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刘姓文化
邹城属汉鲁王封地，距古彭城不远，处于汉代东海郡薛郡北部，西近高平，是汉刘氏多个著名郡望的交汇处，邹西著名的古高平刘氏就是汉鲁王后裔。刘姓在邹城是一个大姓，大约占邹城总人口的7%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刘姓在邹城的历史悠久，枝繁叶茂，至少在汉代就有刘姓人在此繁衍生息，铸就了灿烂的邹城“刘氏文化”。
战国时，沛地刘交（？—179，刘邦的四弟后来的汉楚元王），曾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来往于邹鲁，拜荀子的学生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才被迫中断。总体上邹城刘姓主要包括曾辉煌一时的古“高平刘姓”及盛唐以来逐步繁衍昌盛的“大律刘姓”。
一、邹城灿烂的刘姓文化
西汉鲁王文化：
西汉鲁共王，本名刘余，汉景帝和程妃所生，后封于鲁，曾在孔子旧宅壁中得古文《尚书》、《毛诗》、《孝经》等。部分汉鲁王墓就位于邹城曲阜交界四基山一带，墓地依山开凿，墓门皆向南，东西并列，墓室结构大同小异，有墓道、东西耳室。墓门直通前室，里面有模型车，前室外两侧有小甬道通向两耳室，东耳室存谷物，西耳室放肉食，前室两侧各有小南道通向南北相对两侧室，四室结构相同。墓内由前至后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四墓共葬车12辆，马50匹，车马饰器368件。汉鲁王墓依山开凿，工程浩大，在中国北方地区较为罕见，对汉代王陵制度及鲁地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极具意义。
高平刘姓文化：
位于邹城西部的著名古高平刘氏就是汉鲁王后裔，在东汉及南北朝时期，高平刘姓显赫一时，为古邹鲁文化增添了光辉。
东汉末年名士刘表，乃汉末群雄之一，在学术上也有极高造诣，著有《周易章句》五卷，又有《进谏王畅》、《新定礼》，见《隋书·经籍志》。他的《五经章句后定》删除浮辞，让学者较快通晓经文，为唐初修纂《五经正义》的先河。刘表在任荆州牧其间，曾经与当地学者共同著作了一部名为《荆州星占》(或名《荆州占》)的天文书籍，并在后世流传了几百年。至少到了唐代，《荆州星占》还是李淳风撰《乙巳占》、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李淳风亦在《乙巳占》中开列他自述是"幼小所习诵"的星占学参考书共二十五部，其中第十八部就是刘表编著的《荆州占》。
刘表
西晋时期山阳郡高平（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一带）刘姓人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尤通经史。著有《刘宝文集》3卷及《历代史书考异》，流传于世。刘宝墓在距城区30公里的郭里镇独山村西北1.53公里处。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邹县志》记载：“双王墓，在城西南五十里，在黄山以北。有古墓二冢，周围大二亩，高二丈。世称为双王孤堆，或曰伏羲帝后之墓。”二墓呈西北、东南斜向分列。东南方墓冢稍大，高12米，南北经35米，东西径40米，有夯层，较松软，每隔1米有平铺石板1层;西北方墓冢稍小一些(列为2号墓)。
1974年2月至6月，邹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1号墓进行发掘清理，确认为一座西晋大型砖室墓。墓室坐北向南，前有狭长斜坡状墓道，墓门为青石双扉枢轴式，墓室由前室、东西耳室和后室组成，南北长8.75米，东西宽2.75米，高2.70米。 为弧券砖顶，方砖铺地，四周皆用青砖砌垒。墓室曾遭盗掘。出土文物达60个品种、170余件。有青瓷器、釉陶器、铜博山炉、铜奁；陶皿器有镇墓兽、轺车、牛车武士俑、内侍俑和灶、井、臼、厕所模型等。尤其珍贵的是一根刻度精确的西晋骨尺、一盘围棋子、一件青瓷辟邪水注和一件青瓷虎子。
在该墓前室右侧，有一墓碑，又叫墓志，圆首碑形，长方体座，通高56.5厘米。碑高41厘米，宽21.5厘米，厚5厘米;座长39.5厘米，宽20.5厘米，高16.5厘米。上篆书“晋故”2字，志文从右至左竖行排列，共7行，满行9字，共55字:“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邻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口口口口口”。由此墓志得知，该墓并非伏羲帝后之墓，而是西晋刘宝之墓。
