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蹬三轮大爷1小时挣150元，住四合院，真正身份是“贝勒”
北京，一座久处皇城根下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许多的老事儿等着懂的人娓娓道来。
已经70多岁高龄的安林，就是这样一位等着三轮车为人们讲述北京城故事的老爷子。他1小时挣150元，住四合院，真正身份是“贝勒”。
每天早晨9点钟，吃过早饭后，他跨上三轮车，叮铃铃地就出车了，雷打不动地来到南锣鼓巷一个固定的车位候着。
南锣鼓巷曾是京城王公贵族居住之处。安林从小就在这居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眼看这里从贵族府邸，变成寻常人家，再从住宅居地变成商业活动中心，他经历了南锣鼓巷许多的变迁。
“京城第一车”
尽管已届高龄，安林身子骨还仍很硬朗。一头短发黑中带白，显得十分干练。
常在外风吹日晒，令得他皮肤晒得黝黑。天气一热，他就会穿着中式盘扣褂子，阔腿束口裤子。这是典型的北京老爷子的打扮。
安林原本并不是三轮车夫这一行当的人家出身。据他所说，他祖上姓氏是爱新觉罗，他们这一脉一直居住在南锣鼓巷里。老北京时候，这里一带都住着达官贵人。
若是那一朝没有覆灭，他现在应该还是一名锦衣玉食的贝勒。
1982年，安林迫于生计成为一名走街串巷的三轮车夫。如今已经过了35个年头，街坊邻里从称呼他为“小安”，也渐渐地就变成了“老安”，再到后来的安老爷子。
在北京城有个落脚处，儿女也各自成家，原本他早已可以安享晚年，可他说他还是不肯歇下来。“这是我的念想。”
安林的车讲究，别人的车都是红顶蓬，只有他的车是杏黄顶蓬。
车把上挂了5个铃铛，是旧时快要被烧完的舞狮嘴里抢出来的；铃铛中间摆个龙，也是他精心设计的摆法，叫五福捧寿；
车尾专程让老师傅给镶了一块八卦，据他讲，这能辟邪保平安。
车身的两侧，他专门放了两只貔貅。安老爷子说这东西最贪，可吞日月，这是用以告诫自己，做人做生意，都切不可太贪。
精心设计过自己的三轮车后，他的生意变得更好了。许多游客一来不问价格，就只说目的地便上了车。
安林故事讲得好，许多街坊邻里闲着都爱找他聊天，老爷子肚子里的故事确实也多，懂得多，讲什么都是头头是道。许多坐过他车的游客，下回来了还坐他车：
“锣鼓巷其实叫罗锅巷，中间高、两头低像一个罗锅，罗锅不好听，改叫锣鼓巷，元朝建成，七百多年历史了。”安林总是以这样为开场为由
坐着老爷子的车是极舒坦的，这些皇城老故事都随着他带着浓重京味儿腔调的声音娓娓道来。他仿佛一个引领者，引领听故事的人走进一段历史。
随着地点的变换，安林的故事也在随之改变。从齐白石纪念馆到中央戏剧学院，再从冯国璋故居到婉容的娘家、后门桥……
来到地安门外，他这样讲解道：
“后门桥也叫万宁桥，跟前门相对，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又叫子午线，城门都在的时候，正午十二点，阳光能从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的门缝里一溜射过去。”
“内九外七皇城四”，讲到复杂处，安林在纸上画了下来。“瞧见没，这老北京轮廓就像顶帽子。”
对于安林来说，他也只想讲好这些故事。
有时碰上带孩子吵吵闹闹的游客，他索性就让游客下了车，不讲了，钱他也不收。他只把这些故事讲给带着诚心想听的人，“讲不成就不瞎耽误功夫了。”
1995年，有一个节目组在录制节目时拍到了安林这量车，夸赞他的车为“北京第一车”，这个称呼就一直沿用至今。
“老爷子”的规矩
安林称，自己脾气比较“个”。
他的车定了价是150一小时，就不会接受降价。许多和他一起的蹬三轮的小年轻，70，100，120一个小时都能走，只有他不接受。“我值这个价”，安林说。
在南锣鼓巷，安林的车是唯二有营业许可的，其他的车夫都需要将车停在胡同深处。拥有营业许可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但他的车在这里并不是生意最好的。
老爷子也不在意这些，他每天在固定时间到达固定地点，在固定的时间收工。
6月的一天，烈日暴晒之下的空气中都似乎弥漫着一股热浪。下午4点多时，有四位旅客想搭乘安林的车。他摆了摆手，叫来另一个车夫。
他说：“姑娘，我要下班了，你们坐他的车吧。”
被他叫来的车夫已经一天没开工了。他也心疼这些从外地来的孩子“上有老下有小，都靠着他们养。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不容易。”
有一次，一位客人约好了4点钟来，却等到5点才姗姗来迟。据他讲，是碰到几个熟人，聊忘了时间。安林却说什么都不肯再接了。
他说：“这人呐，不讲信誉不行。”
保安岗离安林的固定“停车位”不远，有时新来了小保安对路不熟，安林总会帮忙解答。
过来问路的游客客气地叫声大爷，安林会知无不答，比地图还详尽。可总有些不礼貌的，远远地便喊“哎，哪哪儿怎么走啊？”安林则什么也听不见。
这时更加不长眼的非要凑跟前接着问，老爷子脾气上来便回：“跟谁喊哎呢，你回家这么管你爸妈喊'哎’吗？”
碰上个事，他也总爱打抱不平。附近景区厕所男女不分，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常往门下一拍。安林有时碰见了，就自己躲进厕所，拿起旁边的废纸篓子往他们头上一扣。
