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韧性、压力与对策（一） ——CCTV“焦点访谈”栏目组采访贾康记实

问：现在打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说“不愿意打，但也不怕打”，实际上中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底气？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们的制度，比如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方面您怎么看？

贾康：我们当然不愿意打这个贸易战，但这不是我们可选择的，因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部，而外部最主要的是美国决策主导上他们怎么出牌的问题。我们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确实得客观认识到中国有自己可把握、可选择的确定性，以及和这个确定性相关联的韧性、回旋余地、抗压能力，等等。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特色里，有一个过去就在全世界都被人们所关注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过去在特定情况之下，冷战时期，我们曾经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却研制出了“两弹一星”，被称为举国体制，那是很典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上互通有无的“比较优势”这样一个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的资源配置，已得到积极的发展，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发展，我们高举的是贸易自由化的旗帜，是拥抱全球化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原理能解释的互通有无，会碰到天花板。到了某些你想用什么样的高价去购买的国外高端的科技成果，人家都决不卖给你的时候，比较优势这个原理就失灵了。

那么靠什么去突破这个天花板？就要回到我们原来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这个举国体制的特色，是我们的韧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相对优势里一个不可丧失的部分，但关键是需要在新的时代，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的这个时代，把举国体制升级。一方面我们要以举国之力来攻关，短板上必须补上的关键核心技术，别人无论如何不卖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自己来突破——这个举国体制和过去我们所说的那个1.0版的举国体制，是有共性的，是带有一脉相承特色的，但绝对不能限于这样一个框架，因为到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很多攻关的问题，有别于“两弹一星”，比如芯片、大型集成电路——实际上落在具体形态很袖珍的芯片，不光要能把它研制、鼓捣出来样品，更需要能在市场竞争中产业化成批量地、质量稳定地提供出来，使全球市场未来都可接受地这样不断生产出来。那么就一定要把举国体制1.0版上升到2.0版。要去拥抱市场，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量的国外称为“know how”的生产工艺里的诀窍，积累所有这些经验，才可能支撑出来一个开始比较小的市场份额，以后再有可能逐渐扩大市场份额，而我们自己的这个韧性，真正表现出来的应是这样一种市场验证的成功。这个举国体制2.0版，仍然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一定要拥抱全球化和拥抱市场，在我们调动潜力、有自力更生特色的努力过程中间，同时又决不拒绝向外面学习，努力去扩大对外开放。在这个2.0版、甚至更高我们还可以描述为3.0版的更加扩大开放的多边互动过程中，我们最后要达到的，就是中国有利于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这种资源配置机制，又导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相对优势，那就相得益彰了。这两方面，我认为都不可缺少。所以，我愿意把它称为举国体制的2.0版、甚至要往3.0版去升级的这样一个努力过程。

问：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虽然我们说举国体制是我们国内的事情，但实际上无论从技术研发的角度，甚至包括市场，不可能是我们自己闷头儿在那儿搞就可以。

贾康：对的，您说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比如可注意任正非的说法，到现在，他的自主研发是必然要选择的，他有“备胎”，要设想到极端情况下，人家就是不给我们的时候，用什么样自己的生产能力提供出来，使我们自己可以继续发展。这时候他说不光要砸钱，还要砸数学家，砸物理学家，砸这些高端的专家，他说的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高端专家，可不只限于中国本土了，是全球。我前面说的拥抱全球化，包括积极引进全球的高端人才，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努力。所以，任正非甚至对“自主研发”只在精神上肯定，而在行动上否定这一概念。这个举国体制2.0版或者3.0版，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新的特色。

问：虽然有的国家在逆全球化而走，但是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发展中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全球合作？

贾康：对，我们一定是积极努力，绝对不拒绝向别人学习。我们承认很多地方我们还有短板，还技不如人，如果人家愿意把技术卖给我们，我们当然愿意以做生意的方式互通有无，但现在的实质问题，就是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了，你出再高的天价也不卖，这时候怎么办？

