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饮一杯无：沙龙与聚餐里民国知识人的交谈世界 | 学吧精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时常在家庭中三五好友小聚，围绕着文学、艺术、政治等各种话题畅所欲言。胡适等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沙龙。
自 1929年至1930年，在上海极司斐尔路 49号甲胡适寓客厅或范园集聚的这一文人群体，以聚餐、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分隔出了一片狭窄的自由论政空间。
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
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
而一些家境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留学欧美，有西化生活习惯的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等话题具有浓厚兴趣。热衷法国浪漫派的曾朴把自家的客厅变成了法式文化沙龙，成为了沪上文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围绕着中西方文坛流派演变以及评点圈内同仁新近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沙龙的主要话题之一，偶尔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话题。
1932年夏天苏雪林途径上海，与周莲溪拜访庐隐与李唯健夫妇：
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
喜好社交的邵洵美也时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文艺沙龙。通常礼拜六下午下班后，大量伙伴到邵家一面聊天、吃饭、喝咖啡，一面欣赏花园里的景致，到十一点多回家。
诗歌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交的。诗歌是社交的一种基本途径，借此文人雅士不仅与在场者交谈，而且也可跨越时间建立一个活动的社交圈。在交谈中，邵洵美就自己最新的文学新作与林达祖斟酌词句，并以精致的茶点招待来客。《论语》杂志的创刊也缘于一次沙龙聚会的创意。
启蒙时期的法国沙龙里最耀眼最受瞩目的要属周旋在一个个侃侃而谈的男性上层精英之间的沙龙女主人。每个沙龙都典型地继承了18世纪的传统，由夫人们主持着，她们的情人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沙龙的中心随着她们情人变换而改变。
二三十年代北平上层知识分子的沙龙复制了这一模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一批时任教于北平高等学府的教授们时常聚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在“太太的客厅”中侃侃而谈。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而上海的上层知识分子们的沙龙中，女主人似乎处于缺席状态。在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回忆中，醉心于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模式的父亲十分希望他的沙龙中能有一位法国式的沙龙女主人：“这个女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 “在所交往的朋友中，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使他引以为憾，所以后来女作家苏雪林经张若谷引荐去谒见曾朴，便成为曾朴一生中一件难忘的大事。”曾朴为此曾寄希望于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和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但二人均无法达到这些男性知识分子眼中沙龙女主人的标准。
欧洲中世纪的沙龙是作为上流社会阶层的社交场所而存在，象征着一种旧时代的社交生活形式。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原先以贵族阶层与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为主体的沙龙变得日益开放，其准入门槛也随之降低，以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为主的沙龙蜕变为以文化与时尚消费话题为主的沙龙。
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沙龙则涵括了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知识分子。在对文学、艺术有着狂热喜爱的学生与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简陋的家庭里，他们谈论着热衷的话题，交换彼此的看法，举办属于他们的“沙龙”，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踏出面向上海文学市场的第一步。
三十年代来到上海的欧阳山和草明夫妇住在北四川路的一间亭子间。两人加入上海“左联”后，结交了一批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的年轻左联盟员。常来他们亭子间聚晤的有张天翼、蒋牧良、朱凡、韩起、杨骚、沙汀等人。他们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此期间，草明把自己创作的小小说不断投寄《申报·自由谈》，并最终在这块影响甚巨的文学园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叶灵凤与倪在倪贻德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交谈回忆。在施蛰存的回忆中，一个几乎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女性演员兼作家王莹，在自己狭小局促的住所里，也时常有文学青年的沙龙聚会。甚至个别大学教员也时常在家中邀请学生来做客，形成以师生自由谈天为主要活动的沙龙。据陈德业回忆：
1929年我考上了沪江大学的化学系，···当时的校长是刘湛恩，···他对学生很好，他的太太王立明也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学生都受到邀请去他家吃饭、喝下午茶，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热烈讨论，气氛十分活跃。
