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炳云将军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大队（胡大队）战斗历程

回忆苏鲁豫支队一大队战斗历程

胡炳云

1938年8月,我所在的八路军115师685团参加平型关、娘子关、武城镇战斗之后不久,又奉总部命令到达八路军总部当时的所在地长治休整,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部队到长治后,总部首长朱总、左权等同志亲切看望了部队全团指战员,高度赞扬了大家在平型关等前几个战斗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并决定将685团改为苏鲁豫支队,执行东进任务,深入敌后,开辟苏皖根据地,相机同江南新四军打通关系。

当时,卢沟桥事变之后仅一年多时间,日本鬼子的铁蹄长驱直入地踏进中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像雪崩一般不可收拾,一时弃地千里,大江南北大好河山尽陷敌手。1938年5月以后,徐州沦陷,几乎整个华中地区皆被日寇占领,形势十分严重。民族之危亡,如千钧一发。要拯救中国的命运,非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可。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苏鲁豫支队东进敌后的任务,显而易见是何等的光荣和艰巨。

部队在整训期间,朱德总司令亲自进行动员,给我们介绍敌后的形势,讲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并且一再强调了东进敌后之重大意义。苏鲁豫支队下编3个大队,我任1大队大队长。临出发之前,左权同志曾亲自找我们谈话,问我还有什么困难?我代表全大队指战员下了保证,立下军令状,一句话:要是打不开局面,完不成任务,愿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我们说,我们这支老部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腊子口上打出来的,又刚刚参加了平型关、娘子关和武城镇战斗,部队许多班长,以及不少战士都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战斗力很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要说困难也有,一是武器不怎么好,二是没得经费(当时只有100多块钢洋)。穷是穷一些,不过只要头三脚踢出去,局面一打开,办事就不会那么愁了。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之后,在9月底秋高气爽的时候,苏鲁豫支队从长治誓师东进。当时,国民党不准八路军过路,我们就变成隐蔽的游击队,从敌人缝隙里穿过京汉路封锁线,迅速到达微山湖以西,消灭了丰县“王歪鼻子”王汉成的伪军部队,并争取何玉祥部队起义,基本上奠定了创立苏鲁豫边根据地的基础。后又越过陇海路和津浦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插苏皖边(皖东北)。一路上只见哀鸿遍野,满目凄凉,万顷良田沃土无人耕种而荒芜,到处是残垣败墙几十里地望不见一缕炊烟。当地的大地主们早随国民党军队离家外逃。未逃走的则纷纷打出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发展私人武装,各霸一方,欺压百姓,发国难财。沦陷之后,又纷纷倒向日寇,投敌为奸,为虎作伥。到处是土匪,到处都是汉奸,到处都是“独立政府”,私人武装、别动队、常备队、自卫队,三人一霸、四人一王、大大小小自封的“司令”,一时竟比牛毛还多。至于国民党的桂系部队,则早就躲到大别山里,被日本人吓得一动也不动了。

这时候,别说日本人看不起我们,就连各乡镇的地主豪绅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所到之处,地主武装立刻关闭圩子门,拉起吊桥,从里面打我们,称我们是“叫花子兵”。我们部队单独深入敌后,得不到补充和给养,冬天还穿着单衣,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那些可恶的汉奸特务更是常常监视我们,随时向日伪军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几乎天天行军,天天转移,生活十分艰苦,但从没有一个人叫苦的。当时沦陷区的“亡国论”和“恐日病”很厉害,到处都传说日本人多么多么凶,是打不得的,打了要遭殃。就连当地的广大群众,也担心我们这支破破烂烂的部队究竟是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

说来也巧,那年秋天,我们大队进到睢宁桃园休整,准备继续东进。刚住下没多久,睢宁城里的鬼子得到汉奸送去的情报,连夜出动了几辆卡车,满载100多个鬼子和100多个伪军、汉奸便衣队,在第二天一大早,突然出现在距离桃园以西不远的魏洼镇。当时,魏洼只住着大队一个营的营部和一个机枪排。鬼子来的很突然,等哨兵鸣枪报警时,鬼子已经从停在公路边的汽车上跳下来,包围了镇子。营长刘治国和教导员宋维拭一边派通讯员火速向住在桃园的团部报告,一边命战士们拉起吊桥,关起子门,利用镇四角的4个炮楼进行抵抗。鬼子气焰十分嚣张,哇哩哇啦地喊叫着往镇子里冲,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和掷弹筒的声音响成一片我们接到情报,立刻由政委王东保同志带了1营的两个连和2营的一个连,从桃园出发驰援魏。当时地里的玉米正吐穗,西瓜已经成熟。我们利用遍野的密密的青纱帐,迅速地摸到敌人的背后,当我们把围攻魏洼的敌人包围起来的时候,敌人一点也没有察觉,有的还在西瓜地里美滋滋地吃西瓜呢。王东保政委命令把各连的机枪集中在一起,突然开火,打得敌人个个晕头转向,鬼哭狼嚎。几十个已经攻到寨子门子,又被刘治国他们从里面压了回来。两面夹攻,没有多大功夫,战斗便结束了。一清点,打死的伪军不算,光是日本鬼子的尸体就有90多具,只有3个司机趁乱开跑了3辆卡车。敌人的血把围绕着镇子的外濠里的水都染红了。西瓜地里,几乎分不出哪是踩烂的西瓜,哪是鬼子开了花的脑袋。打了以后,我们估计鬼子肯定要来报复的,于是立即转移至津浦路附近的濉河两岸去。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我们撤出不久,徐州的日军第21师团就派出千余人马,乘坐几十辆汽车,拉着多门炮和九二步炮,气急败坏地赶到魏洼报复,他们自然扑空了,只好去收死尸。