问：确实是如您刚才说的“两弹一星”，中国人历史上有这样一种劲头。其实“两弹一星”研究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外部的冲击，比如苏联专家撤走，我们也是靠着自己的拼搏创新一点一点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现在贸易战可能中国人也有这样一种精气神。

贾康：对。我觉得还是要综合的说。我们过去这种志气，这种横下一条心——过去领导人说的原子弹、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把它搞出来，说的是一定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搞出来，当然我们要只争朝夕，这个精神是一定要继续保持发扬的。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只想这一点，以科学的态度，调动一切相关主体的潜力和创造力，让各种可能参与主体的聪明才智符合科研规律地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这还得需要我们坚持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我们过去听到信息，中国的氢弹是独创了一个技术路线的（“于敏构型”），主导的发明人于敏是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这就是充分的让人才的潜力活力尽可能发挥出来，才会能这样，既有钱学森这样回来的海归，又有于敏这样本土的“土鳖”，大家一起来形成举国体制里的创新成果。

问：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中国还有很多短板需要不断弥补，但是现在毕竟当前已经开始面对贸易战的挑战了。我们短时间内能不能应对得住，能不能扛得住，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攒下的家底，足不足够厚，能不能禁打？您有没有觉得我们哪些方面肌肉比较强健，我们应对挑战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贾康：您说的这个视角上，咱们看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改革开放走到现在40年，中国总体而言总量已是全球老二，人均国民收入（这是有非常规范的统计数据可以表明的），我们已经是在人均9000美元这个水平上，已经是世界银行量化对比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又有总量上的老二，又有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成为中等收入阶段上半区的条件，综合在一起，对应的是中国总体的综合国力，确实已经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中央有一个判断，“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特征，在这个递进过程中我们都走过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求的是“强起来”。在这个已经有一定的富起来特征支撑之下，我们又要注意到再往前走经济的成长性空间还相当可观。现在如果从中国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的扩大建成区、于城乡结合部继续做基础设施建设，各个区域之间交通干道要连通，所有这些架桥修路、连片开发、不动产的形成，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等等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调动的资源，以及我们继续推动这个开发过程前面的空间，都是非常可观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与成长过程，如果从指标上来看我想强调两个指标，一个是整个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工业化，我们前面的纵深如何？依我的观察，整个中国客观的判断，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我们已经从工业化的中后期要进入后期，从全中国总体来看，只有沿海的发达区域（还不包括沿海的发展洼地）它带有工业化中后期特征了，广大的中部、西部，或者只是中期，甚至只是初期，全国合在一起，应该是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这样一个主要特征。这个主要特征就不能简单拘泥于国外学者的工业产值占整个产值的比重，还有人均国民收入到了哪一个数量级，不能简单只看这两个数据。必须佐证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和工业化有内在联系，国际经验表明，真正的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应该完成它的高速发展阶段，到较为相对低平发展的城镇化70%以上的阶段，才会相伴相行，在更高的阶段上体现为工业化的后期和城镇化的相对稳定（但是仍会继续提高它的比重）。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高速发展期空间，因为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没有欠账的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在中国现只有43%出头儿。另外一个指标，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现在到了59%，但是它里面的欠账是一目了然的。3亿人左右在前面几十年里进城，但其中的大多数没有取得户籍，就是没有取得市民化的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为什么不能取得，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户籍？就是我们的城镇化还没有相应推到位，我们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取得户籍。这个欠账的城镇化率不足为凭，最主要是应看前面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如果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和一下，往上抬一抬，我认为最高抬到50%。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我认为充其量50%，按照国际经验，还有20个点的高速成长空间，这个高速成长空间中未来一年上一个点，我们还要走20年。这个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国当然要借鉴国际经验，并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避免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偏差，比如严重的污染，比如进城人口的贫民窟化。我们在这方面要尽量少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现在特别注重推行绿色低碳发展等等。把这个过程组织好，中国会不断释放支持超常规发展的需求，而得到的供给是一个由“巨国模型”才能解释的世界上从国土来说相当大、而人口是全球第一位的经济体国内需求引出的国内供给的回应，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还会得到全世界有效供给的回应。这样一个经济循环，就是中国和平发展中间我们有希望继续维持超常规发展态势而和平崛起的客观基础。

