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故
刘衍文 中华书局1912 昨天
2021年8月17日晚，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衍文先生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刘先生撰有《雕虫诗话》、《寄庐杂笔》、《寄庐茶座》等著作，并曾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掌故》第五集发表《交游漫忆》一文，今特于公号推送，以示纪念与缅怀。
陈巨来（1905—1984），浙江平湖人，号塙斋，又号安持。著有《安持精舍印话》、《安持精舍印冣》，辑有《古印举式》。为近代著名词学家况蕙风（周颐）之婿，况女名绵初（1902—1983），别名维琚。安持翁曾任职上海中国画院，1980年，夫妇皆同受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余1956年于友人家先后与翁及乃弟左高相识。左高治古今日记有声，后尚与余长子永翔同事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惟余与安持相见较频，友朋相聚，翁语独多，谈清末民初胜流掌故，滔滔不绝，几不容人置喙。惜其操平湖口音，且语速极快，十仅能了其五六耳，不若其身后所刊之《安持人物琐忆》之明晰也。谈及多人，一皆蔽之曰“好色”，而自承亦有“寡人之疾”。惟南京张君增泰来舍闲谈，谓其不能人道，又云其无喉结，问尝眸而及之否，余目止见舆薪，固不能察此秋毫之末也。忆某人尝谑呼其为“叶恭绰儿”，以其状貌似之也，然渠闻而甚不乐。以其为篆刻名家，乃问及先师书画所钤诸家印章优劣，翁非嗤之以鼻即大摇其首。闻其言，疑先师于此道未免外行，致不知印画相称之道而用之。及读先师日记，知各家所篆，实皆一一有所评骘也，或加称许，或微嫌不足，或曰尚可用，或曰不能用。倘刻者为相熟友好，不惬意则多有倩其重刻者。乃知先师虽不自刻印，以精六书故，多闻多见，譬之千剑能剑，且艺有相通之道，所论固出色当行也。尝见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民国十九年（1930）6月20日：“有陈巨来者，鱼占、欣木盛称其能刻石而不轻易为人作。近乃慕我名，刻石两方为赠，他日当以书画报之。”民国二十一年11月13日：“陈巨来为刻印来，殊不见佳，内惟名章尚可用耳。”评曰：“越园”，最劣。“越园写竹记”，“记”字占一行，不佳。“余绍宋印”，亦嫌板。是安持尝以篆刻投献而先师以书画报之矣，惟至陈府时，翁竟无一言及之。翁与乃弟同用客厅，壁悬一联，署“龙邱山人余绍宋书”，余以习见知其为赝品，而其兄弟皆懵然也。闻翁与弟不和，而夫妇间亦每相勃谿，迨伉俪同入文史馆，始转为融洽云。犹忆1981年初，尝共苏渊雷、高安翔、吴广洋、汪欣生诸公与翁同席，翁大谈嫁娶之道，余适坐其侧，忽忿然告余曰：“吾语汝，娶妻莫娶广西女，广西女无一善类也！”余曰：“吾妻无恙，何出此言？”陈曰：“汝妻若死，岂不续弦乎？”广洋私语余曰：“此公何妄语如是哉！”翁罕作诗，平居惟好集杨诚斋句，既以自遣，亦备为张大千题画之资。凡张所用印，几全出翁手。大劫之临，张在海外多有接济，始免匮乏。翁被押安徽劳教时，有戏剧性二事。一为某省委书记公子喜篆刻，欲从翁学艺，拟保释于外而不果，乃随之入劳教农场，集中听训时犹扶持之也。余问：“得免劳役乎？”曰：“每日准假半日，教公子技法、理论；然犹须纳鞋底计数上缴。此农妇所事也，我能治石，为之何难，且已练就一副好手艺也。”右派改造，而能获此优待，亦闻所未闻者。二为同案犯某，欺凌同类，人多苦之；而典狱者倚重之，任其为“牛鬼蛇神”头目，众呼“牛头”。翁略施小计，串通多人，诬以某罪。典狱信之，某遂大受训斥。某鸣其冤，而反以其狡猾抵赖鞭挞有加，从严加刑焉。此皆翁亲为我言者。津津而道，甚得意也，且云：“对付非类，是乃仁术，非诈术也。”翁殁后，余闻人言，丙丁浩劫中，翁入牛棚，与沈玉环二人互讦交诬，竟致沈坠楼折足。其事真伪不得而知，姑记此存疑。瞿宣颖（1894—1973），字兑之，晚号蜕园。