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精英文化圈的宠儿，凭什么是王维而不是李白？
后世多以李白为盛唐代表，而在当时许多人却奉王维为“天下文宗”。
更准确地说，追捧王维的那群人，主要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上层社会中。他们的审美倾向，有很强的精英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意味。
既然是贵族文化，那么艺术家本身就是贵族肯定会更有说服力。
李白，出身商家。在唐代，商人地位是很低的，商人的后代甚至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李白后来只能曲线救国，一方面通过漫游积攒名气，一方面不断拿自己的作品献给权贵以期得到赏识而有机会得到推荐。
王维，河东王氏，数得上的世家，根正苗红的贵族。不仅出身好，而且才华横溢、仕途顺利，据说长相还不错。别说墨酱颜控又八卦啊，试想，就王维这样的“人设”，在上层社会视野中就是非常“精英”式的人物。
回归到作品来说，王维的诗歌创作符合贵族文化的期待。
以皇室贵族为主的上层在文化上的审美趣味偏好的正是精密雅致的、符合盛世气质的文学。对当时无数有志青年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吸引力的长安，注定形成这样的诗歌主流：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固然是贵族文学，而追求事功的边塞诗与富含隐逸意味的山水田园诗同样是长安文化青春激昂与雍容闲适的两面。
这三类诗，王维写得都非常好。或者换句话说，都符合精英文化的期待。
王维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有频繁来往，他有很大的优势去创作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
李白只是曾经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仅为翰林供奉，其实就是文学侍从，虽可出入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样政治身份与王维那样正儿八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
而后世把盛唐诗分成边塞诗与山水田园诗的这两部分，正是上层文化所激赏的。且看：王维不仅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关键人物，而且也写过不少优秀的边塞诗，如《使至塞上》。
盛唐时期的帝王致力于开疆扩土，去边塞历练，是增加自身与长安文化紧密度的一种方式，这也是边塞诗在盛唐异常繁荣的原因。
当时多数的边塞诗中都会有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王维的创作也在这种流行中。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在37岁左右在凉州切身实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边塞诗创作关注点逐渐转向了现实，开始有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这样诗篇中，王维仍显露出一种为国忧虑的心，如《老将行》就写一老将年少勇战，转战沙场，后因“无功”被弃，然而在边地烽火重燃时，老将壮心复起，仍想为国立功。诗歌中的这种气质，使得王维的边塞诗很容易引起精英阶层的共鸣。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许多作品亦与王维少年之作或者说边塞诗的主流有不少相近之处，洋溢着蓬勃的青春之气。但我们都比较熟悉李白，他自始至终都比较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他的边塞诗也是更多的自我意识的表达，也就无法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
此外，李白对于边塞、战争理解的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不少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尖锐的批判直指统治者，因此很容易成为统治阶层的对立面。
再说山水诗。山水诗的诞生，本就有浓厚的贵族文化味儿。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是如假包换的贵族，而游山赏水也被谢灵运引领潮流，成为高雅的贵族行为。
到了唐朝这种风气更甚，且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畅游山林在仕宦文人圈里蔚然成风。在追求事功的同时不失高洁，山水之乐在精英们心中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样引起当时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王维诗歌中渗透着禅思禅趣。
唐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人来说，他们非常喜欢用佛教中的观点来观照自身以及生活。
王维的母就是虔诚的佛教信奉者，他本人也与高僧有交往，对佛教教义有浓厚的兴趣。其诗歌中也多表现出禅思禅趣，很明显，这在精英文化看来就是很高雅的。
比如：
《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这种甘于寂寞的淡然，完全摆脱尘世之累的宁静，正是贵族圈里人人心向往之的远方。
而李白的精神世界中，是道家思想占据主流的。所以李白就很“不接地气”，加之性格中的“狂”，注定与所谓以贵族、精英为中心的长安文化格格不入。其山水诗很多都展现了浓郁的自我情感，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这种气质在上层阶级看来是失之“中和”的。
作为同时期的两位大诗人，王维与李白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但他们几乎却没有什么交集，其实很简单，这两位本就不是一路人。
贵族文化中的代表皇帝对王维的喜爱。
王维的才华是很全面的，书法、绘画都不在话下。但是墨酱想重点提一下王维的音乐造诣。对音乐的精通不仅助攻王维得到玉真公主等贵族的赏识，仕途因此顺风顺水。而且这个技能也正是王维诗歌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王维的许多诗歌都是可以和乐唱出来的。
试想，上层社会的人们都有听曲的雅好，王维的诗歌本就是比较高雅的作品，再加上高雅的音乐，想不红都很难。
在王维的众多粉丝中，有一位不能忽视的人物，唐代宗李豫。
在代宗年少时，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一名成熟的偶像。少年代宗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代宗皇帝就是听着王维的乐章长大的。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不复当年辉煌，便容易激发起皇帝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的追思。因为，王维就是昔日盛唐文化的代表。
王维去世后，其弟王缙受唐代宗之命整理、进献王维文集，代宗在王缙《进王右丞集表》后，于《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旰朝之后，乙夜将观……”这里，“天下文宗”是对王维在文坛地位的高度评价；“旰朝之后，乙夜将观”代宗经常忙完政务，在晚上还要看王维的作品；而“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是对王维政治生涯与人格的肯定，被后人诟病的王维曾在安史之乱时期任伪职，可是在唐朝的皇帝看来这根本就不能算作王维的污点。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代宗皇帝可不是一般的读者，统治者的喜好往往会夹杂着一定的政治审美，这也就再次印证了王维在贵族文化中的地位。而“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随着皇帝这位粉丝的推广，王维又持续火了好些年。
琵琶是王维最擅长的乐器
总之，王维的诗歌创作是非常符合当时精英文化的审美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唐诗选本，很多都是唐以后的人整理的，在唐朝当时，也有许多选唐诗的本子。当时人的选本对当时的诗歌情况的总结整理更有说服力。《河岳英灵集》就是唐人选唐诗的代表，编者殷璠收录王维与李白的作品在数量上相差不大，但却在《河岳英灵集》序言中说：“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不仅简单地交待了选集的名字由来，而并把王维列在“河岳英灵”的“第一位”。
殷璠又评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可见秀雅的王维诗更符合当时诗选家偏好。
中唐诗人杨巨源在其诗《赠从弟茂卿》中将杜甫与王维并举：“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为了抬高杜甫的地位。墨酱相信大家都知道，杜甫其人其诗，在中唐以后才逐渐受到重视，杨巨源把杜甫和前一时期诗人圈中的顶流王维并列，就是对杜甫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文学接受程度是会随着时间与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的。王维曾经的确很红，不过现如今也也不少拥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