问：下一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贾康：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改革它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中央所说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它里面的内涵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必须完成，必须以制度的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中国人确实很聪明，很勤劳，人口基数又这么大，这些聪明的人、勤劳的人的科技创新的潜力活力，要充分调动出来，必须得到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方面释放潜力空间的制度效应。这个制度环境的改造，必须带出我们破解“钱学森之问”，破解“李约瑟之迷”这样的新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您说到了关键的地方。

问：还有，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包括外贸的依存度一直在下降，虽然这两年有人说有一点消费降级，但实际上我们消费这块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贾康：从指标来看，从2010年后经济下行到2018年上半年，差不多8年的时间段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从10%以上一直落到了7%以下，但是看居民消费这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却一直是在两位数，1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着运行，虽然必须承认不排除局部的所谓消费降级，但总体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在收入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敢花钱了，而更敢花钱表现的主流是消费升级。从原来的温饱，到发展到享受，典型的现象就是现在“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之下的消费升级非常明显，中日关系稍微和缓以后，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而且买很多那边的高端消费品，这叫消费的升级。这种消费潜力的释放非常明显。到2018年，贸易这方面的压力来了，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指标有所回调，但一直回调到现在，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演变始终是高于8%，就是既高于GDP增长速度，也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然应该肯定，老百姓在“预防性储蓄”方面的动机是弱化的，总体来说，对于最关心的家庭成员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减少了顾虑，减少了预防性储蓄，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如果消化了一些贸易战的不良影响之后，很可能居民消费这方面的指标还会再略略抬头。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到了“富起来”的时代，中产阶层的比重是越来越提高的，其总数国际上一般认为至少是三亿多人的中产阶层，而且还会继续扩大其规模。表现出来的消费方面的托举经济繁荣、支持经济景气的作用，也是我们发展的韧性，是我们自己客观支持条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问：大家也在说中国的工业能力齐全，联合国设定的所有的工业门类我们都有，这也是我们抵抗的一个能力。

贾康：这是“巨国”的发展阶段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征，过去缺少的一些门类，我们越来越补足了，但是传统产业还并没有大量离开中国本土，这些产能也还在。所以，要从整个供应链的完整性来说，中国国内市场的产业链的完整，在国际上相比来说是名列前茅的，既有世界工厂的特征，又有世界工厂将往上发展、更多强化高端制造业的特征。“中国制造”要往“中国创造”升级，要往以后“智慧”的“智造”升级，不排除以后我们有些产能也会往外转移——现在已看到了一些迹象，“大路货”的一般的产能，可能要转到境外去，但现在这个过程远远还没有完成。所以，国内整个产业链的完整性，使我们的回旋余地和韧性，又成为一个客观的支持中国抗压、支持中国虽然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但不至于出现特别严重局面的一个相对优势。

问：有些国外的投资它没有撤走，虽然中国的人工成本比越南高很多，但是我们的产业链齐全，使整体的配套能够比较好的完成，可能也是个原因。

贾康：对的。这个方面已经有调研来证明。前不久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两位专家来跟我们交流，他们做了一个抽样调查，中国本土的日资——到中国本土投资的日方企业，在前面一段时间有向外转移的一些具体的案例，他们追踪这些案例，很多是到外面以后，比如去了越南、缅甸等地之后又有回流之势，为什么回流呢？因为办企业不能仅考虑一个劳动力成本的比较，还需考虑产业链和综合环境，需要得到上游、下游各种各样的资源配置起来、形成总算账最合适的上下游的关联，这在中国国内仍是成本较低的。它们体会到外面的短板以后，又有回流，回到中国利用这样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算总账综合成本还要低于外部的优势。它们还会继续利用这样的相对优势。