魏洼一仗,是我们挺进苏皖边之后对日寇之第一仗,这一仗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消灭了90多个鬼子,更重要的是振奋了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日本鬼子没什么了不起!同时给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们敲了一个警钟。这以后,原先打我们冷枪,不让我们进圩子的地方武装吓倒了,如高圩子、八里集、大李集等地的地方武装赶紧派了代表和我们接头,“慷慨”地包下我们几千人用的洋布和军粮,迫使国民党灵璧县县长许志远也不得不跟我们讲起了统一战线,供给我们款子和伙食。这一仗,不仅使我们在苏皖边站稳了脚跟,也为创立皖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且也打出了八路军的名声。老百姓奔走相告,说:“平型关上的八路军下来了”、“打死好几百日本人,自己竟连根毫毛也没伤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司令”也纷纷归顺我们,有的当了班长,有的当了战士,有的当了传令兵,各得其所。

不久我们到灵璧北地区活动,又在冯庙和日本鬼子交了一次手。当时,我带部队在冯庙以东28里、大李集东南的周圩子休整。冯庙是个热闹的大镇子,灵璧县的维持会长、汉奸雷杰三的伪军在镇子里修建了据点。这个据点很讨厌,就像扎在我们肉里的一根刺。据点里的伪军随时可策应灵璧、泗县的日本鬼子,对我大队的行动构成了威胁。为了扩大根据地,我们决心拔掉这颗钉子。雷杰三手下有伪军千人,津浦路一侧,从时村到灵璧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守冯庙据点的是他的一个伪军连,一支便衣队和不到一个排的日本鬼子。据点里原来就修一座高大的中心炮楼,但雷杰三还是不放心,准备再次扩大据点,这就少不了动用民工。我们趁这机会,派了精干的团侦察排和2营的侦察班,化装成民工,陆陆续续混进据点,去给敌人“修工事”,暗中将敌人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大队把拔据点的任务交给了2营。正当2营长刘德云同志和各连指挥员商议战斗方案的时候,不料发生了一点小变故:打进据点的同志们当中,有一位连长因为不是当地口音,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于是,这位连长便率领打进去的同志们先敌开火在据点里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听见枪声,2营长刘德云立即率领各连猛攻据点,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不到个把小时,2营一举拿下了据点,把20来个顽抗的鬼子压进了镇子中心的大炮楼里。鬼子企图依据炮楼坚守待援。战士们从镇税务所里搞了一桶煤油,把大炮楼烧着了,那20来个鬼子被全部烧死在炮楼里。