刘宝墓志的出土，为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山东境内的两晋考古提供了十分可靠的断代依据。它的出土同时也证明了山阳郡高平即在此附近。关于山阳郡，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分梁国置山阳县，汉武帝建元年间改为郡，治所在昌邑，西晋泰始元年(265年)，改山阳郡为高平郡，治所在昌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汉置槖县，后汉更置高平侯国。南朝宋时移高平郡来治。北齐郡县俱废。故城在今山东邹城西南。”关于高平县，《水经注》载:“泗水南经高平县故城西是也”。按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载，古高平的地理位置，在今山东邹城市西南。刘宝墓志的发现，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山阳郡高平在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一带，从而为寻找古高平和确立古高平的地望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晋时期，“五胡乱华”，不少羯、匈奴、鲜卑人行军作战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称“双脚羊”。中原人大批被屠杀，不少人纷纷南逃，或躲避险峻山区避难，高平刘姓从此衰落。在此后至隋唐的约300年时间里，邹城刘姓乏见史载。直到唐代，邹城刘姓才重新兴旺起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邹东“大律刘姓”。
大律刘姓文化：
大律刘姓自盛唐卜居巨越山（今凤凰山）下黄石铺（今大律村北约一公里）至今已1270多年，至“新”字辈，已传承五十四世，是邹鲁地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的刘姓支派。作为庶族，大律刘姓虽没有古高平士族刘姓那样显赫，但也为邹城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位于张庄镇王沟村北的大律刘姓大林，立于唐代，占地55.33畝（一畝约合今天1.8亩），相当于当代百亩，是规模罕见的庶族墓地，文革前林里古碑众多，蕴含着众多人文和历史信息。邹东凤凰山大王庙、开元寺、新形势、云磨寺残碑有大量各地村庄大律刘姓人信众姓名，字辈多与大律一致，说明大律刘姓在古代已广泛分布邹鲁地区，至今大律刘姓人还保留有清代丝绸谱轴，散布邹鲁广大地区的众多大律刘姓“迁自大律”的碑刻，是研究这一带民俗文化和人群迁徙史的活教材。
大律刘姓清代丝绸谱轴残存
由于历史悠久，大律刘姓也出现过不少历史人物。
宋代刘赞，乐善好施，世有令德。
金代刘顺在孤山聚众自保，曾远赴奴什干城觐见元太祖，后官至齐州刺史兼副元帅，将自己的爵位主动让给侄子，在邹鲁地区传为佳话。
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正五品）。
明清时期，大律村曾出现被称为“前楼后楼”的两个“刘家大院”，所遗存的石制构件福禄寿刻图，具有浓厚民间文化气息，村里建有关帝庙、刘氏宗祠。从大律刘姓卜居时间与凤凰山大佛和开元寺创建时间吻合、重修碑刻多有大律刘姓人参与，凤凰山一带的宗教文化、民间传说及“金义军都统印”等历史文物不少都与大律刘姓有不解之缘。
清代刘付村刘聪听，字顺庵，清咸丰年间举人，以大挑候补县丞，邹县大束刘付村人，大律刘姓族人。曾赴京师礼部会试，中试大挑，钦赐冠服，恩准树旗立坊。邹县知县赠“光前裕后”红木匾额一方。后回乡收徒讲学，工书法，善诗文，著有《儒学要义》、《孝经释读》、《农事杂录》等，已失传。
民国时期刘昭汉(1897--1941年)，字景淮，邹城市香城镇大莫亭村人，大律刘姓明谱十八世族人。曾任邹县县长，早年致力邹县教育，筹建“大莫亭实验小学” ，自任学董。1931年下半年，邹县成立中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刘兼任副主任，亲自会同董氏士绅二人赴济津拜访靳云鹏靳云鹗寻求赞助，得云鹏助《四库全书》一套，云鄂一月薪水赞助。1932年乡师（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开始招生，刘被推为校长，到37年七七事变，共计培养80多名学生，是现代邹县文化教育的重要开拓者。抗战时期，他组建千人“刘部武装”与日寇周旋，当局曾置“景淮乡”以示纪念。
张庄镇仙桥村刘宪益，（1884—1963）字襄禹，大律刘姓明谱十九世族人。民国初曾任邹县高等小学校长，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1941年在济南治病，目睹日寇统治，赋诗《百花洲寄情》：“镇日新愁加旧愁，无聊闲步百花洲；红藻苦旱不争气，绿柳怕风不出头；多愁沈郎频饵药，四家王粲又登楼；箇中剩有关怀事，祈尽衷肠泪不休。”《邹县教育志》有其传略。
大律刘姓灰埠支脉《刘氏宗祠》颂之歌曰：“木有本兮水有源，祖功宗德瓜绵绵，光于前兮沐于后，百门原是孝为先。”
大律刘氏碑文的“奇特年号”：
民国时期《邹县新志》关于大律刘姓碑刻的记载：“刘氏始祖名守道。据明成化十八（1481）年刘氏祖茔林碑，自唐以来，世居巨越山南。宋景佑（1034-1037）间，有刘赞者，计已传十世。称善好施，世有令德。明洪武三十五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刘氏祖茔在罗头社王家沟村西，林基五十五亩三分三厘。其子姓（孙）散居大律，刘家庄、辛寺、刘家洼、白家庄（今属平邑白彦镇）、香城、将军塘、大河滩、张庄、韩家庄、官庄、田黄河西、卧虎石（今山亭店子镇龙虎）、李家岭、黄家林、仙桥庄、末亭、果庄、灰埠、石山汪、灰埠西山等村。”