问：综合成本低，尤其这些年中国也不断的在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也在鼓励吸引外资到这边来。

贾康：是的，我们还会在这方面继续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外资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个事情，不会只看重一两项要素成本的变化，它们一定会综合算账。如果政策更稳定，法治化对他们的保障更落实，那么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定是更首先看重中国市场潜力与产业链的匹配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有相对优势的这种综合成本方面的核算，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不会外资企业大批地一个劲儿都往外跑。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在特定的行业、特定的门类里，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应该认为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使中国本土的企业，以及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个发展环境中来共享成长性。其实有些特定的案例也看着很能说明问题：像如此有魄力、如此精明的特斯拉的马斯克，他为什么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发力到中国上海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而且今年两会上的消息说，所建设的人民币500亿元投资当量的工厂的生产线，很快就要实际运行了。这在美国本土是无法想象的高速度。他到北京还专门见了李克强总理，还引李克强总理出紫光阁看他停在前面的样车。这一事件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认为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足以吸引他来到这里做大手笔投资。外商投资在这方面一定是做了详细的全面的调查，综合考虑以后，他认为到这里来投资划算，是他的机遇。

问：其实在去年贸易战刚出来的时候，民间也有一些声音说我们是不是对此有误判，我们之前没有做好准备，有这样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十八大以来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有这次的贸易战，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供给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可能当时也预料到总有一天这两个大国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做一些准备了？

贾康：据我所知确实如此。比如芯片，多少年前就有这方面的前瞻性的战略考虑，包括任正非他的华为做的“备胎”这次已经披露。但实话实说，仍然在贸易摩擦不期而至这方面对我们有冲击，这也无可讳言，它来得偏快了一点。来得偏快的原因不排除我们自己这方面有一些不当的宣传，我们自己这方面有一些掌握分寸方面的偏颇，但主导的是我们前边在很多重要的领域里，确实已经有预见，有准备。现在来了以后，不是简单的措手不及，是考验我们原来所做的这些准备能不能适应压力和赶快再加快升级步伐。比如大家一般的感受是华为有了准备，但它的准备能说怎么充分吗？未必。它一定还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受到压力以后，任正非说华为的业务量可能要收缩，年度可能会收缩到20%增长幅度之内，但是扛过了这样一个压力期以后，它仍然有可能又恢复超常规更高水平的增长——就是压到20%左右，也还是相当高的超常规增长速度。中国总体的GDP增长速度，我们过去在波动中曾经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回调到4%以下（比如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新的局面一下子就撑起来了。我们这次，仍然应有这方面积极的努力，我们已经做的准备要进一步加码，趁着有压力变动力，把它最大限度地提升，渡过阵痛期，对冲化解下行压力。我们不必讳言现在有严峻局面，有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困扰，外部的压力跟我们的内部矛盾也有交织而带来的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弹性，加上我们主观努力（这个主观努力是更重要的），改革为龙头带出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坚定不移走全面开放之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我觉得这就是在中国抓住了确定性。这个确定性伴随的是中国的成长性。有中国这个客观的成长性，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要争取跟外部世界有摩擦的情况下“斗而不破”地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样的现代化过程。

问：能不能再点评一下十八大以来我们做的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哪些在做的方向还是比较好的，做这些事情到我们今天的贸易战之后，可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例子可以举一下，比如我们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哪个领域的升级转变对我们的贸易战会是有帮助的？

贾康：如果从十八大之后来看，如果选最重点的说，首先要高度肯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这个公布出来好评如潮的文件，是对于我们在新时期的全面改革给出了带有顶层规划性质的通盘部署，这里面从理念上来说，最值得肯定的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个治理跟过去所说惯了的管理调控那个管理，两个概念对比起来一字之差，内涵有重大的区别，管理是强调政府自上而下掌控这样一个架构，治理强调的是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多元主体充分互动，更多平面展开地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于一炉，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释放潜力活力，解放生产力。这个理念的提升落到了60条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上：市场决定论。明确地说整个资源配置里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原来已经认识到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到了市场决定论，这对于我们指导现在怎样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优胜劣汰，优化结构，支持高质量发展，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紧跟着的一句话，“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也意味深长。我们这个守正出奇“守正”的市场决定论，配上的还有后面的出奇制胜，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承担一定风险之下的支持超常规发展，追求出奇制胜的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创造。在这个方面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支撑我们的超常规赶超战略，能够突破比较优势战略过不去的天花板。