战斗接近尾声时,已近黄昏,枪声也逐渐稀落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冯庙方向又一次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几乎在同时,2营的骑兵通讯员飞马而来。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说,从灵璧和蚌埠以北的固镇又开来了30几辆汽军,有两个鬼子中队和一个营左右的伪军约四、五百人,刚才的枪声是2营担任战斗警戒的部队同敌人突然接火了。2营长又命令全营迅速撤进冯庙大镇。鬼子三面包围了镇子,只剩北面没有包围了。2营长请示我,是否把部队撤出来?我对通信员说:“你去告诉刘营长,不要撤,等我带3营、1营赶去再说。”通信员飞马而去。冯庙方向的枪声和迫击炮声响得更激烈了。当下,我与王东保同志立即带3营和1营跑步直奔冯庙,将部队隐蔽在冯庙东南面的一个小村庄一线,我便亲自带一个便衣侦察班摸到前面观察,只见鬼子的20几辆卡车一字儿摆在镇东的公路上,敌人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三面合围冯庙。2营的勇士们打得非常顽强,鬼子始终未能冲进镇子。黄昏中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四处闪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我和王东保同志商议一下,决定先集中火力打公路上停着的汽车,把鬼子的“腿”砍断,使其失去退路,然后集中力量对付鬼子的两个中队。于是我们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一声令下,向冰雹似的手榴弹突然从未收割的高粱地里劈头盖脸地砸向鬼子的车队,当下就有两辆汽车的油箱被炸毁起火了。与此同时,7连8连的勇士们从东南面向围攻镇子鬼子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冲杀的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打着打着,天色就渐渐擦黑了。鬼子腹背受敌,一时竟慌了手脚,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八路军,只好一边抵抗,一边乱纷纷地往路边退却,不料又遭到我们预先埋伏在公路旁边高粱地里的特等射手们的回击,歪七斜八倒下去一大片。据守在镇子里的2营见时机到,一阵呐喊,大开了镇子门,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出来。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骤然间冲乱了鬼子的队形,鬼子指挥混乱,完全陷入无组织的抵抗。倒是那些伪军要机灵一些,一见大事不妙,急忙往汽车上跳,慌乱之极,以致有两辆汽车撞在一起。战斗从夜幕降临一直打到深夜。战士们烧毁了敌人没有来得及开走的20几辆车,一时间,公路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十几里地以外都看得见。拂晓之前,我们撤出了战场。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近400,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而我们自己仅仅伤亡了几十个人。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极大地鼓舞了皖东北的人民。日本鬼子被打痛了、打怕了,百把几十个人再也不敢贸然出动。这一仗,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特别是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到处都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的民谣。日本鬼子一听“胡大队”,就像听见克星的名字一样害怕。汉奸伪军更是稀松,见我们来了,他们老远地乱放几枪就跑。其实,“胡老大”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胡老大”的名声是党长期培养和战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打出来的,群众的民谣不过是表达了对拯民于水火之中的八路军的衷心拥戴罢了。

从那以后,苏皖边根据地的局面便打开了,在半城建立了皖东北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各地的地下党纷纷成立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原来的各游击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抗日烽火到处都熊熊燃烧起来。

1940年春节前后,总部急电调我大队回师山东,参加鲁南反“扫荡”。反“扫荡”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那一天,罗荣桓同志派通信员来把我和大队政委田维杨同志叫了去。当时,罗荣桓同志神情非常严肃地介绍了在我们离开苏皖以后皖东北的形势。我们才得知在部队回师鲁南以后,苏皖边的日、伪、顽相勾结,反革命势力又一次猖獗起来,妄图一举搞掉皖东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抗日部队,搞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气焰十分嚣张。皖东北告急,那里的父老乡亲们日夜都盼望着“胡大队”再打回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罗荣桓同志告诉我们,担任中原局书记的胡服(刘少奇)同志正在皖东北。因此,总部首长命令我们立即星夜兼程赶回皖东北,执行保卫刘少奇同志的光荣任务,同时,巩固刚刚开辟不久的皖东北根据地,把日伪顽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当时,我和田维杨同志说,请总部首长放心,只要这个部队还有一个人在,也要保证胡服同志的安全。我们随即带领大队在马头镇与韦国清同志领导的“南进支队”汇合后,一同急急赶回苏皖边。到达苏北运河以东,从睢宁以西打起,一路和伪顽军打了十几仗,收复了十多个大集镇,打跑了王光夏的部队,一直打到金锁镇、大众集、顺河集一带才分手。我大队回头到濉河边上的许圩子,才见到刘少奇同志。当时,刘少奇同志的身边仅有很少的警卫员,带了40多副担子。由于随带的几部电台几乎每天都开机和江南及中央联络,目标很大,狡猾的日本鬼子断定其中必有中共大人物。于是一路侦察跟踪,咬住不放,鬼子和伪军几乎像条尾巴一样跟着少奇同志转。少奇同志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转移一个地方。在许圩子会合的当天晚上,又一次转移到周圩子,但鬼子还是跟上来了。我们又搬到郑集,少奇同志住在郑集东南、双沟以北的水牛冲,准备在那儿开3天区党委会,然后渡淮河南下。徐州、蚌埠的日军第21师团很快得到了情报,徐州、灵璧一带秘密集合了近千人,将近一个联队,妄图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一举吃掉皖东北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和少奇同志。当时,我派了卫三友连长率领大队特务连在水牛冲保卫刘少奇同志,而将大队的主力撒在郑集以西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为防万一,我提前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深入到泗县、灵璧附近的村子里,秘密监视泗县、灵璧敌人的行动。

