陆续增加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拿二区来说，我记区委就我一个人，党政工作全得搞，后经刘哲民动员，王锡庆出来任区长，王又找了一些人，在黄洞设了区公所，至于各村的政权，开始是利用旧政权，在利用期间对这些人进行审查、改造。逐步往里增加新涌现的骨干，开始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时，各村还都有旧保长（后叫村长），给他们布置任务，叫他们干，利用他们，不是一解放山区就重新选干部，取消旧政权，在运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为穷人办事的，还是给地主通风报信。经过考验，把新的积极分子选到村政权里，把那些不好的搞撤换下来，但也不是全换成佃户雇工，因为咱还没有扎下根。

关于党的建设，也较为慢些。对每个积极分子，要亲自审查，确实成熟再发展，那时也比较慎重，没有大发展，牛生堂和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家庭出身好，他表现也好，所以我首先发展牛生堂的党员。杨敬堂、杨保堂表现也不错，还跟我到外地去开辟工作，发动群众，但因他家是小地主，需要长期考验，所以未发展他们入党。在每个村都经过斗争考验发展了一、二个党员，这样党在农村就扎下了根，我们也有了依靠和帮手，那时入党不象现在搞外调什么的挺复杂，只是在群众中了解一下，他家情况，从小干啥，和地主有没有关系等，谈谈话就入党了。我们选的人也不都能发展，有的人有顾虑，胆小，不敢当共产党，不过这是极个别的，整个建党除牛生堂是四三年秋天，其它人都是冬天开始的。

党政工作在那时分的并不是那么细，比方我吧，是个党务干部，可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都是我直接抓的，党政工作分不开。

抗日时期，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人，共同抗日，地主只要抗日也要团结，如果反动，那就要给予打击，象王锡庆虽也是地主，但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成了抗日县政府的区长。象杨敬堂、杨保堂，他们虽是小地主，也算知识分子，但倾向革命，我就动员他们出来参加了抗日工作。

在建立地方武装上，我记得区上建立了一个区干队，王锡庆还帮助发展了些队员，开始只有十来个人，逐步发展为二十多人，三十来人，区干队建立后，经过简短的训练，就可以掌握武器。我印象里，那个地方的枪好搞，从这个村弄一支，从那个村弄一支，也不是去收是他主动送来的，这样凑凑就齐了，区干队成立后，经常在二区的边沿地区活动。

我记有一次，我和王锡庆带领区干队到淇河北的浚县一个村去活动，正好碰上一些伪军在那个村要粮派款，欺负老百姓，这个村在山沟里，我们从山上往下打他，那些伪军全吓跑了。我们进村后，老百姓对我们感激不尽，那时候界线不分，不管那个县的，开辟了就是咱们解放区的。

我虽兼区干队政委，但只去活动过一次，主要是区干队队长、副政委他们领着干，具体有县上组织指挥，只是听听汇报，了解一下情况。

那时不管伪军、土匪杂牌，他们都害怕八路军，八路军的影响很大，比方说杨老三，我一个人在西掌，他也不敢动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后台是不好惹的，是堂堂的八路军。总之，咱们的区干部在保卫老百姓的财产安全，保卫解放区，打击敌人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到淇县时，任务是开辟工作，部队把这里的山区解放了，地方上派干部建立政权，巩固开辟这个地区，当地方武装建立后，部队就撤走了，或者少留点部队，帮助你一个阶段再走。

淇汤合并可能就是1944年春天，赵滔来了，他任县委书记，刘萍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这时刘哲民同志调走，张超海来任县长，县委委员，我记得就是赵滔、刘萍、张超海和我四个人，不记有和烈和程西海。县委有组织部、宣传部，光有部长，没有干事。政府有民政科，开始是程西海当科长，还有财粮科、司法科，到四四年夏天，县委分工叫我到汤阴那边负责，我就去了，谁接我的二区区委书记，我就不记了。

淇汤时，汤阴是三区，这个区也只有四、五个村能开展工作。那个地方红枪会厉害，有时晚上把着咱们的门，不让出去，我去时没见到前任区委书记王莹，有个副书记叫武寿朋，区长王彪，还有二个助理员，干部就那些，还有个一、二十人的区干队，我到汤阴不到三个月，我和武寿朋去地委开会，这期间，红枪会把我们的区公所消灭了，当时区长王彪也不在区上，所以没有牺牲，其它同志牺牲了几个，后来分区派部队去了，和烈也带县大队去了，把红枪会消灭了，打那以后，我们的活动才扩大了。

