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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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反革命
一
科伦11月11日。普富尔内阁是一个“误会”；它的真正涵义是勃兰登堡内阁。普富尔内阁仅仅是内容介绍，而勃兰登堡内阁才是内容本身。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15]
这就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铭！[16]
查理五世皇帝使人威到惊讶的是，他还在活着的时候就下令埋葬自己。[17]但是，在自己墓碑上写上恶作剧的笑话，这比查理五世及其刑律[18]要更胜一筹。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有一次，普鲁士的某个国王莅临议会。他不是真正的勃兰登堡。但是，两天以前出席议会的勃兰登堡侯爵，却是真正的普鲁士国王。
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这就是说，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也许勃兰登堡中的议会(大家知道柏林是在勃兰登堡省内)会战胜……议会中的勃兰登堡吧？勃兰登堡会不会像从前卡佩特在另一个议会中寻求保护那样，也在议会中寻求保护呢？[19]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这是一个寓义多么深长、包含着多少事件的语涉双关的公式啊！
大家知道，人民对付国王比对付立法议会要容易得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人民反对国民议会的毫无结果的行动。其中只有两次重大事件是例外。英国人民通过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国会，而法国人民通过波拿巴驱散了立法团。但是，长期国会长期以来就已是仆从，立法团则早已是僵尸。
在反对立法议会的叛乱中，或许国王比人民取得了更多的胜利？
在这方面，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六和查理十世都是前辈中很少令人欣慰的人物。
不过，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倒有比较令人慰借的先例。而不久前在维也纳呢？
不应忘记，在维也纳召开过民族代表大会，除波兰人而外，斯拉夫民族的代表都公开投入皇帝的阵营[20]。
维也纳权奸与国会之间的战争同时也就是斯拉夫国会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战争。相反地，柏林议会中的分裂并不是斯拉夫人引起的，而是奴隶［注：俏皮话：《Slaven》——“斯拉夫人”，《sklaven》——“奴隶”。——编者注］引起的，而奴隶并不是政党，最多不过是政党的仆从。临阵脱逃的柏林右派[21]并没有使敌人的阵营更为强大，反而使它染上了背叛这种不治之症。
在奥地利，斯拉夫党同权奸一起赢得了胜利，现在它将同权奸争夺胜利的果实。如果柏林权奸取得胜利，它就用不着同右派分享胜利或者为保卫胜利而反对右派了；它将先给右派一点甜头，然后再踢他们一脚。
普鲁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分与议会相对抗。但是议会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没有以专制议会的身分来与国王相对抗。本来议会首先应当通过逮捕大臣们的决定，因为他们是国事犯——出卖人民主权的国事犯。本来议会应当驱逐一切违抗议会命令而服从其他命令的官吏，并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
然而，国民议会在柏林表现出来的政治软弱性在各个省里可能会变成它的市民力量。
资产阶级是很愿意通过友好的协商把封建王国变成资产阶级王国的。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封建党派的有辱资产阶级尊严的徽志和封号以及和封建所有制相关联的、破坏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收入之后，它是很愿意同封建党派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奴役人民的。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
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
因此，王权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劝说。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说：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我们承认，我们不期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符合形势要求的答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国王在起而反对国民议会时也采取了伪善的、不彻底的态度，就在他试图抛弃宪法这个累赘的外罩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脑袋藏到这个外罩下面去了。
勃兰登堡在设法使德意志中央政权给他发出实行政变的命令。近卫军团已遵照中央政权的命令开进了柏林。柏林的反革命是按照德意志中央政权的命令行动的。勃兰登堡命令法兰克福议会给他发出这样的命令。议会在正想确立自主权的时候放秦了自主仅。不言而喻，巴塞尔曼先生便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以主人的身分扮演奴仆的角色。而且他竟因为主人扮演奴仆的角色而感到愉快。
不管柏林将遭遇到怎样的命运，二者必居其一：国王或者人民，而人民高呼着“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这个口号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也许我们还要经历一场艰苦的锻炼，但这场锻炼将是彻底革命的准备。
二
科伦11月11日。欧洲革命在完成自己的循环过程。它开始于意大利，在巴黎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二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我们又听到了维也纳革命的反响。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欧洲反革命实行了它的第一次打击，在巴黎——在六月的日子里——它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六月反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它正在完成，并丢自己的脸。高卢雄鸡将会再一次从巴黎用自己的叫声唤醒欧洲。[22]
但是在柏林，反革命在丢自已的险。在柏林，一切都是丢脸的，甚至连反革命也不例外。
在那不勒斯，流浪汉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在巴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极其伟大的历史战斗。资产阶级同流浪汉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
在维也纳，有许多民族期望从反革命那里获得自己的解放。除此而外，还有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和大学生军团［注：大学生军团由维也纳大学学生租成，是市民军事组织中最激进的一个组织。——译者注］的阴谋诡计，市民自卫团内部的倾轧。最后，人民方面的攻击给宫廷方面的攻击提供了借口。
在柏林完全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和人民站在一边，下级军官站在另一边。
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两个没有头脑、没有心肝、没有主见的人物，不折不扣的丘八——这就是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国民议会的对立面。
意志——哪怕是驴的、牛的、丘八的意志！意志——这就是同三月革命中那些意志消沉的抱怨派对抗的唯一法宝。像国民议会一样没有意志的普鲁士宫廷，在君主国中找到了两个最愚蠢的人，并对这两只狮子说：你们作意志的代表吧。普富尔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但是，在绝对愚蠢面前，三月胜利的清谈家们终于惶恐地退却了。
惊愕的国民议会这样感叹道。
这些弗兰格尔，这些勃兰登堡，这些笨蛋只会希望，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总希望别人给他们下命令，他们实在太愚蠢了，毫不怀疑别人用颤抖的声音和发抖的嘴唇给他们下的命令，——他们也使自己大为丢脸，因为他们没有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而这是这些攻城槌所能干的唯一的事情。