尽管记载文字不多，却让人有幸管窥到一点我大律刘姓祖上的信息。欣慰之余，发现一个问题。碑文中“明洪武三十五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明“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时间为1368年—1398年共31年，这里怎么会出现“明洪武三十五年”呢？是老祖宗没文化搞错了，还是朱元璋又偷偷多活了四年？显然不是。凤凰山一带尽管交通闭塞，文化相对落后，但也数度辉煌，被称为“邹地之望”，这一带的出土文物及各类碑刻都是古邹鲁文化的结晶，这里的碑文都是饱学之士所撰写。相比于今天，古人对树碑立传这样的大事其态度甚是严谨，像错了年号这样小儿科的失误或笑柄是不会轻易出现的，作为邹东望族的大律刘姓立碑绝不会差到哪里去。为了解开这个谜底，本人认真查找明代史料，综合考察之后，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在洪武之后，正常继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次子朱允炆（1398年6月30日－1402年7月13日），年号建文。见《明史·卷四 本纪第四·恭闵帝》。建文元年七月初五（1399年8月6日），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叛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战争持续三年。建文帝缺乏谋略，任用主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被歼。朱棣以燕京（今北京）为基地，经几次大战消灭官军主力，最后乘胜进军，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1402年7月13日）攻下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
建文四年通过靖难之役登基的明成祖朱棣“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明史·卷四 本纪第五·成祖一》。为了避讳自己僭位之嫌，明成祖废除建文年号，复称洪武年号，当时的“建文四年”就成了“洪武三十五年”，一年后改元永乐。
自明成祖以后，明代皇帝都是朱棣后人，废建文年号为其祖讳，自然被一直遵守。明成化十八（1481）年仍是成祖之后，其子孙在位之时，作为民间“为君讳”更是不敢怠慢，大律刘氏明成化碑所言“洪武三十五年”实际就是“建文四年”即1402年。
提到前辈刘磬甫赴职的“辽东广宁前卫”，还牵扯到一段历史涉及山东辖域变迁，明洪武年间，辽东半岛还是山东省的一部分。辽东都司：元属辽阳行省。洪武四年(1371)置定辽都卫，治金州城，六年(1373)徙治辽阳府，八年(1375)改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定辽中卫：倚郭。元为辽阳路。洪武四年(1371)废旧置，并废倚郭辽阳县。六年(1373)复置辽阳府及倚郭辽阳县，属山东行省；可见明代山东可是横跨渤海的大省。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广宁前卫于广宁卫城，可见当时在辽东广宁前卫任职，虽然路途远点实际还没有出省。
大律刘姓成化古碑虽是民间碑刻，但却折射出明代靖难之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但当时社会留下的深深烙印，具有重要的文物见证价值，堪称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物。2016-12-21
辽东广宁城
刘顺与凤凰山金代都统印：
民国二十三年臧家伟修《邹县新志》载：金义军都统之印：藏巨越山下王文富家。此印为金宣宗兴定四（1220）年所铸，篆文为：“金乡县扬山寨义军都统之印”，旁刻“兴定四年十一月东平行邱造”，十二小字，系阴文。民国八年，农民王文富得之于巨越山巅。看到以上史志记载，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金元时期烽火连天的岁月。那么，在那个时代这里发生了怎样的事件？出现过什么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呢？
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刘顺，滕人（明嘉靖四年戴光修《邹县地理志》载：“邹境东至滕县开元寺七十里”，明万历三十九年胡继先《邹志》载，邹境东至滕县卞庄迤东黄家庄界七十五里。可知明以前位于开元寺东的大律一带曾属滕，系东郭社），敏慧多智，学书好谈兵，里中豪杰及他亡命皆归之。金贞祐南渡兵戎四起，顺聚兵三千人，保谷山（今杨庄南谷山，又称孤山）寨，约束甚严，众皆畏服。会泰安石珪亦率少壮负险自保，順以兵属焉。从珪附元积劳迁齐州（济南）刺史行副元帅事，世袭顺告归，以爵让其弟之子伯祐曰：'吾与弟共起兵，富贵共之’。人以此多焉。”据《元史·列传第八十·忠义一·石珪》载，刘顺曾奉石珪之令，（己卯1219）直抵寻斯干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入觐元太祖忽必烈，试探对方对石珪义军的态度。最终促使石珪弃宋投元。
