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功 | 逃票
杨万功，本名杨福平，河南省安阳县铜冶镇人。本科学历，职业经理人，河南省作协会员。生于中原，创业与他乡，喜爱写作，稻粱谋更向往大道。1995年开始创作，20年来，先后在《河南日报》、《中国煤炭报》 、《大河报》 、《郑州晚报》 、《百花园》 、《小小说选刊》 、《小小说月刊》 、《大观.东京文学》、《家庭导报》、《湖州日报》 、《商丘日报》 、《京九晚报》 、《三月三》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鄂尔多斯日报》、《乌海能源报》等省、市、国家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新闻稿件等二百余篇。
逃 票
列车在旷野上穿行。车轮与道轨“咣当、咣当”的碰撞声像砸在我的心上，令我震颤不安。
我坐在返途客车上，无心与邻座谈话交流，无心看杂志小说，只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能躲过查票。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时，列车上的广播响了：各位旅客你们好？现在开始查验车票，请大家不要来回走动……我像个罪犯，广播员的声音，就像是敦促让我去投案自首一样，听后恐慌不安。但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硬着头皮在扛。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我二十岁，在郑州一所煤炭工业学院上学。家庭困难，手中缺钱，听别人说在火车上可以逃票，就开始仿效。其实当时的票价也不贵，仅4元钱。不过，那时的物价也便宜，一碗烩面才6角钱，省上一次车票钱几乎可以省下3天的生活费。有这样的诱惑，自然要冒险一试了。
逃票并非易事，即使躲过进站、车上的检查，下了车出站的关卡也不好逃脱。
第一次逃票，在几个小时惊慌不安的煎熬中躲过了车上的检查。下车后，却不知该如何出站。为了躲避检查，只得沿着与列车来时相反的方向，漫无目的地往回走。好在没带啥行李，没有引起铁路工作人员的注意。
当我逆着列车来时的方向走了近2公里后，才遇到了一座立交桥。于是，我便沿着立交桥的一侧下去，才绕进城里。尔后，一路打听，七弯八拐地走了好几道街，才找到开往乡下的公共汽车站。估算下来，逃这次票要比平常多绕六、七公里路。这仅仅是多走的路程，心里那种紧张、害怕的程度就更不用说了——绝不亚于一个躲避追捕的逃犯轻松。
然而，尽管逃票的风险很大，三年大学期间，我还是侥幸地逃了几次票。
第一次逃票时，怕见乘警、列车员，不敢和邻座的人说话，心里像揣着个兔子一样“砰砰”乱跳，头上不时地冒冷汗；躲在车厢一角，要么低头不语，要么目光朝向窗外，做贼似的，躲着别人的目光。但为了节省那区区4元的车票钱，还是违心地去做了。
第二次逃票时，好像听谁说过，下车后直接往前走50多米，右边有个小门，是车站工作人员进出站的通道。我照着试了试，还真是那样。这次，我没绕多少路就出了站。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我胆子稍大了点，又侥幸逃了几次票。
这种事情是在经济拮据，生活窘迫时，违心、冒险所犯的错误。它和赌博不一样，不会上瘾；事后常常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那种心神不宁、纠结矛盾的心理久久挥之不去。假如手头宽裕，没人愿意去冒那个风险。
有次去广州，在列车上看到乘务员和列车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手里拿着电警棍、胶皮棒把那些逃票者从座位底下和厕所里揪出来搧耳光、拳打脚踢；把他们的行李从窗户扔到车外……我当时被吓得脸色惨白，感到那些被惩罚的人仿佛就是自己---是多年后，自己在为过去的逃票行为买单。
在列车上，我还见到过另一类逃票族。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这些人是在列车上兜售食品或小工艺品的商贩。他们可以从甲地上车，到乙地下车，然后再乘其它车辆返回，来回不停地穿梭于某铁路区段之间，从没见这些人买过票。 虽然他们乘车不用买票，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听知情的人们说，他们是以暗箱操作的方式给列车工作人员付过费用的。
进入二十世纪后，社会就业率高了，人们的经济来源也拓宽了，尽管仍然出现像春运期间那样车票难买，旅客滞留的现象，但逃票这一特殊时期的畸形产物却已基本消失。
随着年代的久远，逃票的事情虽然已经成为陈年旧事，但在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毕竟它曾让我的心为之颤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