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怪罪医生，“看病难看病贵”曾经不是问题

中国的五十及六十年代,医患关系无比的和谐

在美国与一公共卫生管理专业的教授聊天，话题如同各大报纸的热点一样，少不了中国。我们谈论了一阵上海的繁华及北京的磅礴后，我问最让他折服的是什么。让我吃惊，他佩服的是中国上世纪50及60年代，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三十几岁，延长到了六十几岁，在人民吃不饱肚子的那个时期，中国控制了传染病，儿童实现了接种，消灭了血吸虫，没有人抱怨看病难及看病贵，中国用极有限的资源，基本满足了人民的医疗需求。

究其原因发现，毛主席不光建立了医学院及省级医院，还建立了县、公社（乡）、生产队（村）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生产队里有小学以上学历的赤脚医生，他们接受急救、清创、接种培训，可对疾病进行分类，头痛脑热的小病由赤脚医生处理，不用出村，这些医生定期接受培训（CME），还会上山采草药，他们背着药箱，主动出诊，防病治病。当村民患了阑尾炎，需要手术，赤脚医生会用村里的唯一电话联系公社，用马车或拖拉机将病人送至（转诊）公社卫生院，在那里，一批医专毕业的医生为病人实施简单手术，如阑尾切除术；若为复杂胆道结石，公社卫生院遂向县医院求救，开出转诊单，将病人转诊（Refer）至县医院。没有县医院的转诊，病人不能去省医院，更不能去北京或上海，连大城市的工人、国家干部也必须拿着单位门诊部的转诊单才能到省医院及教学医院就诊，否则根本不予接待。那时大医院常派医疗队下乡，既解决了农村的急需，又教育了大批的基层医生。那时，没有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报纸上常常看到感谢亲人解放军医生的文章，病人对医生无比信任，医生也毫无顾虑地奉行“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的信条，勇闯医学禁区，创造了诸如“断指再植”的世界壮举，医患关系无比的和谐。

发达国家参照了中国那个年代的体系

发达国家在为他们日趋攀升的医疗费寻找解决方案时，保险公司参照了中国那个年代的体系。在美国，家庭医生的职责就像我国当年赤脚医生，他们只是小儿科、妇产科或内科医生，拿着较低的工资，负责接种、分诊，只有他们确诊为专科病或外科病时，才在保险公司（如：HMO）的同意下向大医院转诊。一般感冒发烧，不可能使用抗生素。几家医院共用CT、MRI等大型仪器，血液检查由专业公司来取。

我们自己放弃了几十年才建立的成功的医疗体系，

制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

绝不是医生的责任

在全社会被误导，怪罪医生及医药公司是共同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的悲壮时刻，我们意识到了自己还有值得发达国家学习的过去，悄悄地承认我们现行体制的不合理，建社区医院，把医生当成公务员列入了计划。但是时代变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体制，农村的私有化无法找到无私的赤脚医生，职业医师法也不能容忍无照行医，医学院毕业生不愿意去基层，大医院的医生也不可能到农村巡诊。我们可以雷厉风行，投入巨资，在几年之内把城市的医疗网络建成，但是医患的信任被摧毁了，有的病人为了证实医生的诊断，拿着医保卡，转遍当地的大医院，像考试一样质问医生，他本人累，其他病人则看病难。大量的医疗资源投入到治病，而病人对疾病的知晓率极低，医生坐等看到的病人大多进入了晚期，消耗极大，预防的观念极差，难怪在西方国家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我国的则逐年攀升。一味降药价，致使许多好药无利可图，在市场上消失，无研发经费，中国人只有花更多的钱去进口药，以平贸易顺差。更可怕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不按GMP生产，假药、劣药层出不穷，造成社会极大浪费及动荡。

我们自己放弃了几十年才建立的成功的医疗体系，制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这绝不是医生的责任。要改善它，我们必须从重建医患信任入手，人人有责，政府、媒体及社会团体，不能仅仅依靠疫情的出现来建立感情，医生还是像“SARS”大流行时一样伟大，病人同样有迫切的需求；必须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加强疾病普查及预防，不得病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最好方法；必须分级医疗，中心医院只接转诊；必须加强基层医生培训，保证正确预防及分诊；必须加强医保审核，建立医疗警察，重罚违规医生及病人，减少过度治疗及不合理用药，一旦发现，像交通违规一样，上学习班、吊销执照、罚款、拘留、判刑；必须强制开放各医院的电子病例，实时监控，及时总结，根据就诊的密度开展流行病学分析，预警传染病暴发，并且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报就诊趋势，调配及指导病人就诊；必须提高医生待遇，与第三世界国家医生的收入接轨。

别再怪罪医生，社会各界都应承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