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

第一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背景

第一节 17～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世界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作为中日近代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可谓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其中诸如经历了200余年锁国体制的日本，为何会在明治维新不久后便重启停滞千年的对华派遣留学生等问题，仅从日本或中国的近代史着眼，很难一窥究竟。对此，不妨拓宽研究视野，从17世纪以来东亚世界对西力东渐的因应与互动中寻找答案。

对于东亚而言，17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期。不仅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华帝国明清鼎革，改朝换代；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结束了自应仁之乱（1467～1477年）后的百年战乱，由德川幕府完成了统一。此时的日本在政治格局与社会心理上皆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川幕府的建立不仅使日本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最终实现统一，也让民众看到了休养生息，过上稳定生活的希望。于是，德川幕府建立起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开启了江户时代长达260余年的太平之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欧洲人闯入了东亚。早在16世纪初期，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人就企图进入东亚贸易圈。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明册封国马六甲并建立商馆，向明要求通商。明朝政府认为葡萄牙人是新型倭寇，称之为佛郎机，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葡萄牙殖民势力仍不断东扩，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挑衅。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大批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并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与明王朝签订澳门借地协约。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日本作为贸易目的地之一。1543年，搭载葡萄牙人的帆船漂流至日本种子岛，火枪首次传入日本。后来，葡萄牙人从事起中日间的贸易，为日本运输必不可少的生丝等物资。1549年，得到葡萄牙政府支持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抵日传教，揭开了基督教在日传播的序幕。除葡萄牙外，荷兰、英国等新兴海洋强国随后也纷至沓来，至17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从事的海上贸易及一同携带入境的宗教来势凶猛，大有“以夷变夏”的趋势。

对于欧洲各国的来航及贸易要求，东亚国家大多抱有戒心。一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其对海上贸易兴趣不足；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入境传教也与其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相抵触，并助生警惕心理。其中，日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更为复杂。相较于中国、朝鲜，日本更为重视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加之幕府成立初期，急于向外国宣示政权更迭并建立关系。于是，在追求贸易利润和建立国家关系的两大欲求驱使下，幕府初期采取开国政策，并未对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做过多限制。不过，在日渐强大的基督教势力（特别是已皈依基督且反对幕府的居于九州的“西国大名”）对幕府统治形成威胁后，国内禁教活动随之展开。1612年（庆长十七年），幕府下达基督教当时东亚的大环境中把握，可以看作东亚国家应对西力东渐时普遍采用的出入境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当然，这基本阻断了日本人出国留学、经商等的渠道，限制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和商贸交往。

其实，“锁国”不过是个形象的说法，日本从未中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外交政策而言，幕府奉行“朝廷历世之法”，即不与唐山（中国）、朝鲜、琉球、红毛（主要指荷兰）之外的国家保持通商、通信关系，但仍保留四口与以上国家、地区通商。即从南到北依次是：由萨摩藩与琉球、长崎与中国及荷兰、对马藩与朝鲜、松前藩与阿伊努进行通商贸易。这四口成为重要的物资、信息交流通道，其中尤以长崎为重。

一方面，经由长崎，不仅来自中国的物资、书籍通过中国商人的海上贸易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极大地推动了江户汉学的发展，承载着西方科学的“兰学”也在日本生根发芽。幕府依仗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的运输能力，不得已与其保持通商关系，这为日本提供了接触西方的窗口。特别是至18世纪初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和禁书制度，引进西方学术后，在“兰学”的名义下，西方医学最先传入日本，继而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天文学、穷理学（当时对物理学和化学的总称）、地理学等也开始在日本植根。同时，作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在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然与人的独特认识，也为“兰学”在日本兴起及获得更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于是，经由长崎，西方的近代科学传入日本，形成汉学以外的另一套知识体系，为后来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全面学习西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海外情报也经由长崎传入日本。幕府规定由长崎入港的中国及荷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奉行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统称“风说书”，其中中国商人的报告称“唐风说书”（又称“清商口单”），荷兰商人提供的叫“和兰风说书”（又称“阿兰陀风说书”），此外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摘译外国报刊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即“特别风说书”）。这成为幕府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情报来源，对后来日本积极应对外界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17～19世纪中叶，日本虽处于锁国体制，但仍关注着世界的变动。随着西力东渐的不断推进，一场深刻改变东亚历史走向的巨变即将上演。

