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杀想到的

文/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最近常有“自杀”等类似消息，除媒体的议程设置外，也可看作是对人的处境的一种昭示——即使只是针对部分人。就此琢磨一二，贻笑方家了。

自杀属于“死”，与“生”对立。我们常将“生”“死”相比，类同“有”“无”。虽然“有”“无”互为彼此的反向副本，但是否可以说，在具体的情境中，与特定的“有”相对的，是相反的“没有”，此外还有一个“非有非没有”的状况，它常常是福柯说的不可见、不可说、不可议的存在。比如弗里丹提出的困扰20世纪60年代中产白人女性的“女性的奥秘”，她们生活得既好又不好，在物质丰裕和心灵苦闷之间撕扯，生发出“无名的烦恼”；再比如跨性别者曾经有一个特别侮辱的指代——“二椅子”，在严格定义的图谱中，ta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成为男性中心主义和异性恋霸权下的牺牲者。

回到“生”“死”。生意味着有生命体征，死等于失去这一切，那么行尸走肉、半死不活、死去活来、“活死人”又是怎样的处境呢？这些词好像说出了什么，但除了将“生”“死”并排放置而外，又似乎什么也没说。

道格拉斯说，不可分类是对秩序的威胁，引起人们的不快、厌恶与恐惧。这样看来，处在生和死之间的状态可能很难持久——我们怎么想象一个人会在清醒而自觉的前提下，无时无刻地处在这种精神的分裂中而持续数十年呢？大概正因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是小说中对仇人的可怖诅咒吧。

这样看来，在生死间的徘徊是阈限期的体现，特纳强调介于脱嵌和融入之间的阈限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表达了反结构的含义，在这纠结的隧道中，最后可能通向生，即涅槃，也可能导向死，即了结。

具体到自杀，在活着和赴死之间，大概总会有这样一段或数段、长长短短的、难以名状更难以应付的、却又十分关键的阈限期。鲍曼说有些词汇天然就具有行动的导向和规范的效应，或许“生活”就是如此：生下来并活下去，“活”便暗示了朝向未来的继续状态。因此在生死之间飘荡的阈限期是需要被克服和呼唤改变的，不过改变不一定走向重生，也可能诱出死去。所以重新关注阈限期，对帮助自杀者可能有着突出的意义。

询问为什么自杀，与对于“生”和“死”赋予的意义有关。我们承认意义的建构和可塑、流动，也意识到它受制约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意义是在确立秩序，鲍曼说秩序总是封闭的，记得《人类简史》中也说过文化限制了可能。我想，生和死，因为定义而对立，但也由于对立而定义，于是我们常在往生者留下的话中看到或感到生的沉重与苦痛，以及死带来的解脱。解释自杀者心理的一个概念——“后我”（想象自我死后所发生的），明白突出了意义在阈限期的地位：自己为自杀填充的信息，引发了从生到死的自杀。

对此的解决，或许是破除我执，以包容更丰富的意义，拥抱更多元的可能。——但知易行难，话说说容易，还没想出劝人放弃对于爱、对于自己、对于真善美的坚持的理由，以及在强弩之末和无法承受下挣脱的道理，阈限期本就是是生死天平上的危险游戏啊。人没了总会留下评说、遗忘或伤恸，忘记是一种保护，但记住和反思也一定有其价值，面对自杀者的悲与哀，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多少要面对的拷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