金代都统印
这里“金贞祐南渡”亦称“贞祐之乱”是指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河北、山东和山西在蒙古侵略战争中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重要事变。1214年，蒙古骑兵大举伐金，攻破河北、山东、山西90余州。金宣宗完颜珣被迫离开中都（今北京），南渡黄河避驻汴京（今开封）。蒙古军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和掠夺，导致空前惨烈的浩劫。“金义军都统之印”所处的“金宣宗兴定”时代，就在“金贞祐南渡”事件发生五六年。铸印时当在扬山义军较有规模，需要系统化管理之时。估计起义已经多年。
显然此“金义军都统之印”系“贞祐之乱”后，金代抗元义军所铸，属于“金乡县扬山寨义军都统”所有，该都统的姓名已无从查考。时间在刘顺聚义谷山约五六年时间，应是自金乡举义后被迫投奔了凤凰山下刘顺的义军，投奔时间当在1220年以后。被刘顺安排驻守巨越山即今天的凤凰山。他们是金代组织自保的“抗元义军”，有的资料说他们是“抗金义军”，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他们是“抗金义军”，当时这里距南宋统治区不远，铸印时当不会以金的年号“兴定”纪年，而应以当时南宋的年号“嘉定”纪年。
实际上，早在公元1141年，宋金"和议"，淮水以北全部划归金朝版图，南宋杀掉抗金将领岳飞，不再抗金，金在华北的统治处于稳定状态。所以，作为百年以后的金义军实际是保家卫国（金）的抗元力量。他们起兵的时间和目的当与刘顺、石珪聚兵自保相近。
《元史·列传第八十·忠义一·石珪》载，“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孙也，世以读书力田为业。体貌魁伟，膂力过人，倜傥不羁。金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壮，负险自保，与滕阳陈敬宗聚兵山东，破张都统、李霸王兵于龟蒙山。宋将郑元龙以兵迎敌，珪败之于亳阳，遂乘胜引兵入盱眙”。刘顺追随的石珪还与宋军发生过激烈交战，并一度占领淮南盱眙。这说明凤凰山一带的金义军根本不是抗金力量。谷山处于凤凰山和连青山之间的中心地带，刘顺在此设寨，便于指挥周围义军，增加防御纵深，便于呼应防守，可谓很有战略眼光。难怪《兖州府志》说他“敏慧多智，学书好谈兵”。
上面还提到一个被石珪所败的张都统，这个“张都统”是不是“都统印”的主人？因为都统印铸于金宣宗兴定四（1220）年，而败张都统发生在“岁戊寅（1218），（元）太祖使葛葛不罕与宋议和”之前。张都统无论是宋都统还是金都统，其大印不可能落款金宣宗兴定四（1220）年。
古代“都统”是武职官名。始见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兴兵攻东晋，征富家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万余骑，置少年都统一人领之”。唐及辽、金亦置。金代都统统辖人马不详。估计不会象苻坚那时这么大势力，大约相当于总管，因为是乱世义军，原则性不大，人数也不确定。
从上文中说“泰安石珪亦率少壮负险自保”看，当时，正逢“金贞祐南渡兵戎四起”，各地豪杰纷纷聚众自保，基本都是依据本乡山险，收罗乡民和外来散兵游勇，以保家安民防备元军为名而起兵，故称其据谷山为“保谷山寨”。“金乡县扬山寨义军”当初也应是这种情况。
金代，谷山周围村庄不多，见于记载的只有大律村。大律刘姓自唐代（约740）迁巨越山前，散居山前一带，到宋景佑（1034-1037）约300年传十世，到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约474年，大致传十五六世，人口至少数千人，多散居于邹东和滕东地区，已是当地大族，刘姓人牵头自保名正言顺。根据记载，刘顺人马达三千人之众，小小一个谷山显然安排不下。比较合理的情况应是，刘顺的中心据点在谷山，其根据地应在凤凰山连青山一带，或者更广大的区域。大概因为刘顺曾在此做过“山大王”，故附近百姓说谷山上有“大王顶”及山寨遗存。
随着金末元初时局的激烈动荡和转换，刘顺后来依附了率少壮负险自保的泰安人石珪，弃宋金而归元，最终升迁齐州刺史行副元帅职。随着改旗易帜，刘顺手下的“金乡县扬山寨义军”原来的金都统印已经无用，故被丢弃。也可能因某种战事败落，被迫丢弃。显然，从时间节点看，此印属于金末元初刘顺收编的部下无疑。
正是由于刘顺后来成为元朝“齐州（即山东省济南市）刺史行副元帅事”的高官，所以，大律一带在元代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大律刘姓得以在此延续，而没有遭受浩劫逃离故乡，这与刘顺庇护是分不开的。从“世袭顺告归，以爵让其弟之子伯祐曰：'吾与弟共起兵，富贵共之’。人以此多焉”的记载看，刘顺得官袭爵后，主动让爵与侄子伯祐，与人共享富贵。正是因为刘顺能与人共享富贵，所以“人以此多焉”，投奔他的人不断增加，足见其品德高尚，颇有孝悌仁爱之心，堪称今邹东地区历史上的道德典范。