那时正当4月天(应为农历5月初3),皖东北久旱无雨,禾苗半枯。记得那天一大清早,先是200多个伪军化装成求雨的老百姓,抬着土地爷和龙王,吹吹打打地从灵璧方向向郑集这边走来,吸引了各村庄许许多多看热闹的老百姓。这支奇怪的求雨队伍抬着神龛(下面其实都是武器),当他们来到我9连住的一个小村庄前面时,被我们的一个排长发现了蹊跷。“求雨”的队伍忽然如同伪装的野兽,露出了牙齿,抽出枪来便打。顿时,看热闹的老百姓,惊呼四散。9连长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急令战士们退守村庄,紧急抵抗,同时派通信员到郑集向大队部报告敌情。我正在同田维杨、王东保等同志开会,得到9连的报告,听见炒豆似的枪声从西北传来,我们都吃了一惊。我马上命令3营长张万春组织10连反击。把袭击9连的敌人打出去。2营长去了不多久,我们事先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又驰马报告说,泗县、灵璧的日寇分3路向郑集方向包抄过来,左路敌人已经快要到达11连驻扎的村庄了;右路和中路也在步步逼近,形势十分险恶,怎么办?刘少奇同志正在水牛冲开会,我急忙派了一个参谋将这一严重敌情报告少奇同志,不久,3营长的通信员和连长都牺牲了。是打还是撤?当时有人主张撤,而我和田维杨、王东保、安参谋长不同意。因为侦察小分队报告,日本鬼子还调集了将近200多个骑兵,行动快速,撤是来不及了,为了保护少奇同志以及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个字:打!决心既定,立刻着手部署,我们全大队在郑集的3个营加上直属队,总共2000人不到。我们决定先打突进11连对面的日寇之左路,同时命令2营长曹金奎同志带2营在郑集以北的丘陵地带赶修工事,准备阻击右路和中路的敌人。我率1营到11连的阵地时,11连已同敌人左路先头部队接火,迫使日寇过早地展开队形,直扑11连阵地,频频发起了6次冲锋,均被击退。后敌人发现我1营欲绕其侧后之企图,遂放弃11连阵地,而向右路和中路靠拢收缩,并且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出动两个中队的骑兵,想从我11连和9连、10连北面之侧翼迂回包围。我便命令各连的机枪射手来打敌人骑兵之战马,打得敌人骑兵一个个人仰马翻,不得不仓惶退却。之后,大队指战员们在郑集外围长长的起伏不平丘陵坡岗地带抢筑工事。不久,激烈的战斗又一次展开,山炮、迫击炮、掷弹简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抖动。在敌人炮火的袭击下我方伤亡了不少同志。但是,我们这支队伍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敌人疯狂的冲锋一次又一次被打退,每一次冲锋,都在我们阵地的面前丢下几十具尸体。因为我们没有预备队,从大队长到炊事员,全都投入了战斗,我命令全团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打敌人的炮火阵地,他们打得又准又狠,把敌人的山炮轮子都炸飞了。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睛,不畏强敌,英勇厮杀,光是9连副指导员刘焕伟一个人就拼死了7个日本鬼子。只听刺刀铿锵,战士们的呐喊如虎豹之怒吼。3营长张万春同志身先士卒,脱了上衣,嗓子都喊哑了。战斗成了僵持局面,从一清早打到黄昏,打到夜幕降临大地,枪声才逐渐稀落下来。天黑之后,我又命令各营派小分队趁夜色的掩护袭击、骚扰。日寇不得不仓惶地退回泗县、灵璧去了。撤走时只抬走了一部分同伙的尸体。第二天打扫战场时,单是敌人没来得及拖走的尸体就有300多个,战士们还俘虏了一个少佐。我们的伤亡也不小,许多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还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有的子弹打完了,就抡着大刀砍杀敌人,牺牲的十分壮烈。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皖东北的土地,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之魂的壮歌,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为世世代代所怀念。

郑集战斗之后不久,我们护送少奇同志安全到了洪泽湖畔的管镇,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皖东北的父老乡亲们奔走相告:“胡大队打回来了!”一时间,母亲送儿、妻子送郎参加八路军多得很,不到一星期,胡大队就补充了100多个新战士。我们在双沟进行了1个多月的整训以后,继续奉命东进,8月到淮海地区,与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的“淮河大队”会合。从此,我们就纵横驰聘在苏皖边和淮海地区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胡炳云简历:胡炳云同志是四川省南充市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战士、政治指导员、连长、副团长等职,参加了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营长、团长、副旅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娘子关、陈道口、车桥、两淮、魏洼、冯庙等战役战斗,为开辟、巩固和发展皖东北、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旅长、苏中军区参谋长华中野战军七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十一纵司令员、军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兵团参谋长、福建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参谋长、济南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部某部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巩固海防、保卫边疆,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他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炳云同志因病于199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