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个老兵》 刘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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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与囚徒

　　每当孩子放学回家，或是要穿过隔壁院子的时候，不管是如何地疯跑，还是如何地高兴，都会立刻安静了下来，自觉地整理衣衫和书包，放慢脚步，小心地伸头去看。如果大伯在院子里，就小心地站好，弯腰行礼，叫一声：“大爹”，在得到允许后才敢离开。如果不在，就飞快地跑过院子，像打了胜仗一样欢笑。

　　在我们的心里，本家大伯是一个可怕的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就突然冒出来的人。他总是很严厉，在路上遇到了，要先在路边站好，鞠躬行礼，叫“大爹好！”。他不准我们在小院构成的群落里喧闹着追来打去，要静静地走路。他还会考察我们的功课，让我们用木棍在地上写字，又不按老师们的规矩。“巾帕门帘”、“铺笼帐盖”、“车船码头”……他总是用苍老的声音沉静地念了出来，我们便随着他的声音书写，否则头上就要吃到几个“栗凿”。有时候，他会讲英语，教我们用英语问好；心情好的时候，还会泡上一壶茶，坐在门前的屋檐下讲“三国”，眼睛立刻发亮，腰板挺直，端着一副唱京剧的架子，发出“嘿嘿”的笑声。

　　村里有了红白喜事，便会请他上座，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写的对联，没有人不称赞的。只是有一年，被人嫌弃，当做了笑谈。“吃鱼吃肉吃豆腐，烧柴烧炭烧松毛”。主人家以为讽刺自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竟是当场扯了对联。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他在痛哭、发疯似地打人、砸东西，尤其是遭到老婆和孩子们抱怨的时候。

　　大伯年轻的时候，既上过私塾，又进过洋学堂；参加远征军，打过日本人，后来又在县城的飞机场给美国人当翻译。解放的时候，美国人自己跑了。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大伯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没完没了的审查，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终于安静地待在牢房里，直到我上小学三年级才回到家里。

　　他作为读书人，总是有些不安分的，到学校里去听书，评价说只有一个上海来的老师还可以，其他人不通，实在不行。结果就被警告，不能乱讲乱说，禁止踏入学校。我们自家的小孩子，就成了他扮威严的教育对象了。

　　尽管上过洋学堂，大伯的思想仍然是老旧的，他被抓时只有两个女孩子。出来时，大女儿已经招了女婿，有了孙子，但没有跟他姓；小女儿也定了亲，马上要出嫁了。一家人除了自己，好像没有一个读书人。他觉得自己愧对先人，便精心地照顾家族的祖坟，禁止牛马入内，不准别人打柴、烧灰；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墓址，挑了石头围了起来，在冬日的暖阳里躺在石头围成的草地上。这些，在村民的眼中，都是不正常的，是“良疯子”的行为。

　　2、英雄与乌鸦

　　“鬼老鸦”是个中等个子，身材壮实的人。小时候总见他赶着羊群，用一根粗大的木棍挑着一捆柴火，或是扛着一大根干枯的木头，拎着放羊的皮鞭匆匆走过。

　　他爱喝酒，只能喝最廉价的散装白酒。有钱的时候，他腰间的酒壶总是满的；如果没钱，他就会用一个空瓶子，到供销社买个一两二两的劣酒，讨人一脸的嫌弃。

　　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先是打日本人，然后到了东北，又做为“解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受了伤，耳朵被大炮震聋了；人也受到了刺激，有些疯疯癫癫，从主力部队，下放到炊事班去烧火。一次部队集餐，炊事班长要盆，他听做“尿盆”，满满的一盆子肉染上了尿骚味，就这样被转业了回来。

　　组织上安排他到东北的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有一个老犯人年纪大、头发都白了，挑的煤炭又重。他同情心泛滥，帮老犯人挑了担子，可肩上的枪总不好交给犯人，就把它挂在扁担头上。那曾想扁担一滑，枪掉了下来，响了；犯人们乱作一团，枪托也裂开了。场管领导开会，才知道那是判了无期徒刑的“老反革命”。同情“反革命”、“破坏枪支”、“违反革命纪律”等一大串名词在会议上扣了下来，再加上平时有些丢三拉四，就被打发到地方上来了。

　　有这样的经历，按说不应该来放羊了，可就坏在了“解放兵”这个身份上了，谁也不敢跟他走近，自己的妻子早死了，丢下了三个孩子，也没人敢再嫁给他。大孩子们传说，“鬼老鸦”的东西很长，能在腰上绕三圈，还可以打鼓。上厕所的时候，要用一个土基架上，以免耷到粪坑里。但谁也没有见过，孩子们只见到过他把一条粗大的白麻蛇挽起来，栓在裤头上，作为腰带，吓得孩子们哇哇直叫。

　　他又很穷，哪家有孩子不幸夭折了，或者有不得好死的“短命鬼”，就会给他一瓶酒，三两块钱，或者一升米，用草席卷了送了出去。讲究些的人家，会用一个薄薄的木匣子，要他背在背上，送了出去。他也因此得了“鬼老鸦”的绰号，在民间传说中是专门吃死小孩的。