二、邹城刘性人物
邹城刘姓主要包括源于汉代的“高平刘姓”，唐代卜居邹东的“大律刘姓”及明代以来移民来的刘姓人。前者到南北朝“五胡乱华”多已迁徙南方，后者如中心镇刘行村刘姓等一般在数百人，人数较少。现在邹城刘姓就人口来说，主要以邹东“大律刘姓”最为繁盛。有据可查的历代邹城刘姓名人主要有东汉末刘表、西晋军事将领、文学家刘宝、唐代大律刘姓始祖刘守道、金末元初齐州刺史刘顺，明洪武年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刘致隆，任汾州知州。现代见于方志的主要有民国邹县县长刘昭汉、刘昭赓、爱国人士刘先益、抗日志士刘绪斗、建国前中共沛县书记刘际广等。现介绍如下：
（一）高平刘姓及其人物
高平刘氏出自鲁恭王刘馀。刘馀为汉景帝第五子，立为淮阳王，后徙封于鲁。他的儿子刘骄封郁桹侯，徙居高平。刘骄九代孙刘表，字景升，汉末任荆州刺史。西晋刘宝也属高平刘姓后裔。
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汉鲁恭王刘余之后 ，东汉末年名士，汉末群雄之一。他身长八尺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知名于世，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为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出任北军中候。后代王睿为荆州刺史，用蒯氏兄弟、蔡瑁等人为辅。李傕等入长安，刘表遣使奉贡。李傕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在荆州期间，刘表恩威并著，招诱有方，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又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远交袁绍，近结张绣，内纳刘备，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先杀孙坚，后又常抗曹操。民国陈寿卿修《续修邹县志稿》载：其为“汉鲁共王之后，初平中荆州刺史，袭取宗贼，江南悉平。李傕入长安，因遣命奉贡，以表为镇南将军，封成武，假节钺以为己援。于是威德兼治，万里肃清，关西、兖、豫学士归者数千。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及曹操与袁绍相持，绍遣人求助，表不援。后操自将征表，未至，发病疽而死。”
刘表死后，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表次子刘琮为主;曹操南征，刘琮举州投降，荆州遂没。刘表墓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东，最早记载其准确方位见《水经注》载；“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
刘宝(?—301年)，字道真，生年不详，卒于西晋永康二年(301年)，西晋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一带)。其祖先刘奥，曾任太祝令。从其距刘表所处时代不远且共同的出生地看，当与刘表同组同宗，世居高平。刘宝出身贫寒，自幼聪颖，能歌善箫，并善于以优美的乐歌表达自己的感情，闻者无不留连。曾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任从事中郎，后任吏部郎。他善于骑射，精于武功，作战英勇，又先后任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等职，后因戍卫北境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世说新语》、《汉书叙例》中有其生平事迹。今人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将刘宝列入文学家之列，是邹城市籍文武兼备的历史名人之一。
（二）唐代以来邹城刘性人物
唐代以后邹城刘姓主要有大律刘姓，明代迁民及其他流入的也有刘姓，但人数较少。
大律刘姓是祖籍在山东邹城市大律村，始祖为唐代刘守道的所有刘姓族人。据《刘氏碑文》记载：“当李唐之世，有讳守道者，卜居巨越山前之大吕（律）村，是为我刘氏居邹之远祖”，距今一千二百余年。有该族《刘氏碑文》记载，大律刘姓为汉刘氏彭城苗裔，其堂号为“藜照堂”。是邹鲁地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的刘姓支派。其主要历史人物介绍如下：
刘守道，名本，字守道，是大律刘姓的始迁祖。大约于唐玄宗（712年至756年在位）年间卜居今巨越山（今凤凰山）下大吕村（今张庄镇大律村）。从卜居时间看，当与天宝十五年开凿凤凰山石窟刻制开元大佛有关。大律刘姓初居地在黄石铺，位于凤凰山大佛正南很近的地方，后因吃水不便才迁居南边的大吕（今大律村）居住，大律刘姓人曾流传开建大王庙“一钁一个制钱”的说法，说明唐代建开元寺刻制大佛的确投资巨大，刘姓先民或许通过参加建庙活动赚了不少钱。古时的“铺”多指驿站或工商经营点，如三十里铺、木匠铺、杂货铺等。可见隋唐时大律一带就是交通要道和商贸之地。