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比如我们企业的混改，虽然有很多争议，但一直坚定不移地往前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混改大方向上，就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了，不用整天在那儿争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其实是大家一起进，怎么进呢？就是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让大家充分地混起来，混起来后面就是共赢多赢，不是谁压住谁、谁战胜谁、谁进谁退之争，没有必要贴任何姓社姓资的标签，是寻求共赢共荣的发展。

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个守正出奇的案例：中国现在积极鼓励PP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可是在“守正出奇”中又跨越了原来已经值得肯定的政府和市场主体、（企业）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划清边界，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乃至国土连片开发这些举足轻重的大规模建设事项上，政府和企业可以走到一起，是伙伴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来推进比较优势、相对优势结合下来的大手笔的超常规发展。这里面一个一个的PPP项目，往往都有很长的生命周期，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建设运营合在一起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股权结构很清晰规定的SPV（特殊项目公司）。而这个公司它天然就是个混合所有制，有政府方面的国有的股，有非政府方面的企业的股，而且政府方面的股它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政府方面内在的动机在于做这种PPP出政绩，是追求政府有限资金的放大乘数，这种效应叫做“四两拨千斤”，这才是做得漂亮。这样一来，形势比人强，在一个看起来很有争议的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舞台上的PPP，可是大有可为的，让全社会来观察这种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共赢，是不是可以超常规地支持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使老百姓出乎意料更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大地上现在还在继续努力规范化推进的创新，它很好体现了在十八大之后一直延续到十九大，我们现在“市场决定论”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样一个“政府作用论”在结合，在实际生活中是怎么形成生龙活虎推进的案例。我们作为研究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方面也特别强调，我们不能仅限于概念，一定要落到这些鲜活的创新的案例上，要让中国的潜力充分发挥。

问：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断的调整，调结构，转方式，您觉得这几年下来会不会对我们今天应对贸易战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贾康：是的。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它既表现在我们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在政策支持之下现在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条件，也表现在传统产业方面，有顺应整个发展大势的互联网+等等的升级发展。国家比较清晰地规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项、八大项等等这样一个清单，从总体的方向认定来说应该讲是比较清晰的，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方向相对好认定之后，后面的实施机制怎样让它真正有效避免出现偏差？因为产业政策执行机制不好的话，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我们现在特别要注重就是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仍然是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政府“有为”旁边，一定要紧紧结合着“有限”。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性信用担保、财政的贴息等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绝对不是替代市场一线、市场主体他们应该做出的具体选择与判断，生产经营的决策仍然应是市场一线的市场主体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有自负盈亏这种财务约束的情况之下，他们自主地去创新、试错，而政府是给他们更充分的信息和以适当的经济手段作为政策工具来加一把劲儿，这样结合在一起、就有希望减少产业政策实施中间的偏差和可能出现的一部分失误，守正出奇地取得超常规发展中总体来说主导性的成果。

问：已做的所有这些，这几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努力跟我们今天贸易战，应对外部的冲击能起到什么作用？

贾康：外部冲击之下，可能更多地会表现出我们经过前些年改革发展的努力之后，仍存在的短板在哪里，因为我理解贸易战这个环境下，它会首先暴露出我们相对薄弱的一些短板，这正好是使我们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所指引的情况之下，市场主体敏锐地捕捉到我们自己升级发展的重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举国体制2.0版、3.0版，应在哪里抓住重点来突破。这个贸易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教育，是一种市场验证与促进，这应该讲是一个“坏事变好事”的压力环境。这些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努力，使我们“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更有底气和可能性了。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