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春：忆与大师同台的日子
1958年7月，我的父亲杨盛春正值盛年突然病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坍塌了,他所在的老北京京剧团也一下子没有了当家武生。当时团里的“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先生力主，通过“艺委会”做出决定，让我加盟剧团来接父亲的班，而那时我还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尚未毕业。按照父执前辈眷念旧情抚恤遗族的意愿，我来剧团后的一切工资待遇，承袭父亲生前照数不变，但却有个体制问题作梗。因为那时的北京京剧团属于民营公助性质，而我所在的中国戏曲学校则是中央文化部所属的国家正规艺术院校。史若虚校长也还有他的考虑，担心我去了剧团，会给其他即将毕业的同学带来负面的影响。于是，团里马、谭、张、裘几位团长联名写报告，通过彭真市长与文化部协调，最后决定我到了团里后，按照院校毕业生的国家待遇标准，而其他给家里的抚恤另行拨支。就这样，我于当年11月正式调入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与艺术大师一起同台的日子。
而今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到剧团后第一次登台的情形。那是在天桥剧场，印象特深，那是一个周六，张君秋先生领衔主演《金·断·雷》,派我扮演一个神将,在台上有一套“大刀双刀”开打。转天周日日场，张先生唱大轴《望江亭》,前面的开场戏,由我演出《武松打店》。从此，开始了我给艺术家们“垫戏”的难得舞台实践机缘。
那时候，黄元庆先生还在团里,“大块儿”的戏，重要的角色,都是他担纲演时居多。我则跟着黄先生边学边演。他的许多戏都是和我父亲学的，因此我和黄元庆是亦师亦友这样一层关系，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真不少。每天清晨，在团里篮球场那块地儿，黄先生给我“说戏”、“练”《八大锤》，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细抠”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说起“垫戏”唱开场,一得说是父执前辈对我的格外栽培提携,二得说他们实在有艺术家独到的眼光。比如剧目的遴选，一开始总派我《石秀探庄》《林冲夜奔》《蜈蚣岭》这类很吃功夫、却比较“温”的小戏，因为后面的大戏有“大角儿”压着台，所以我的“垫戏”现场效果火暴与否都关系不大，就为让我在舞台上夯实基础。接下来像《金雁桥》《金锁阵》《卧虎沟》等许多小武戏，都渐次给我安排上演了，及至主演“重头戏”《挑滑车》头回亮相，还是前辈艺术家给我造就了舞台良机。那一天，是在广和剧场，大轴戏是谭富英和裘盛戎联袂主演《捉放曹》，这二位“头牌”，前者是我姨夫、后者是我姐夫，这就意味着我的这出《挑滑车》唱得好与不好，也不会担多大风险。事后我才明白，老一辈特意这样安排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就为让我放开了去演，要知道，那时“四大头牌”领衔的北京京剧团，在演出剧目人头派位方面，艺术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啊！
终于,我有了和“四大头牌”艺术家同台表演的机缘,那是1960年在公安部礼堂的一场演出，前面是张君秋先生的《女起解》,后面是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合作主演《群英会·借东风》，派我扮演赵云，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和马先生“零距离”演戏。说实话，比我单挑演一整出《挑滑车》还紧张，当然也格外认真、卖力气，唯恐出纰漏。全神贯注“起霸”之后，接下来赵云和诸葛亮台上见面“过戏”，马连良先生那眼神一瞥瞟在我身上，感觉自己的心在咚咚咚打鼓似的急跳。还好,我的这次“初出茅庐”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首肯，过后他反复叮嘱我说:“有些戏、有些角色，你可要多留心学啊，别到时候派上用场时来不及。”
还真让马先生言中了，不久，团里在北展剧场贴演三场《赵氏孤儿》，扮演韩厥的马长礼患病演不了了，于是就分派我临时替演这个角色。马连良先生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府上，亲自给我说戏，那真是不厌其烦每个“过节儿”都给我一一说到了。及至到了后台，又找来琴师给我说唱对戏，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对小字辈艺术上的关爱呵护，现在想起来还心头温润。
