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敏捷治理的意义与实践

发展需求的变迁催生治理模式的变革，而治理模式的变革又反过来塑造发展格局。例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浪潮深刻影响了全球公共行政模式，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同时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在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下，敏捷治理这一尚在探索阶段的治理模式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敏捷治理的要义与特征是什么？践行敏捷治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中国如何在全球敏捷治理议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提升治理模式适应性与灵活性

　　推进敏捷治理实践是对社会现实关切的回应，也是对历史发展要求的顺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快速更新迭代的特征，且技术本身已经超越传统治理模式的覆盖范畴，因此，改变治理模式、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一整套治理体制机制非常重要。在此意义上，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发展，全球层面以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均应该加紧推进展开。他谈到，敏捷治理的核心要义是针对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新社会风险展开治理，主要原则是强调治理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敏捷治理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也并非等同于社会化的治理，而是一种既有核心又有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副教授苏库马尔·迦纳帕蒂（Sukumar Ganapati）告诉记者，引入敏捷治理能够让政府更好服务民众，更快交付公共服务，并以迭代和增量的方式开展项目。他认为，在全球层面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各国政府的变化。政府需要以主动满足而非被动回应的方式，对公众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应对；要以更有效的响应机制为目标，制定并实施公共管理新举措。

　　敏捷治理实践仍处在探索阶段

　　敏捷治理是一个多学科交汇的新兴研究领域，其在实践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葛天任表示，敏捷治理目前仍是一种理论上的可期目标，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就全球而言，敏捷治理需要建立国家间政策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合作机制，就战略议题和行动方向达成共识，并建立具体的多边合作协议或框架，从而解决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就我国国内而言，首先，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敏捷治理强调要及早介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并管控社会风险，其中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政策介入的程度以及政府、企业、研发机构等多方主体间如何理顺关系。其次，在分配乃至治理层面，也就是在数据资源利用与分配、数据安全风险管理、人工智能技术的衍生应用等环节上，注重治理机制的快速反应。在葛天任看来，在实践应用中，敏捷治理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之间的“跷跷板”，如何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他难以预测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挑战。

　　迦纳帕蒂等人在《敏捷：一种全新治理模式》一文中分析了敏捷治理在实践中的多重优势与可能面临的挑战。他对记者表示，在全球语境下，敏捷治理在领导力方面带来新机遇，有助于推广以小额增量循序渐进方式开展项目的做法。敏捷治理的另一优势在于其具有持续的自反性学习能力。在全球范围推进敏捷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如何应对传统官僚主义制度以及如何建立健全敏捷式工作方法。迦纳帕蒂强调，作为一种能以高效率实现目标成果的新思维方式，敏捷治理在方法层面必须根据环境进行演进和调整。

　　在全球竞合中推进治理革新

　　曾有学者撰文称，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基本上是追赶者的角色，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全面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在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合作也愈发密切的崭新历史条件下，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治理革新议程中担当更积极的角色，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治理挑战，并提供有意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葛天任对记者表示，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信息和数字化时代加速到来之际，敏捷治理将成为技术竞争的有力保障，可促进数字工业迭代发展并缓解社会风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转型。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治理领域仍处于领跑地位，而中国相关领域近年来也发展迅猛，数字科技在社会生活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他认为，综合来看，中美两国将在今后的科技竞争中各自占据优势，但也各自存在不足。中国的不足主要存在于研发生产环节，尤其是在如何应用新兴技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而美国的不足则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数据资源与数字社会发展方面。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更加务实地专注于推进新兴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真正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切实推进工业领域的变革与创新。这就要求必须认真探索适合上述目标的中国敏捷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