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先生在知网学术期刊发展专题讨论中的发言（2018年秋）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样掂量我们自己的成绩，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怎么样做好我们期刊工作，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用我们的贡献来推动国家各个方面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一起讨论我国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我想请各位嘉宾、专家分别来谈一下，对我们未来期刊发展的一些建议。
贾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关于期刊的研讨会。做了几十年的社科研究，对于这个单元的主题——未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怎样发展？我的看法是，原则上讲，当然要寻求我们这些期刊具有尽可能的高水平。什么叫“高水平”呢？也是从原则上说，就是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作用，这种功能作用显然要涉及其社会引领作用，理论、学术、人文方面的支撑作用，在中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间，要产生建设性。这样的原则摆出来以后，怎么样进一步讲其后面跟着的主题内容呢？我想从“问题导向”谈两个角度的看法。
这几十年做科研，我一方面是读者，一方面是作者，所以，首先从读者的角度，谈一个在此视角上我觉得可以称为“困惑”的现象。
关于期刊的影响力指数（CI），有很复杂的计算公式。但是客观地讲，我的困惑也就在这里。看起来，我自己能阅读到的期刊和我注意看的期刊，影响力指数排下来的数量级大相径庭，高的有1400多，低的不到两位数。实际的感受，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这些期刊差距的有这么大吗？可能最高、最低的两个极端是很悬殊的，但是实际接触到的很多期刊，并不是这种极端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现在居于排分最高之列的，带有“纯学术性趋向”，纯学术容易在过去所称的“象牙之塔”里有业界的认同，然后给它很高的评价。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我觉得就更要强调它怎么样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尽量避免在塔内“自拉自唱”。我们感觉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给予一些有价值信息的刊物，我现在粗粗看来，影响力指数多数是相当低的，可能会有点不公平？
高校的老师，包括我们财政科学研究所（现在改称研究院）指导的博士、硕士和科研人员，都是有论文发表任务的，一个时间段内你要完成多少篇什么样的“核心期刊”的发表量，才能进入论文答辩程序或参评何档的技术职务。这些任务压力之下，努力发表出来的顺应着原来社会评价导向的那些文章，必然会有相关的功利因素。这个功利因素说得直率点儿，就要解决这些作者的“敲门砖”的问题，它们所在单位考核能过关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的现实生活中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推动因素或者制约因素。你如果不发出研究生学习期间这两篇文章，你的前途就没了；你如果想获评副教授，那个发文指标你不达到，这个坎过不去，就不光是个经济问题，在同行、在自己的生存环境里你都抬不起头来了。如何淡化上述“象牙之塔”式的引导性约束来和“敲门砖”式的功利性约束，这是我从读者的视角上提出的一个困惑。
从作者感受方面我想谈三点，也是我这些年一直作为作者要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遇到的困惑的方面。
第一，这些年跟国际通行规则对接的匿名审稿。我的感觉，匿名审稿要寻求的就是公正，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应该尽可能又公正、又能够容纳创新，容纳一些并不是那么简单随大流的东西。但我自己的感受，比较直率地说，匿名审稿有较明显的局限和扭曲。在实际生活中，我自认为这么多年来自己还是被社会承认的有一定自己见解的学者、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自己认为很高水平的成果，往往它的发表在匿名审稿这一关，却碰到过不去的坎儿，我知道其他的研究者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匿名评审的时候，它的评审者也就一两个人，有很规范的一直认为是最高等级的刊物的评审环节，说找了两个匿名评审人，有一个迟迟没有提出意见，不得已又再拖了好几个月，终于又有了第二个。但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能够交流的，只能是跟这两个匿名评审者所提出的问题（由编辑部转来）去做回应。对我成果提出的否定性意见，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也以全套的论据回应了，但是最后杂志社告诉我无法通过。所以，我这个成果就在那家刊物上发表不出来。
我旁边的研究者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他们的评价是“三四流的人在评价一流的东西”，这样说可能尖刻一点。我并不认为我的成果就必是一流的东西，但我自认为文章还是很有它思路上和要领上的创见或者不太一般的认识贡献。这种情况不是我一个人碰到过。真正一流的研究者没有时间做匿名评审，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那必然要找有时间的相对空闲的人做评审者，这也是实际情况。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匿名评审，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尽可能避免因为少数人不认同，而将可能的成果抹杀的这种情况。当然实际生活中被一个刊物拒绝，作者可以找其他刊物发表，但是感受上，这个问题是要说到的。往往被社会上认为影响因子很高的刊物，它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两个人就挡住了一个可能很有建设性的成果的发表，作者不得不转到业界所称的影响因子比较低的刊物上去寻求发表。