老爷子有脾气，也有担当。他常说别人叫的一声老爷子，就要担得起老爷子这一称呼。
安林的徒弟说，他在这一带的车行里德高望重。同在一条胡同里，大家干着一样的营生，免不了会有些龃龉。
起了纠纷，请了安林过来主持，无论怎么调解大家都会服气，过错方就请大家喝一顿酒，事儿就了了，该过日子还是过日子，该竞争还是得竞争，只是得靠良性竞争，完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应该彼此照应。
这么多年了，车行也一直没出过宰客黑客等不良行为，全靠安林主持着。老爷子讲原则，讲规矩，他既不怕强者，也不欺负弱者，大家都敬他。在他的主持下，虽是吵吵嚷嚷，也没有多少大风大浪。
入行故事
安林还年轻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当起了木匠。
虽然历史变幻，王朝覆灭，但他们这一支“皇亲”没有大富大贵，受到父亲的庇护倒也衣食无忧。
当上木匠后，安林很快就积攒起一些积蓄，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月72元的工资虽然有些拮据，日子却也安逸。
80年代初，安林的母亲不幸患上食道癌，单是薪水就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和母亲的医疗费用。
那时没法，他下班推着车往家里走的路上，每见到一个饭店就进去问需不需要刨菜墩的。找这个活每天一般能挣个十几二十块，但每天回到家就到晚11点了。
安林原本的梦想是当一名邮递员，可邮递员没聘上。后来他又听人介绍说蹬三轮能赚钱，他就花了足两个月薪水买了辆别人用旧了的三轮，自己喷上漆，给它打点了一遍，自己打扮的干干净净地出了车。
安林这一改行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1年北京市交通局刚出了一则规定，恢复人力三轮车的运输，方便了市民们的出行交通，也给了安林走投无路的普通人一个营生机会。
1982年夏日炎炎，安林第一次出车。他将擦得锃亮的车往西单商场门口一停，很快就有了顾客。那天下来他足足干了12个小时，挣了75块钱，还得了一个诨名叫“七张半”。
这一天的开张已经抵得上他之前一个月的工资了。他一见这份工作干得过，就把木匠的工作辞了，全力当上了三轮车夫。
没当上邮递员，却也一样是走街串巷，自由自在。
这活风吹日晒，夏天要顶着烈日，冬天要顶着寒风。很快安林的皮肤就晒得黝黑。
那时他出车比现在早。早上6点钟他就早早起床，去天安门接看完升国旗的人回家。冬天寒风凛冽，他也一样准时起早。
80年代自行车普及，市民出门都比较依赖自行车。马路上汽车少，公交也极少，更别提出租了。于是有些市民就爱搭三轮，沿路还可以看看风景，吹吹风。
有时安林也会拉去机场的乘客。有一趟从东四去机场的，安林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晰。他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连人带行李一趟三百。
他走的是水泥路，那时高速路还没修。到了三元桥上坡的时候，坡度太陡，没能蹬得动，安林就找了根粗绳，拴上车，把绳子勒在肩膀上像纤夫一样把车一点点的拉上大桥。
年轻时干完活，回到胡同，来一晚刀削面，再来一瓶二锅头，吃完又是浑身充满了力气，下午又可以精神百倍。
几年下来，他有了积蓄后，就换了现在这辆三轮。这是全北京第一辆不锈钢三轮，接着他就继续和他的“老伙计”一起，走街串巷，走到哪儿一时兴起，就给乘客讲一段当地的故事。
“老爷子”的新市井生活
时间转眼来到90年代，我国经济腾飞，北京城作为首都发展更是迅猛。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环市公路、高架桥、地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马路上汽车也多了起来。
原本乘客嘴里熟悉的老地名，也渐渐地开始变得陌生，磁器口、五路居这些渐渐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某某大厦、某某小区。
随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他也从住了一辈子的南锣鼓巷迁到了一座高楼里。可他不喜欢，“像住在监狱里”。
随着1995年什刹海开始兴起胡同游，他也回到了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接着拉起了三轮。
抽空他还去他的老房子里看了眼，那几天在门口铺红砖，腾退文物。后来他在这里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拉车累了可以歇一歇。
前两年，他也开始蹬不动三轮了，就给陪了他几十年的“老伙伴”安上了电瓶。
朋友儿女都劝他别出车了，他不肯。
虽然原本的物什儿都已经不在，但对老爷子来说，能回到原来住惯的地方，他只想每天能和人说说话，唠一唠，有一碗的刀削面，一瓶的二锅头，有人敬重，就仿佛回到了旧时走街串巷的胡同里。
安林说，他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