清季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少子也。以日侵时尝污伪命，鼎革后颇落拓。昔曾同席数度，人为之绍介曰：此余越老之弟子也。瞿翁颔之而已，一无寒暄语。于他人亦尔，傲欤慎欤，不得而知矣。而翁与杨某独昵，席间并坐，屡喁喁私语也。孰知大劫之临，竟为渠发私议昭阳语而瘐死狱中乎？丁酉防川，余亦为其人所陷，与翁同失知人之哲也。初谓翁与先师不相识，读师日记，始知渠实寒柯堂座上常客也。屡求教论学，且尝求先师为其所著《方志考》作序。民国十九年（1930）11月28日先师日记云：“作书与林宰平，寄《方志考》序，序凡千七百馀言。”其书名“方志考稿甲集”，本颇难觅，后收入《民国丛书》二编，遂得一观。其书以自序冠前，后列任凤苞序，称“序二”，次即先师序，称“序三”。翁所阅方志，多从任氏天春园借阅且获其资助，任序居前固宜。而以自序居首，则前所罕觏，岂翁之倨欤？翁晚岁以理董古籍为生。尝见尹石公（炎武）油印诗稿一纸，所录为《简陈援庵》八绝句。纸边手书数行，提及瞿翁近况，云：“蜕园旦夕晤谈，渠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月才百元，另写稿补充，终日皇皇。”其窘可知也。小儿永翔读其书，推太白、梦得二集理董为最佳，以其颇有发明也；《汉魏六朝赋选》为最劣，以其全袭旧注也。馀则皆平平尔。方小儿之读研究生也，上古社以翁遗稿《文馆词林》理董属审，见有疏病数事，遂报以修改之可出。而翁殁无人为之补订，消息自此杳然，其稿之存亡不可得而知矣。瑞安宋墨庵（慈抱）先生（1895—1958），居乡读书，孜孜不倦。中年后与越园师通书论学，为师所赏，时师掌浙江通志馆，原拟任为分纂。余曰：“以宋先生之学养，任分纂未免屈才，非待士之礼，当请其任编纂为宜。”师颔之，次日即驰函省政府发聘书。编纂与分纂在馆中职皆撰稿，初无区别，其异在薪。分纂属馆长聘请，底薪有二百六十元与二百八十元两级；编纂则由省政府聘任，底薪五百六十元，所差甚巨。墨庵以余一小职员之言而得厚禄，越园师则不以余人微言轻而不纳，亦趣事也。此事余未告墨庵，墨庵终身不知也。墨庵来馆，以所著《续史通》、《寥天庐文集》、《寥天庐诗钞》见赠。读之，觉《续史通》具永嘉学派绪馀之迹。其文则谨严而见工力，骈文尤佳。惟诗则属学人之诗，押韵之文而已。时余理董诸暨蒋宰堂（麟振）先生遗著初毕，越园尝问余蒋、宋二人短长，余曰：“难言也。蒋先生，才士也。名士气重，诗文皆疏放纵横，才情两茂，而常有疏略粗陋处。宋先生，学人也。性拘谨，为文雅洁，而才气稍逊。大要论之，古文则蒋胜于宋，骈文则宋甚可观，蒋作无甚可取。诗则蒋所独擅，宋不足与争锋。倘以史职而论，宋若尽其心，则较蒋为宜。盖史之与文，虽有相通之处，而实各有其道。文士操史笔之弊，古人已屡言之矣。”师颇韪之。墨庵来馆后，余亦尊以师礼，为诗文多请是正。尝与同事林君世堂言墨庵骈文之佳。林君曰：“骈文我亦能之，自幼即好，饮誉乡里也。”余曰：“曷不呈宋先生一览？”林遂以铅印骈文十馀篇呈墨庵，意在自炫，非虚怀请益也。不意墨庵不通世故，笔不留情，几将其文悉行改写，且批语密匝，皆言其未当处。林君持回细读，面赤默然久之。顾此后林君所作，依然故我也。可见纵获金针之度，天分低者固不能进也。
我非作赋摩空手，潦倒丘园鬓渐霜。鄙事多能少也贱，新诗漫与老仍狂。（颈联失记）多谢龙游贤宿谊，散才樗栎许升堂。
此当是墨庵一生最佳之作，缘情叙事，条理井然，概括得体，惟云“新诗漫与老仍枉”则颇为不切，先生迂则有之，狂则未也。
无限兴亡感，六朝墓尚新。美人同梦幻，名士认乡亲。此地湖山好，何时俎豆陈？ 西泠松柏在，凭吊一伤神。
吟成，呈越园师。师曰：“诗颇佳，惟'何时俎豆陈’一句可议。苏小小非巾帼英雄，岂配俎豆之享耶？”墨庵服善，即易后四句云：“长对湖山好，浑疑花月神。西泠松柏在，凭吊一沾巾。”颈联改后诚可，而结语则未免又成疵病矣。“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夭斜”，谒墓者除薄命才女如冯小青辈感而伤神外，凭吊而沾巾者亘古未有也。抒情之什，固欲求美，亦不当违真。墨庵非触景生情，实趁韵成篇耳。陈石遗《近代诗钞》选入其诗，《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评云：“瑞安宋墨庵慈抱，有《寥天庐诗钞》四卷，最工裁对，不让实甫。”