大律刘姓位于王家沟村的墓地（老亩）五十五亩三分三厘，相当今天近百亩，是邹城最大的庶族墓地，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创建如此规模的林墓是不可想象的。该村老人传说，大林里面林木繁茂，抗战时附近村民常在里面躲避战乱，林中碑刻众多，可惜毁于大跃进和文革，用于筑建岚济路桥和乌龙泉水库，大律刘姓族谱也被毁弃，该族谱牒难以详考。但大律刘姓字辈基本不乱，自唐代卜居凤凰山下大吕（律、陆）村，到现在共传承约五六十世，从明成化十八年立谱碑至今的'新’字辈也已传承24世。明末清初以来可联系人口约有10万人，是目前所知邹城范围内唯一在一地连续传承从未间断的家族。大律刘姓的出现，使邹城刘姓的分布由西部为主转为以邹东为主，被称为“邹东望族”。
《历代邹县志十种》有记载：“刘氏始祖名守道。据明成化十八年（1481）刘氏祖茔林碑，自唐以来，世居巨越山南。宋景佑（1034-1037）间，有刘赞者，计已传十世。称善好施，世有令德。明洪武三十五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刘氏祖茔在罗头社王家沟村西。林基五十五亩三分三厘。其子姓（孙）散居大律，刘家庄（田黄镇大刘庄）、辛寺、刘家洼、白家庄（今香城镇赵岗村）、香城、将军塘、大河滩、张庄、韩家庄、官庄、田黄河西、卧虎石（今枣庄市山亭区龙虎村）、李家岭、黄家林、仙桥庄、末亭、果庄、灰埠、石山汪、灰埠西山（今张庄镇猪嘴石）等村。”
这些记载，佐证大律刘姓明代成化十八年谱勒刻石的史实，特别是刘赞、刘罄甫两位宋明先人的出现，使唐至明代刘姓人物不再空白，使大律刘姓谱牒从考证猜测向信史的转变。
《邹县新志·刘衍喜先生宗派碑序》也记述，“当李唐之世，有讳守道者，卜居巨越山前之大吕（律）村，是为我刘氏居邹之远祖”，距今一千数百年。另据曾目睹大刘家林祖碑的韩庄族人刘绪华回忆：大律刘姓始祖刘本，字守道，兄弟二人，其兄刘木，字守通。而南葛村大律刘姓《例赠文林郎讳朝宏字廷勋碑文》记载，“……刘氏彭城苗裔移居邹之大律村，继迁南葛庐……”当时大律刘姓祖碑犹在，莫亭刘姓和南葛刘姓刻碑时肯定与祖碑进行了考证对接，其说与史志吻合可信。
由于传承时代久远，大律刘姓人口不断增加，大律村有限的土地已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不断有人外出就职或谋生，鲁南苏北是主要辐射区。明清时期常有南方人骑马来大律上祖坟。大律刘姓人在外购地置业不断迁徙，开辟了不少村庄，如本县的将军堂、刘家洼、西南沟、刘家村、柳树沟、瓦石沟、牛角村、刘傅、刘麻、北刘庄、东刘庄、香城前刘村等多有大律刘姓碑刻遗存，邹城多数刘姓人大多自称祖籍大律村，大律刘姓在本县和周边各县开辟的村庄肯定还有许多，清乾隆年间本族刘云修一支既远迁兖州兴隆庄居住，兖州地名资料也记载清中期有刘姓人居住“称兴龙庄，后演为兴隆庄”的记载。由于时间久远，更多的外地大律刘姓人无法确切联系和考定。
在迁播过程中，大律刘姓子孙，逐渐与其他姓氏共处，形成了共同的居民点，如：城前镇大岔河、韩庄村，张庄镇孔家沟、枣沟、大黄林、东果庄、小烟庄、猪嘴石、锉草峪，香城镇大莫亭、大河滩、羊皮、赵岗、杨庄、洪山，大束镇南葛、灰埠、葛山、北葛、三河村，田黄镇大张庄，峄山镇苗庄、两下店等，山亭区龙虎、安岭，台儿庄区张三子镇的唐庄村，平邑白彦镇山阴村老虎窝村，滕县东郭及泗水、曲阜、兖州、微山等地也有大律刘姓分支曾与祖籍大律联系。而由果庄至滕县姚庄转迁到江苏沛县沛城镇的高小湖村大律刘姓，已历数百年十几世，是目前所知跨省迁出仍与祖籍保持联系的大律刘姓分支。因此，大律刘姓与其他姓氏共同居住的村庄更多。金元时期，外族入侵，不少大律刘姓族人南逃，不少江浙安徽刘姓支脉实际也是大律刘氏支脉。仅清末民国，各地大律刘姓人因政治动荡而漂泊各地，仅附近村庄就有不少迁居徐州南京甚至（如将军堂村刘启动及刘昭赓刘昭绪兄弟皆在台湾娶妻生子）流落台湾。建国后则有不少人去东三省谋生，实际上大律刘姓子孙的足迹早已遍布全国，事业有成者众，不少成了公务员、将军、企业家或驻海外外交官。邹城多数村庄居民迁居于明清以后，人口较多的仅仅千人左右，象大律刘姓这样传承千年，不断向周边辐射、创立众多村庄的姓氏在邹城绝无仅有。大律刘姓的迁播史，是研究邹城居民迁徙的活教材。
大律刘姓主要支脉分布
刘赞：《历代邹县志十种》有记载：宋景佑（1034-1037）间，有刘赞者，计已传十世。称善好施，世有令德。
刘顺：巨越山（今凤凰山）前大律刘姓人，敏慧多智，学书好谈兵，里中豪杰及他亡命皆归之。金贞祐南渡兵戎四起，他聚兵三千人，保谷山（今杨庄谷山）寨，约束甚严，众皆畏服。当时泰安石珪亦率少壮负险自保，刘順以兵与他联属。归顺元朝，因功升迁至齐州（济南）刺史行副元帅事，获得世袭爵位后他回归故里，将爵位让给弟之子伯祐曰：'吾与弟共起兵，富贵共之’。人以此多焉。”其事迹载入方志，实为孝德楷模。
据《元史·列传第八十·忠义一·石珪》载，刘顺曾奉石珪之令，（己卯1219）直抵寻斯干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入觐元太祖忽必烈，试探对方对石珪义军的态度，最终促使石珪弃宋投元，为鲁南地区减少战乱免受异族洗劫做出了贡献。