第二节 西力东渐与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就在日本通过海禁暂时维持国内安宁的同时，外部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18世纪后半期，随着大航海时代接近尾声，欧洲诸国实力此消彼长，葡萄牙、荷兰已今不如昔，英、俄等国实力大增，与东亚国家的接触、摩擦相应增多。对于幕府而言，维持锁国体制，不与传统交往对象外的其他国家产生瓜葛，已变得越来越难。正如有学者所说，“至18世纪后半叶，日本列岛已不知不觉地逐渐进入东西世界文化共时性的圈内，或者说被吸引进入了这个圈中”。

其实，是时日本已感受到来自不断推行南下政策的俄国的威胁。1778年（安永七年），俄国首次来到被日本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本州岛以北的虾夷地区，要求与松前藩通商。随后，俄国又于1792年（宽政四年）及1804年（文化元年）来日，强化通商要求。1806～1807年发生了俄国海军军官赫沃斯托夫、达维多夫袭击虾夷地，扬言若日本不接受通商贸易便派遣更多军舰来日的事件，引发日俄首次军事对峙。

国际形势的变动虽使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如林子平）产生了危机意识，但大多数日本人坚信日本的锁国状态及200年来的太平生活仍将持续。幕府一面动员东北大名出兵，并加强海防；一面对俄展现强硬姿态，于1806年撤回对俄国船只的“薪水给予令”，1807年改为“俄国船打拂令”，即只要俄船接近日本，一律击退，不准其靠港补给。不过，与俄国的争端最终以俄国政府正式道歉而解决，日本人更加确信西洋国家不会袭击日本，对外态度更加强硬，最终于1825年向全国下达了除中国及荷兰船外，其他一切国家船只不得靠岸，否则予以攻击的“异国船打拂令”，希望通过拒绝对外交往来继续维持锁国体制。

不过，西力东渐下的东亚变局刺激着变革的到来。1840～1842年中英间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武力打开东亚国家贸易大门的序幕。面对动荡的东亚时局，长崎作为了解事态进展的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839年（天保十年），中国禁烟运动的消息就通过荷兰商船提供的“和兰风说书”汇报给长崎奉行。1840年后，荷兰商人的报告中也常涉及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而中国商人提供的“唐风说书”则提供了更为直接可靠的信息。据统计，现存1840～1844年间的“唐风说书”就达19件之多。这些材料详细介绍了战争的起因、战事进展及中英谈判的情况。

中国的战败对近代日本的转型影响巨大。一方面，中国不敌西洋国家坚船利炮直至割地赔款，这对日本而言可谓“天赐前鉴”，为其敲响了警钟。东亚第一帝国败北的消息对日本各界的冲击力不亚于一场地震。1842年6月22日，新任荷兰商馆长告诉长崎的荷兰通事另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国欲打开日本贸易大门，若日本应对无礼或拒绝通商，将调集正在广东的英军军舰来日，不惜与日一战。所谓“应对无礼”，当指日本的“异国船打拂令”。为此，时任老中水野忠邦在一个月后的7月23日宣布撤销“异国船打拂令”，代之以准许船只靠岸补给的“薪水给予令”。这显然是幕府得知清军大败于英军，不想重蹈覆辙。不过英军最终并未来日，继任老中阿部正弘也开始接纳攘夷论者德川齐昭的意见，再次摸索恢复“打拂令”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日本并未遭到英国袭击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正是中国吸引了西方列强的主要注意力，使其无暇转攻日本，无形中为日本的应对赢得了时间。同时，西方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而非日本，所以对待日本的态度也更为温和。

就在鸦片战争结束的两年后（1844年），荷兰国王派来特使向幕府将军呈交信件。信中一改过去坚持独揽日本对外贸易的姿态，在提及鸦片战争后的世界形势时，特别指出由于蒸汽船的发明，世界联系更为紧密，建议日本若想规避与西方各国之纷争以求自保，应放弃锁国体制，与荷兰之外的其他各国开展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