就这样, 我渐渐地和大师同台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多, 他们在台上如何刻画人物、怎样把握节奏、唱念做舞的技艺如何展示、做戏传神的拿捏怎样恰到好处，我都是在舞台实践中感同身受得到浸染熏陶,从中汲取高品位艺术滋养的,可以说是一生受益无穷。拿演《龙凤呈祥》《借东风》的赵云来说，到了与马长礼、谭元寿等诸多名角合作演出这角色时，我可以说在台上是张弛有度举重若轻的火候了，然而，又怎能忘当年在公安部礼堂，马连良先生那眼神瞥在我身上时那一瞬
的感觉呢，这正是我“开窍”学会演赵云的第一步啊！
那时的北京京剧团，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提携培养。老一辈艺术家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你提供平台造就机遇，这体现在方方面面。一连好几年，马、谭、张、裘、赵五位艺术家唱大轴，我都给他们垫演过开场戏。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积累，艺事的娴熟，团里又开始给我排新戏、派新角色。比如1961年我主演的《哪吒闹海》，就是王元信先生整理过新版本、专给我量身设计的。再比如，赵燕侠领衔排演的新戏《叶含嫣》，里面的华云分派我来扮演，这本是小生应工的角色，特意改由我来演，就为让我在塑造新角色方面有所提高；还比如，那时在团里“吊嗓子”，给我操琴的是李慕良先生，今天看这似乎难以想象，可却是曾发生的事实。由此可见那年头儿老北京京剧团的艺术氛围和老艺术家对培养年轻人才的热情之盛、期望之高。
在求师问艺方面，团里也给我提供各种机遇，先是介绍我向张云奚、李盛斌等名家学戏，后来北京与武汉进行艺术家“走马换将”式的交流演出时，又使我得以拜高盛麟先生为师，这一切都是我艺术拼搏攀升道路上的重要阶梯。
1963年赴香港演出，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几大头牌艺术家，带自己的单挑拿手戏每人四到五出，我一个年轻演员却带六出，因为他们几位前面的“垫戏”都由我来唱——马先生的《淮河营》,我前面《挑滑车》；裘先生《铫期》,我前面《战马超》；还有《狮子楼》《打酒馆》《卧虎沟》《三岔口》演了个遍。香港的观众对我在台上的表现赞许有加，可我深知正是前辈大师几年来对我的精心培养大力提携，才有了我这段演艺生涯的流金岁月。
这趟演出还有个难忘的细节，那时赴港不似现在，纪律约束非常严，不许随便出去逛街，我没事就在侧幕看戏。裘盛戎先生的《盗御马》演得实在是太精彩了,看得我都入了迷,趁着这次机会，得求他把《盗御马》的两场“走边”给我说了一遍，那可真是一招一式的真传实授啊！俗话说“隔行不隔艺”，在和大师们同台的日子里，类似的艺海拾贝机缘，真是既难得又难忘，说句玩笑话，这也是我常向我的学生们炫耀的老本儿之一呢！
说到团里对我的特别培养还有一条不能不说，那就是在台上给艺术大师来“零碎儿”、“跑龙套”的经历，这在当年也是团里很普通的惯例。像《淮河营》的八军士,《审头刺汤》的青袍,《秦香莲》的四勇士等，我都不止一次地来过，有时候在台上一戳就是几十分钟。一则是，马连良先生对这些活头要求很严格，必须个个是样儿、站在台上精气神十足；二则是，让年轻人好好看戏,给你提供近距离观摩学习的机会。记得马连良先生在全团会上还对我提出过表扬,说我“跑龙套”一丝不苟，让大家向我学习。是啊，大师的一些经典剧目我都差不多能背“通本”，表演的每个细节我都烂熟于心。回过头来看，谁能说这不是一个艺术上学习提高的绝好良机呢。
马连良先生在1961年，曾发表过一篇叫做《跑龙套》的谈艺录，说年轻演员在台上常扮龙套是很有好处的——“既能熟悉戏,又能增长舞台阅历。这个特别优待的观摩位子,是花钱打票都找不着的……得听、得瞧，是多么好的学习机会!”他老人家还在文章里说:“在我幼年学戏时，要想看几位老先生的拿手好戏，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老师和先生们在有我们参加演出堂会的日子，派我来个龙套跑跑。每一次跑龙套我都能学到不少东西……说实话我还真没少跑龙套，因此也就多学了一些先生们教戏时说不到的最宝贵的表演动作。”
抚今追昔，马连良先生的话还言犹在耳。特别详说这些我亲历的往事，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演员，别一被派上个“零碎活儿”就不当回事,跑个龙套就不认真,重温一下大师的谆谆教诲吧，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继承的老北京京剧团的优秀传统啊！（转自《薪火相传三十年：北京京剧院建院三十年纪念文集》 杨少春口述 刘福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