窃谓石遗老人读诗过率，墨庵之诗，学人之诗也，诗味实少，而对仗之工，固骈文家之能事。惜所赐诗集浩劫中抄没，未克多举其例，取诗为证也。惟墨庵作文辄擅胜场。犹忆在云和大坪，越园师委墨庵代撰某人墓志铭，付以行状等件。墨庵即回厅侧住所，师则立客厅与余等数人论事，谈犹未毕，墨庵已来呈稿。师讶其速，疑其率，及读其文，竟一字不能易也。夫以枚皋之速，而兼相如之工，信未易才也。1946年3月28日：“夕，抱冲来。谓宋墨庵好雌黄同事，颇取憎于人。”1948年12月12日：“途遇（孙）孟晋，谓（王）伯尹以不耐与墨庵共事，决离通志馆。重庆之行，以路费无着，不能起身。”1949年1月1日：“早九时过通志馆访伯尹，少顷，宋墨庵来，以其致国史馆副馆长书相示，云是讥弹夏吷庵、冒疚翁为国史列传不合体例者。予以文冗，置不阅。墨庵强予过目。予因谓费精力于此等诤论文字，何不自为著述？且子与疚翁有旧谊，尤不应有此。墨庵不悦，谓曩年与疚翁不过数十元钱之交谊而已。予劝其为为己之学，勿为私意启争端，往复数十言，几致不欢，因强为一笑消之。事后细念，此亦是私欲矜气，缘平日不满其排斥伯尹之言行，遂借题一发为快。此君酸腐之性，到老不改，但可悯不可嗔耳。”同年1月2日：“午后往通志馆，晤伯尹、孟晋、墨庵。墨庵以国史馆馆刊登彼所为梁启超、夏曾佑传属阅，谓前致函但植之讥弹夏吷翁后，今馆刊居然即不登吷翁作，引此自豪。为之匿笑。孟晋复从旁揶揄之，彼亦不觉。”据余所知，馆中同仁中，墨庵惟于总纂孙孟晋（延钊）及其甥分纂洪君焕椿多微词，于洪尤甚。屡称孙不能诗，读夏公日记，知其言不甚确。岂能而不工，遂贬之以不能乎？至墨庵为人之短，则诚不容讳言。来馆后，曾介其侄亦来任职。后复员至杭州，一路由其侄护送。共饭时，以侄食量之大，命其任食钱四之三；墨庵自带饮食，咸一人独享，绝不分甘。侄随行奔走，大汗淋漓，折扇亦不肯一借也。侄与人言及，忿忿然不能已也。其不近人情至此。至其上书讥弹夏吷翁、冒疚翁事，倘就史裁得失商榷而言，似亦未可厚非。昔墨庵与越园师原无一面之雅，即以屡寄文稿并上书研讨而获礼聘。岂故伎重演，思入国史馆耶？然爱才已未有如越园师者矣。瞿禅颇不以墨庵行事为然，而不知前辈名流各有怪癖也。即以孙公孟晋而言，瞿禅所甚倾慕者也，日记中称其夫妇皆享高年而互敬，子孙亦贤而有成。不知孙公在通志馆饭席上，每见菜肴为己所嗜者，即双手搂至身前，不容他人染指也。见者无不相视窃笑，不解何以著《周礼正义》之孙仲容，其哲嗣竟无礼至此也！此瞿禅之所未知；孟晋先生亦或不自知，惟知率性而为，倘与墨庵相较，其鲁卫乎？墨庵鼎革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兼任瑞安县政协委员，亦可云获礼遇矣。而其哲嗣宋炎则命途多舛，不若墨庵之幸也。炎长于文字，余少时读其文而好之。夏承焘日记亦颇有涉及者：1946年1月24日：“宋炎来，以所作诗与诗人稿嘱看。”1948年10月8日：“夕，宋炎自江山来过，谈闻一多著作。甚爱其读书有见解，殆能跨灶矣。”1949年1月15日：“晨，宋炎来，请介教席，因与谈其父书生气太重。”1950年7月30日：“宋炎来，谓欲作文学专家研究，检讨堕落作家。”1957年5月18日：“晨，宋炎自温州来，谈其父所著《两浙著述考》，云有四百万字。旋有浙江人民出版社邹君来征求意见，即告以此书应印行。”同年6月4日：“得浙江人民出版社函，肯印宋墨庵之《两浙著述考》，共二百万字。”1959年8月25日：“近回温州一次，谓宋墨庵已去世，宋炎仍在狱。”墨庵《两浙著述考》延至1985年始告出版，距书坊允诺已二十八年，而墨庵逝世亦已二十七年矣。是书撰时，余曾零星寓目，大多以撮录序跋为主，评断殊少，辑录而已。惟搜罗之广，亦殊不易。鄙意不若其《续史通》之能具一家之言也，何日能觅其旧本印行耶？宋炎学养，瞿禅亦甚许之，不知其何以身陷囹圄也。吾友吴君广洋亦深知其才，而不知有入狱事。但言闻渠在街头摆一烟摊为生，其妇为一地主之女云。其终了如何，亦不得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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