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安娜·法拉奇——让基辛格颤抖的记者
“穿着罩袍你怎么游泳？”她向阿亚托拉·霍梅尼这样问道，随后解下她的头巾掷在他脚下。她取得了这次全世界独家采访霍梅尼的机会，但看着这位老人暴怒中起身离去并无丝毫退缩之意。她拒绝向任何人屈身，即使对方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就是这样，奥莉安娜·法拉奇在1979年成为了让人尊敬的记者，不是因为她的美貌或是姣好的身材，而是她的胆量。法拉奇能够采访到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或按她的叫法“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混蛋”。不论是《意大利晚邮报》还是《纽约时代杂志》的编辑都争相抢要她的报道；她的关于伊斯兰的对抗性采访和论辩文章让她同时获得了拥趸和诋毁。
法拉奇争锋相对的风格让今天的绝大多数政治采访文章读起来就像是溜须拍马之作。
法拉奇对新闻中立嗤之以鼻，认为所谓的客观性根本不存在。她曾经说过，“客观性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真理存在其中”这个谎言所维系的伪善”。她不是墙上的苍蝇；更像是瓷器店里的公牛。艾美奖得主、记者吉赛尔·费尔南德斯认为，法拉奇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如今媒体所欠缺的：“面对强权说真话”。法拉奇的强硬风格让今天大多数的政治采访文章读起来就像是溜须拍马之作，最偏激的电视评论员相形之下也显得畏畏缩缩。
法拉奇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在身边一堆意大利军人的环境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二战时对抗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积极分子，而她年仅4岁就加入了抵抗运动中。她曾经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很快弃医从文。写作成为了她一生的热情所在，尤其是在其挚爱的人生伴侣、希腊抵抗英雄阿历克斯·帕纳古利斯死于一场车祸之后，当时他年仅34岁。法拉奇从未结婚，没有生育，全身心地疯狂地写作，疯狂地吸烟。她于2006年去世，死于癌症，享年77岁。
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她报道着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冲突，从拉丁美洲到黎巴嫩，从越南到科威特。作为一个女人，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法拉奇视之为另一个斗争的机会。她曾写道：“在夏娃摘苹果之后出现的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叫不顺从的美好品德。”
常在与著名知识分子或领导人（例如穆阿迈尔·卡扎菲、海尔·塞拉西或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等）的高规格采访中使这些大人物面露难色是她职业生涯的标志。亨利·基辛格在其自传中回忆道自己与法拉奇的谈话，将之标为“与新闻界人士有过的最灾难性的谈话”，并承认自己对于她“对其他受害者的除脏术”所知甚少。她在这一阶段的最后一次采访是1982年采访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隆，采访中她指责沙隆故意轰炸平民。
9/11事件之后，法拉奇将注意力转向她视为新敌人的伊斯兰教。她开始写作越来越政治不正确的文章，针对的不仅仅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更是所有穆斯林。“欧罗巴已不再是欧罗巴，而成为了‘欧拉伯’——伊斯兰的殖民地，”2005年，她这样告诉《华尔街邮报》。在她的书《理性的力量》中，这位癌症缠身的记者指责西方放任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内部滋生。《理性的力量》在欧洲成为了畅销书，但因其在书中诋毁伊斯兰教，法拉奇在法国和她的家乡都受到了死亡威胁，并被上诉。
埃及-意大利记者兰达·卡兹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如此广泛的文化、社会和个人背景的知名记者会将她的推论基于如此狭隘的偏见之上。”更有甚者，她继续说，这种极端的观点的看法“还被现在的媒体提起”。类似的例子包括讨论伊斯兰教是否宣扬暴力的电视辩论、无神论作家山姆·哈里斯称伊斯兰教为“邪念之源”和比尔·奥莱利质疑这个被16亿人信仰的宗教是不是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法拉奇已经去世九年多了，但她曾经留下的极端话语继续激起人们的争论。不论是对于卓越的政治记者还是仇伊斯兰教者，奥莉安娜·法拉奇还将因为许多事情而被记住，或被指责。但她从未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