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康德金刚怒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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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出生于普鲁士省柯尼斯堡，他身高只有1.53米，且身体虚弱，在柯尼斯堡大学就读，毕业后即于该大学担任教职，终其一生，足迹未离开柯尼斯堡方圆四十公里之范围。终身未婚，生活极为规律，其午后3:30散步精准如钟表，沿线居民以此计时，唯一的例外是他读卢梭《爱弥尔》时忘记了时间。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表面看，他就是一名循轨蹈钜的学者。然而不然，近日读他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此书有“第四批判”之称），里面的八篇文章，作于他60岁至73岁之间，用我们的说法便是处于不惑之年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然而，正是从康德晚年的这些文章中，我看到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70岁时，他写作《万物的终结》，“文中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归宿，并以启蒙运动的和作者本人的伦理学解说基督教，抨击了当时德国流行的神学。为此，康德受到了普鲁士教育部的处分，被禁止讲授神学”（《万物的终结》之何兆武《译注》）。而国王在1794年3月致书韦尔纳道：“康德贻害人民的著作，决不能再让它存在了。”（【德】卡尔·福尔伦德《康德生平》第六章《晚年1790～1804年）柯尼斯堡政府的命令如下：
本政府长久以来，对于该教授妄用他的哲学，在《纯粹理性范围内之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论文中，发表轻蔑圣经与耶教的重要基本原理深为诧异。这等举动，绳以为人师表之义与本政府期望之殷，均属悖谬不恭，应自知悔悟，以图改善。本政府兹特郑重声明：今后该教授一切著作，应当切实负责，免于法纪；并希再无与该项著作类似书籍发现，致引起社会的非难。宁可安守本务，善保令名，为我祖国争无上之光荣；否则故意抗命，视法令如具文，我们唯有执法以随其后了（同上）。
国王之斥责与政府的命令不可谓不严厉啊。该令如加之于我们的某些教授头上，岂不要被吓破了胆。但康德并不为所动，“他即刻呈上了一封回信，详细解释被人指责的各点”（同前）。那么，他在文章中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这里姑摘录两段：
因为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少数人来，为什么哪怕是创造出一个人来，假如他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要永恒受罚的话，那就比根本不存在还要更坏了。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前面还看不到有任何东西现在就能够教给我们以有关我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除了我们自身良心的判断而外；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道德状况，就我们所认识到的而论，以合乎理性的方式所能容许我们加以判断的东西。
出格不出格，大家自可判断。
而对于哲学是神学侍女之说法，康德的回答是“但是人们并没有正确地看出：‘她究竟是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前面擎着火炬呢，还是在后面曳着长裙呢？’”（《永久和平论》）假如没有擎着火炬的侍女，那神学又该如何行路呢？
关于个人幸福，康德这样认为，“没有人能强制我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设想的别人的福祉）而可以幸福，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认为是美好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伤害别人也根据可能的普遍法则而能与每个人的自由相共处的那种追逐类似目的的自由（也就是别人的权利）（《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如此说来，那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也就没什么意义喽。
康德的爱国思想也与众不同，“爱国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即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国家的领袖也不例外）都把共同体看成是母亲的怀胎或者说把祖国看成是父亲的土地，他自己就生长于其中，生长于其上并且还得把它当成一项珍贵的担保品那样地宝传下去，为的只是通过共同意志的法律来保卫它的权利，而不是自命有权使它服从自己无条件的随心所欲的运用”（同前）。以此标准来衡量的话，你的爱国是真爱国吗？我们肆意污染空气、河流与土壤的行为，是要把祖国“当成一项珍贵的担保品那样地宝传下去”吗？
关于言论自由，康德这么看，“有服从而无自由的精神，乃是促成一切秘密结社的原因。因为彼此互通声气乃是人类的天然任务，尤其是在普遍涉及人类的事情上”（同前）。不知清朝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是不是这种情况。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当心啊，人们，不要弄丢了你们的这唯一可以依靠的守护神啊！
康德极端厌恶战争，在《永久和平论》开篇他这样写道：“在荷兰一座旅馆的招牌上画有一片坟场，上面写着走向永久和平这样几个讽刺的字样。”他还引用希腊人的格言：“战争之为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认清战争的实质，“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有：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重担〕，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之糟糕的游戏。相反地，在一种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并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争便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的同胞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宴饮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同前）。那些动辄言战者，请好好想想康德这段话吧。
为此，他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哪怕世界消灭，也要让正义实现。
他借休谟的话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我看到目前各个国家互相进行战争时，我就仿佛看见了两个醉汉在一家瓷器店里用棍棒互相殴打。因为他们必须慢慢地治疗他们相互造成的创伤，这还不够，而且事后他们还必须赔偿他们所酿成的全部损失。”（《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其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1800年，76岁的康德在为《立陶宛语德语和德语立陶宛语字典》所作跋语中毫不掩饰地赞扬立陶宛人那样自由天骄的民族：
毫不斤斤于礼节，惯和他们的长官立于对抗地位，诚恳公开地谈判，比较他的邻国，确有天壤之别了（《康德生平》）。
他这是在表扬立陶宛人而批评德国人了。其实，该批评的何止德国人，我们又能好到哪儿去？君不见在最时髦的微信群里，但凡有一官半职如校长、社长之类出现，许多人马上拥上前去讨好之，摇尾乞怜，巴望着一点带肉的骨头抛下，奴才像十足。看来，如有机会，当去立陶宛一游了，也好借那儿的阳光晒晒来补补身上欠缺的钙质。
你看你看，这就是年过不惑的康德之所作所为。一名个矮、体弱的大学哲学教授，当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人类的历史与前途时，他瞪大了眼睛，拿起手中理性的武器，无所畏惧地迎着神学、迎着国王走上前去……
二O一七年六月廿四日上午
（特别鸣谢 照片拍摄 李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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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土：爱比克泰德的哲学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