刘罄甫：《历代邹县志十种》有记载：“明洪武三十五年，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辽东广宁前卫”即辽东广宁前屯卫，位置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镇。明代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设置卫所取消州县，在今天的辽宁省境内设立了25卫，每卫5000多人。前屯卫是山海关外第一卫，管辖中前所（今绥中县前所镇）、中后所（今绥中镇）2个千户所。
刘致隆，明代进士，任汾州知州。
刘敏：明永乐戊子科进士任陕西巡按御史，改襄阳知府。
刘登洲，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刘登洲，邹县人，天性孝友，母病目不能视，旦夕祷天延访医药，因于梦中得方，母目以癒，人皆以为孝感。”
刘深：字子静，康熙乙卯科，河工効用，任扬河千总。
刘印淮，果庄刘姓海福公之五世孙，据《果庄刘氏族谱》记载，清康熙年间任海州镇守侯万户长。
刘昭汉(1897--1941年)，字景淮，邹城市香城镇大莫亭村人，大律刘姓明谱十八世族人。其父刘慎先，农民，有地四，十余亩。刘昭汉兄妹五人，因自幼勤奋好学，其父决议供他读书。先在本村上私塾，后就读于田黄乡大峪口张家帧先生办的大同小学和辛庄蚕科学校，后考入滋阳县山东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1923年，二十五岁入济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攻读。两年后毕业回乡，适逢直系军阀副总司令靳云鹗率部进军河南，途经邹县小住，意欲招募家乡人才，靳听说刘昭汉和北宿小贾村王仙洲毕业后赋闲乡里，召见二人后，录刘为司令部参议，随到河南，次年被委任为河南省尉氏县县长（河南尉氏县知事）。到任数月，因靳在直奉混战中失利被解职，遂于1928年初返回邹县香城，相继担任国民党邹县自卫团副总团长、县联庄会副会长、县清乡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区长王建寅维护地方治安。1930年邹县筹建自卫团总，各区设分团，县长兼任团长，刘任副总团长，人称“副团总”，一直到1937年底，有民间顺口溜：“自卫团，保百姓，刘昭汉，当司令，一支令箭能调十区的兵”。1931年韩复渠改自卫团为联庄会，县长薛大愚任会长，刘任副会长。其间筹建“大莫亭实验小学” 于1931年开学。初小三个班，高小两个班，自任学董。1931年下半年，邹县成立中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刘兼任副主任，亲自会同董氏士绅二人赴济津拜访靳云鹏靳云鹗寻求赞助，得云鹏助《四库全书》一套，云鄂一月薪水赞助。1932年乡师（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开始招生，刘被推为校长，到37年七七事变，共计培养80多名学生。他平易近人，有时刘还陪学生打乒乓球。1932年，省令成立清乡委员会，县长任会长，刘任副会长。1936年秋，围绕省“国大代表”选举，邹县工委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展开斗争，挫败秦启荣，促使刘昭汉顺利当选。
抗战爆发后，拉起一千多人的队伍与日寇搏斗，因其本人姓刘，且骨干多为大律刘姓人，故被称为“刘部”。大律村刘姓族人明谱十七世族人刘启标，长期倾心“刘部”抗战事业，多次花地卖钱资助刘部，被官兵亲切地称为“老族长”。
刘部设有：参谋处长王建忠，军需处长范宝箴，秘书处长宋？卿，副官处长刘蕴藻，军械处长？主要兵力：大山阴村时耿荣团长的第一大队；田黄厂里村韩祥任第二大队长；刘信斋、孙宝友、李洪贵等人任营长。警卫连长是刘的侄子刘宪英。还有看庄龙泉庄张济生在铁西的百多人游击队。后张济生参加八路，刘设宴送行。其一旅一团编入亲近八路军的孔昭同（是结拜兄弟）部。受任为“苏鲁战区独立游击第三十一支队长”。刘曾率领游击队，多次打击日伪军。1938年正月十四，日寇进攻香城，刘部在郭桃邱庄一带与其相遇，由于装备不足，不少人受伤，初战失利。初夏，日伪从两下店各村抓民夫在两下店修公路。刘派人侦察清日军人数，还有一个伪军班一挺轻机枪警戒，另有戴红袖章的便衣监工。刘派人通过内部搞到四个红袖章选十名精干队员，由焦玉兴等四人佩戴袖章接近敌人，其余混进民夫中接应。中中午，四名日军到街里茶馆喝茶，焦立即走上前热情照应，一名日军刚把枪往桌上一放，另三名也来到身边。焦抽出短枪连发数枪，当场击毙日军三名，一个负伤未死抱住焦不放。伪军鬼子和民工听到枪声四处乱窜。一个队员见焦正和一个鬼子纠缠，连忙对准鬼子脑门开一枪。村东头的队员向守机枪的伪军怒吼：“有种的打鬼子，放下机枪没事！”伪军慌忙随着民工逃命去了。全体队员撤出战斗，无一人伤亡。刘部士气大振声名远扬。初秋，刘部的屈姓侦察员到邹县城侦察，在城门外桥南边，有日伪军各一名盘查，侦察员大摇大摆走向前鞠一躬，接着一个铁拳猛击鬼子眼窝，鬼子跌倒在地，步枪脱手落地。侦察员顺手抄起大枪，向南飞跑。待日伪军追赶时，已穿过集市隐蔽入青纱帐，安全返回。时隔不久，刘部的锄奸队在界河河北小集上把一名正在理发铺理发的日本鬼子击毙在理发椅上。1939年底，日军向铁路两侧扩展，香城区建立伪政权，在大黄庄安了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队长田川，伪军一个中队，便衣特务三十余人，队长是羊皮庄的李成芝。田川的翻译是徐振东，干过不少坏事。1940年六月初二到香城村刘文学家抽大烟，因他身强力壮难以活捉，被三名除奸队击毙于大烟灯旁。从此，刘昭汉的名声传遍四方，刘部的士气为之大振。