　　要是喝多了酒，他是会发酒疯的。一条粗大的木头，便是他的大炮，木棍是步枪，石头、土块、瓦片，能抓到的一切，都是他的弹药，他的阵地就是自己的菜园子。架上木头，摆好石块、砖瓦，声音变得急切而嘶哑“同志们，打呀！敌人上来了！！”，双手如转动的风车，石头、瓦片如雨点落了下来，看热闹的人群便如潮水一般地往后退了下来。不喝酒的时候，他也是会发疯的。那是一个秋日的晚上，天边的晚霞越来越红，似一片血染红了他的眼睛。突然间，他就丢了扁担，踢翻了晒场上装谷子的箩筐，用装满了稻谷的口袋垒起了阵地，进入到自己的游戏中去了。

　　从那以后，他的疯病更厉害了，打雷下雨的声音，往往会变成召唤自己的枪炮，使他半夜里爬了起来进行战斗。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头发、胡子花白且杂乱，破旧的棉衣也裹得紧紧的了，不再是那个敞着胸，捐着柴火，急匆匆走过的人了。

　　多年后的一天，村里来了穿军装的人，说是落实政策，发放补助。可是“鬼老鸦”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老人们都说他没福气，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要是还活着，每个月要领好多钱呢！只有他三个种田的孩子，哭得无声而哽咽。

　　3、一生的老兵

　　“聋子”姨爹是一个精明的人，不要看他重听，讲话要很大声，侧着耳朵，间或还要增加手势。但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明白人。他有一个小本子，做生意的事情门儿清，一切往来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没有人能挑出毛病。凭借这一手，他与勤劳的妻子一起，养活了六个孩子。

　　年轻时到昆明上学，后来当了兵，到缅甸打仗，耳朵被大炮震聋了，退了回来。家里田地少，村子就坐落在一个四面环水的高台上，叫“×家台子”。他们那一片，通称“海子底（diá）”，一色的水面露出的高台上住着人家，都被叫做“××台子”。过去靠打鱼为生，间或做点小生意糊口。

　　“大跃进”的时候，上面提出的口号是向水面要粮，水退人进；他便被派去修大堤，挑泥沙。那是南盘江的一段，由于大山的收仄，便在坝子里形成了一片水泽，老辈人就叫“海子”。这个精明的人第一次出了马力，挑大筐的泥沙，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不顾秋冬刺骨的寒风和细碎的冰渣，连肚皮上都裂开了口子，流了血出来。抹上香油、生猪油或者能找到的一切油脂，再用烧饭的柴火去烤，烤热了，烤化了，再用白布缠上，接着干。领导看见了，要把他当做典型；他指指耳朵，双手比划着，听不懂；挣脱了拉筐的手，又去干活了。领导以为这是一个聋子、憨包，是个只会干活的苦力，不会介绍“赶超”的经验，不符合时代的形象，就交代说：“饭要给他吃饱，不能欺负老实人！”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饿肚子，他却基本上能吃上饱饭。

　　接着，运动来了。“聋子”当过国民党兵的经历就被人揭发了出来，连同当时的领导、“跃进”模范们一起在台上挨批斗。他充分发挥了“聋子”的优势，要么听不懂，要么牛唇不对马嘴，东扯西拉，搅不清楚，耳光、皮带也没有少吃。

　　后来，群众看不下去了，说是欺负老实人、残疾人；他是当过国民党的兵，不过是被抓了夫子，耳朵聋了就回来了；没有害过人，更没有打过共产党。挨批斗的领导们也不愿意，好好的党员、干部，干了一辈子革命，不愿意同一个国民党一起批斗。

　　于是，他又回到了台下挑筐子，只是要吃饱的待遇没有了。他表现得很是低落，和谁也不说话，有人逗他，他转过脸去，给人家一个屁股。筐上的绳子不是长就是短，沙土、泥水一路淅淅沥沥的洒；别人帮他弄好，他一会儿又缠住这儿，一会儿又缠住那儿，甚至把工具都忘了，找不到。人们都说，聋子被吓傻了。

　　改革开放以后，聋子贩起了木料。分到了田地的农民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便是给自己盖上新房，他的木料生意很是红火，也赚了一点钱。弟兄们和村里人来搭伙，他也不拒绝，但账目决不马虎。人们都说，聋子变精了。

　　后来，年纪大了，早年泥水里的病一并发作，住了几次院以后，精神越发不济起来，渐渐地痴呆了。他会一个人神秘地躲在楼上，翻一个铁质的小箱子，里面藏着一个布包，扎的紧紧的布包里有一副肩章，一个奖状和奖章，还有几粒黄铜的弹壳和碎铁片。这个时候，谁要是走到楼上去，一定会招来他的怒骂，就是姨妈也不行。

　　有人来通知说，国家有政策了。姨妈便让儿女带他去理发、照相，自己偷偷地把他的箱子拿到民政局去登记了。回来后，痴呆的老人变成了公牛，抓着妻子厮打，把她的中指扭骨折了。

　　到了后头几年，他更是不清醒了，嘴里总是嘟哝着：板桥、保山、腾冲……一些陌生的词语，人们猜测那是他当兵到过的地方。家人一不小心，他就会丢失，有人不止一次看到，他拖着自己的拐杖，在葡萄地里匍匐前进。

　　终于在一个大雨的夜里，他自己悄悄地起来，弄开了锁着的门，僵直地举着手杖，瞄着前方，死在葡萄沟里，身后是爬过的泥水。民政局的人来了，带去火化，用一个精致的木盒送了回来。有志愿者致辞说：一日当兵，一生是兵，你是我们永远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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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家简介：刘寥，男，汉族，大学本科毕业，高级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偶有小文见著，则为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