我走到现在这几十年下来，我不会看影响因子，还是要看科研成果真正的文本，看了文本以后产生自己的评价。但是社会大众方方面面关于学术的引领，大家就看影响因子，就看发的是哪个等级的刊物，在这个有等级的刊物于匿名审稿框架之下，我们可能得寻求怎么样根据现已有的这些年的经验，做进一步的改进。我的建议就是应该有一种编辑人员在审稿环节的“自由裁量权”的赋予：要有那种有眼光的人，在来稿里他浏览一下以后，要重点追踪一些来稿的评审结果，并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见，启动特殊程序，虽然已被一两个人毙掉的东西，他也可以把它激活。这样有可能挽救一些被套路所压住的作品的发表。
第二，论文查重的问题。有一些学报还有地方的刊物和我约稿，我就碰到这个情况，现在论文查重非常严格，跟自己已发表的文章的重合度不能超过20%，或最高不超过30%。但是我的理解，一个研究者自己跟自己重，往往是在原来框架上有新的进展，有一些新的他自己认为值得肯定的内容，加到原来的成果上去有发展的东西。要一定按照重合度低于30%（甚至低至10%）的标准去做，就会扼杀很多人在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这从学术角度来讲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跟自己已发表文章的重合度至少可以放宽到60%。如果在60%基础上又有40%新的贡献，那就很值得肯定了。我感觉应该给研究者一个阶梯式发展的空间，现有的查重标准太教条，在作者成果自引方面和文献密集型成果的查重率上，有放宽的必要性。
第三点，我觉得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要郑重地考虑怎么给出争鸣和商榷空间。有的编辑告诉我文章里面出现了和别的学者的不同意见是不行的。我认为这可不是学术刊物的应有态度，我们其实应该鼓励百家争鸣，鼓励严肃地跟其他学者作不同观点的交流、讨论、商榷。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连这么一个基本的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取向，现在的氛围似乎都是要给它封住，我也实在不能理解。
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比较直率地做个讨论，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导向”之下的困惑，和大家一起对问题寻求一些共识，将有利于未来我们人文社科刊物应有水平的提高。
主持人（蒋重跃）：下面观众提出来一个问题，国外学者很少能够看到，或者愿意看到我们国内的中文期刊，那么我们国内的社科类的中文期刊如何走向国际化？如何提高期刊国际的话语权？期待专家指明方向，因为这是办刊者的纠结。
贾康：我这些年只是应邀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过几个英文成果，更多的研究是在国内，当然也在少数国内的英文期刊上发表过一些。我觉得汉语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客观上需要伴随着中国真正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过程。这方面我们可有心往这个指标上去争取提升，但是不能心急。汉语的影响，这些年在扩大，但是汉语成果的影响可能还是有个滞后期，还有现在我们中国的“矛盾凸显”对它的制约。大家感受到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其他方面，特别是软实力，还远远没有跟着我们的综合国力同步往上提升起来。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拔苗助长，让中文的人文社科的文献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认为还不现实，它会跟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有一定的滞后，然后到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速。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愿更多推崇的取向，是不要简单地想发在国外多么高档的期刊上，在国外要得什么奖，我们应更多地摆脱、至少淡化这种功利的想法，更多地思考自己的中文的成果是否可以尽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借鉴性，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追求的。
主持人（蒋重跃）：谢谢贾康老师，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有启发意义。另外一个问题，汉语本身对于创造思想上，我们这个问题敏感一点，我们应持什么态度？比如说应对民族国家这种现实环境下面的矛盾的时候，我们汉语的创造性。
贾康：易纲行长专门研究过汉语的局限性和缺点，它的没有时态、可以省略主语等，使之可以模糊，这在国际上，会认为是对我们不利的因素。但是汉语又有它的简洁特点、特定的韵味与隽永，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全部否定。但客观来讲，要作为严肃的学术成果的话，这个模糊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需尽可能在具体表述上要精准一些，追求更加精细化，作者也需要注意积累经验，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国外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能够更多体会汉语独特的韵味的时候，那我们的影响力、“话语权”就跟着成长起来了。
主持人（蒋重跃）：请几位专家对在座的主编和编辑，尤其我们高校学报、学术期刊审稿人，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您们的希望和要求，作为结束语，让我们带着您们的希望和要求回去加倍的努力的工作！
贾康：愿对有创新色彩的真知灼见，能够慧眼识珠。
（根据大会录音整理，部分有删节）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