1938年2月，被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十一游击纵队第四十二大队司令兼邹县县长”。
1938年秋，韩继堂、韩维密奉邹县县委之命，利用师生关系两次找刘统战，达成“联合抗日，为八路军和邹县抗日武装提供驻扎和交通方便”的协议。
1939年孔昭同部连菜金都成问题，张伯禹持信向刘昭汉求援，刘当即留张吃饭并赠一些联合票。并叮嘱回去走老山后，别走刘昭赓防区将军堂。
1940年，刘昭汉部驻扎在香城以东山区的几十个村庄，并和八路军关系密切，成为香城伪政权的直接威胁。日军小队长田川想了一条以人质逼降的诡计，派特务队长李成芝掳去刘的十六岁的二女儿刘宪珍在大黄庄据点作人质。刘昭汉识破了日伪的这一卑鄙伎俩，断然予以拒绝。他派人给伪香城区区长徐维乾送去大烟泡二枚，转交其女，并亲书一纸，嘱其女：“如遭凌辱或久拒不放，就洁身自尽，一定要保住刘家的门风。”并说：“刘家的人是有骨气的，一不能失志，二不能失节，决不屈服。”同时命令他的营长刘信斋率部去执行两项任务：首先到大莫亭村把自己的房屋全部烧掉；然后连夜赶到羊皮庄把特务队长李成芝的闺女捉来。当刘信斋听司令说叫去烧他自己的房子，甚感愕然地说：“我一定把李成芝的闺女捉来，房子就不一定烧了吧？”刘昭汉看出自己的部下不忍心下手，立刻怒容满面地说：“既然刘队长不忍心，那就不劳你去了，我自己去吧！”刘信斋一看司令下了决心，遂忍痛接受了任务。当夜火光通天，大黄庄据点炮楼上的日伪军看的很清楚。第二天中午，田川率日伪军查看了刘昭汉宅第被烧的现场，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样的！不得了！可惜，可惜！”刘信斋完成烧屋任务后，急忙赶到羊皮庄，把李成芝的闺女带回了将军堂驻地。最后，李成芝不得已，只好托伪区长徐维乾向田川求情换人质，田川无奈应允，刘宪珍得救。以后，刘宪珍及其母刘蒋氏随祖父祖母一直住在老林以南将军堂、裤衩等各处山洞里。
对刘劝诱无效，日军决定对其围剿。1940年12月14日，刘昭汉得知日军纠集邹、兖、曲、泗四县兵力，即将进山“扫荡”的消息后，遂在白石铺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转移等问题。恰巧夜里先下小霜雪后下起了小雨，在十二点左右，刘昭汉正准备出去查岗，突然听到村外想起枪声，急忙回去对妻子说：“不好了，村子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啦！我马上走，不能管你们啦！”说话间，枪声四起。刘昭汉带领四名警卫人员，从白石铺南边突围到桃园。他骑的大黑驴中弹死于村中。夏副官和政治室主任王金尧等人向村东北方向突围，都被打死在山上。刘昭汉一时急眼想和敌人拼命，被人高马大的刘蕴藻（大律刘姓族人系仙桥村人）强行拖走。刘昭汉带几人从后沟突围到将军堂，刘宪秀等人从西边突围出去。秘书长朱本彝和秘书杨瑞生向村西北突围，跑进山沟藏进乱石叉下，只见满山鬼子伪军，枪声一片。白石铺北老虎村异常激烈，那里有两部电台，警卫排战士多数战死，台长祝乃生和副台长被俘，报务员将电台藏进来百姓地瓜窖里得以脱险。乔凤英和保姆王嫂抱着四个月的儿子刘宪民急忙向西南山沟里跑，头顶上子弹嗖嗖乱飞。王嫂被石头绊倒，把孩子弄哭了，乔凤英以为中弹急忙拉他，才知是摔倒。快到桃园时天已快亮，回头看看满山都是敌人。敌人是四面合围，东西堵截最严，在村东河滩上被敌人打死的战士对多，约百多人。此役刘部伤亡惨重，日伪也有一些伤亡。因寡不敌众，其他人员多数战死，刘部损失惨重，刘昭汉心情沉重。后来，刘昭汉于抗战过程中病逝，葬于香城镇分水岭北小刘村西附近。
刘招汉膝下有一子五女：刘宪民、刘佩真、刘宪琪、刘宪珠、刘宪珍、刘宪琴。孙子刘军、刘伟。
刘昭汉墓地
刘昭赓，邹县将军堂人，大律刘姓明谱十八世族人，民国抗日志士，任“苏鲁战区独立游击第三十一副支队”副支队长兼邹县县长。赴台后著《连青山集》，逝世于台北。
刘宪益（1884——1963）字襄禹，张庄镇仙桥村人，大律刘姓明谱十九世族人。民国初曾任邹县高等小学校长，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1941年在济南治病，目睹日寇统治，赋诗《百花洲寄情》：镇日新愁加旧愁，无聊闲步百花洲；红藻苦旱不争气，绿柳怕风不出头；多愁沈郎频饵药，四家王粲又登楼；箇中剩有关怀事，祈尽衷肠泪不休。《邹县教育志》有其传略。
刘绪斗，邹县大律村人，系大律刘姓明谱二十世族人。他身材高大魁伟，曾追随刘昭汉进行抗日斗争，任警卫连长，其部属全是双枪配备，系刘部精锐，后不幸战死。
刘际广，沛县高小湖村人，系大律刘姓明谱十八世，祖籍滕县姚庄， 约生于1912年，1928年参加义勇队，1932年加入中共，1933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抗战时期转战鲁南和湖西地区，建国后先后砀山、华山县、单县、湖西专署、鱼台和微山县工作，198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