地委开完会，把我留到合涧区任书记，原来这个区的书记余光，群众工作搞得十分好，调任林县农会主席，只有武寿朋一人回汤阴去了。

我记当时地委书记高扬，组织部长李友九，宣传部长谷景生还兼任林县县委书记，专员艾大炎，副专员邓肇祥。

在淇县山区时，还搞了一次破除迷信。在西掌周转有个神婆，吓神欺骗人，后来干脆到西掌村吓神，我让村干部制止她，但村干部都不制止，有一天我让民兵把她叫到我住的院子里，集中起很多群众，我让她吓神。她装腔作势，烧香、烧黄纸，她坐那一动不动，表示神仙附体了，呼地站了起来，嘴里胡乱说些鬼话，群众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正在这时，外边民兵朝天上放了一枪，把她的神也吓跑了。我趁机说：“她是骗人，是在搞迷信，难道神仙还怕打枪！”我要她给大家说说她是怎样骗人的。她怎么也不说，她的洋相也出尽了。就让她走了。从那后，西掌及其周围各村，再没有吓神弄鬼的了。

我们去淇县后，正是闹灾荒，蝗虫落到庄稼地里，就只听“喀喀”的声音，用不了多长时间，庄稼就被吃得净光，在打蝗虫时，也有人迷信，说是天兵打不得。有个地主，他地里落下了飞蝗，他不打，而是拿了一根三、四尺长的棍子，在地里耍起来，还口中念念有词：“我是孙悟空”，他以为这一下可厉害了，孙悟空曾大闹天宫，天兵谁不怕，谁知蝗虫不管他那一套，只管吃，他耍了半天棍，庄稼也被吃光了。我们把他作为典型来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起来打，各家各户的动员，然后组织集体打，还采取用蝗虫换粮食，政府收蝗虫，主要是为了鼓励群众灭蝗，又可以救济无粮食的灾民。人们解决了吃饭问题，灭蝗劲头也大了，有的棍上捆个鞋底，有的拿把树枝，排起队往前打，一块地一块地的集中打。晩上点上火，它就飞到火堆里来了，早上拿个被单，两头扯开，从地里走过去，就兜一被单。

打罢蝗虫，庄稼也保住很多，群众感激党和政府，他们说不是组织打蝗虫，一颗粮食也收不了，非饿死不行，秋天，群众有了吃的，脸上也有了笑脸，我记得不论到那个村，群众可欢迎了，非拉着叫去他家吃饭，的确，连续几年灾荒，人们真无法活了，我们未到时，国民党不管群众死活，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刚到时，还有饿死的，我记有一家大人饿死了，光剩下三个小孩子，瘦的皮包骨头，饿的直哭，我和杨敬堂、杨保堂把自己的小米给了那孩子一些，把小孩交给了他叔叔家。

救灾政府要管，不能让再饿死人，但也不能一直依靠借粮生活。一则是搞好农业生产；再则是发动群众搞副业。象山里柿树多，可以担些柿子到山下去换粮食。山上白草多，能盖房，也能喂牲口，也可以割草去山下卖。这样一来，解决了不少问题。确实无劳力的困难户，政府给予救济。当时西掌村及周围村，没有饿死人的了，逃荒要饭的少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抗战时，要很好地贯彻党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在淇县做的就不错，把地主分为几种，对那些顽固反动的，就是要孤立、打击，对开明的，进步的要争取。要团结利用。你象王锡庆，不是他一个人，他代表一个阶级，影响一大片。据我了解，他参加工作，还带来几支枪。不是他的，也是他弄来的，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后来我调获嘉县工作，到修武县工作，还采取淇县的办法，争取了不少地主知识分子参加了抗日工作。

时间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些同志象刘自浩、邢真、王莹等同志的印象很浅了。和烈因为这个名子感到特殊，所以印象深些。

（赵树人根据王耀文同志谈话录音录整理）

|（六）我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吴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