从邵洵美、曾朴等人家庭中的沙龙聚会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常交往也因交往对象数量众多、交往频次密集、交往目的的不确定，而使其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松散与不稳定的特征，少有紧密、固化的人脉关系。
在巴尔扎克看来，十九世纪的巴黎人为各种繁杂的事务所累，疲于奔命，忙得不可开交，与它们相比，外省人在如何准备，品尝美味上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心力和才能。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故其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饮食格外重视。一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家庭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个有8-12人参加的奢侈宴会，中产阶级竭力模仿他们，大约每个月举办一次晚宴。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家中聚餐。鲁迅、黄炎培、郁达夫、胡适、邵洵美等人时常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聚餐。友人来访、亲人团聚、生日节假日等，都是聚餐的理由。1936年5月28日，正值柳亚子50岁生日。“沪上好友集宴寓庐，举行五十寿庆”。
当知识分子的家人有烹饪特长时，该特长也会被知识分子用作款待友人的方式。为照顾对方口味而招待的家庭聚餐显得更具温情脉脉的人情味。这种聚餐往往发生在关系较为密切的知识分子之间。
鲁迅先生在北方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也喜欢吃北方风味的饭食。萧红时常给先生做一些可口的北方饭，有时包饺子吃，这对鲁迅先生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里特别记载：“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
萧红说：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宋云彬在上海期间与茅盾来往颇多，茅盾的太太孔德沚“见我到上海，十分高兴，她待我如上宾，知道我爱喝酒，特地每晚替我打“花雕”一斤，有时两斤，弄得我不好意思。”
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亲朋好友们的聚餐，多是一副人头攒动、杯盏交错的热闹情形。倘或有喜好插科打诨、活泼风趣之人穿针引线，场面更为活跃，谈论的话题也更显随意。徐志摩每以热情与活力感染聚餐的气氛，胡适、林语堂等人也偶露“食色性也”之类话题。
中国人历来有饮酒之好。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在进餐之时小酌小饮。南社诗人陈柱尊，嗜酒成癖，常与人轰饮，自称酒帝，
彼曾任交通大学校长，每晚归来，进晚餐，动辄一、二小时，盖饭前必饮高长兴之花雕，且饮且与子女谈笑，长女松英经常伴之，因此松英酒量亦宏。
喝酒也是一种建构与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三五好友借助酒兴，说平日不易说之话，甚至做平日不能为之举，被视作不见外的表现。对于有意接近并与之建立关系的人，也时常采取邀请其喝酒的方式达到交往目的。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
邮票大王周今觉，他寓居拉都路，每个月总是择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位熟朋友到他家里小酌，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熟朋友如陈病树、黄蔼农、宋小坡等。
中下层知识分子尽管无法像条件优渥的上层知识分子一样极尽奢华优雅之场面，但在他们的住处，一样有聚餐的快乐。
三十年代左翼文人罗烽、白朗夫妇来到上海，一度过着拮据两人先与二萧同挤一间房,后又与舒群、陈凝秋同住法租界美华里一间亭子间,靠典当身边不多的衣物维持生活。有朋来聚时,他们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招待,于是大家像孩子嬉戏般假装饕餮,然后回到各自的亭子间,喝几口七折八扣买来的鱼肝油充塞空肠。
一些具有旧派文人习性的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家中举行各异的聚餐活动。三十年代郑逸梅市场参加由丁福保牵头组织的“粥会”：
昔年，丁福保组织粥会，每星期一晚上，约数友如庄通百、吴敬恒、钱化佛···和我，就彼话林精舍进粥，粥看很简单，吴飞藉此谈晤而已，如是者数年。张慧剑见告，上海尚有饭社，社友八人。每月聚餐一次。八人为夏敬观、···卢冀野、李国杰等。
聚餐也会被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人用作化解矛盾的场合。这种时候，矛盾双方往往借助与两边关系都较好的中间人在饭桌上化解昔日分歧。毕修勺的儿子毕克鲁回忆，1935年春天，家父、巴金同住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同住的著名作家马宗融、罗世弥夫妇为使父亲和巴金伯伯和好如初，办了一桌酒席，请家父和巴金吃饭，经过调解，两人消除误会。
在唐弢的回忆中，徐懋庸也承担过饭桌上的调停人角色。
然而以调和矛盾为目的的聚餐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当双方矛盾分歧过大时，聚餐也无济于事，从而影响到聚餐的气氛。施蛰存在现代书局工作期间，书局几位股东之间相互有矛盾，但终无法调和：
1935年阴历除夕，洪雪帆请大家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静庐、卢芳、灵凤和我，还有雪帆的弟弟，连主人一共六人。饭后，三位股东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的气氛很不好，雪帆和静庐差一点要闹翻，我们也无法劝解。
左翼知识分子家中的沙龙因掺杂着政治任务而具有密谋的特点。“当时朱镜我在江苏省委工作，由于他的夫人赵独步是沈兹九的好友，所以我和他约定，必要时可以在沈兹九家见面。”在夏衍的回忆中，“杨贤江···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然逗弄一下他的儿子之外，简直像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他们在家庭餐桌这个私人生活空间里的交谈也围绕着组织任务等“公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