弗兰格尔只会声明他仅仅承认服从命令的国民议会！勃兰登堡正在学习议会的风度。他用粗野的令人厌恶的下级军官的行话触怒了议会之后，对于“比暴君还暴虐的行为”听之任之，并且服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卑躬屈膝地请求允静他发表他刚刚想要发表的演说。
不愿做这种没有头脑的勇士！”[24]
柏林的沉着使我们感到高兴，使普鲁士下级军官的理想遭到了破灭。
可是国民议会呢？为什么它不主张mise hors la loi[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呢？为什么它不宣布弗兰格尔之流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为什么没有一个议员在弗兰格尔的刺刀丛中挺身而出，要求驱逐弗兰格尔，并向士兵们发表演说呢？
让柏林国民议会浏览一下“通报”[25]——1789—1795年的“通报”吧！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或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因为这些英雄好汉正在向黑格兰人[26]学习阿拉伯语，——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要战胜王权只有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即将于12月发生的反对巴黎六月革命的事件到来之前才存在[27]。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王权呢？
应当用饥饿来制服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只有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三
科伦11月13日。正像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有一次发现官方指定的开会场所被封闭了而不得不到体育馆去继续开会一样，普鲁士国民议会也被迫迁到靶场开会去了。[28]
本报今天早晨出版的号外上，刊载了一篇以⊙为代号的本报驻柏林记者所写的关于在靶场通过的决议的报道。根据这个决议，勃兰登堡已被宣布为国事犯。“科伦日报”[29]在报道中对这一点只字未提。
同时，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国民议会议员的一封信。现将信中的一段照抄如下：
杜蒙的报道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众所周知的。
由于国民议会宣布勃兰登堡为国事犯，纳税的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谁也没有义务向叛国政府衲税。明天，我们将详细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在最古老的立宪国家——英国，在发生类似冲突时人们是如何拒绝纳税的[30]。其实，叛国政府本身向人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它已立即停止向国民议会纳税(停发议员的薪俸等等)，以便用饥饿来制服它。
上述那位议员继续写道：
因此，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
| 卡·马克思 写于1848年11月11、13日 载于1848年11月12日和14日“新莱茵报”第141号、第141号增刊和第1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这组连载文章中的第三篇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注释：
[15]暗指弗里德虽希-威廉四世关于勃兰登堡内阁所说的一句话：“不是勃兰登堡在议会，就是议会在勃兰登堡。”1848年11月9日的“新普鲁士报”在引用这句话时这样解释：“勃兰登堡将在议会，而议会已在勃兰登堡。”——第14页。
[16]指从1417年起管辖封疆伯爵领地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第14页。
[17]传说查理五世在逝世前不久曾为自已举行了一次葬仪，并且亲自参加了出殡仪式。——第14页。
[18]指1532年在累根斯堡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14页。
[19]法王路易十六(路易·卡佩特)在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时，曾企图寻求国民议会的保护。8月10日君主政体被推翻；翌日国王被捕。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认为他犯有危害民族自由和国家安全的罪行，宣布处以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848年6月19、21、22、26日“新莱茵报”第19、21、22、26号及9月9日“新莱茵报”第98号上曾登载了有关审判路易十六的一组文章——“国民公会关于前法王路易·卡佩特的辩论”。——第14页。
[20]1848年奥地利帝国国会的大多数斯拉夫议员属于资本家地主集团，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以君主制奥地利为首的斯拉夫联邦国家。——第15页。
[21]1848年11月9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宣布了国王关于将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以后，大部分右翼议员便顺从地离开了会议大厅。——第15页。
[22]马克思借用了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特加伯爵书”一书序言中的形象的此喻：“高户的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经破晓。”在这里高户雄鸡的叫声象征着法国革命。——第18页。
[23]席勒“奥尔良姑娘”第三幕第六场。——第19页。
[24]莎士此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三幕第三场。——第19页。
[25]“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
方机关报；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在十八世杞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是革命政府的机关报。——第20页。
[26]1848年11月3日“科伦日报”登载了一篇关于臆造的非洲“黑格兰”(Hyghlans)[半人半续]部落的短文；文中谈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正在学习阿拉伯语。”11月5日的“新莱茵报”曾嘲笑过这篇报道，并加以评论：“这种发现……无论如何对于抱怨派来说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可以从黑格兰人身上获得颇有价值的支持。”关于抱怨派见注172。——第20页。
[27]根据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宪法，1848年12日法国应举行总统选举。这个宪法赋予作为执政当局的首脑的总统以巨大的权力。这是统治阶级——慑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革命的明证。12月10日举行选举的结果，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第20页。
[28]马克思把1789年6月20日的巴黎事件和181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作了对此。1848年11月8日国王签署了关于将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国民议会的大多数通过了一项继续在柏林开会的决定来回答此项命令。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往常开会的地方——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开会。——第21页。
[29]“科伦日报”(《Ko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派资产阶级怯懦的和反革命的立场，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21页。
[30]1848年11月14日和15日“新莱茵报”第142号(增刊)和第163号刊登了格·维尔特的“在英国拒绝缴纳与1832年改革有关的税款”一文。——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