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的历史变迁
胡发贵：关于吴文化的界定，不同学科乃至于关注不同议题的学者都会有一些差异。有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同一类型的文化，其语言、风俗大致相同。有学者则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化有其自身的个性特色，并以此提出吴文化是指吴国从泰伯立国到夫差亡国之间吴人创造的文化，而吴国灭亡以后生活在吴国故土上的人们创造的文化，可以泛称为吴地文化。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吴地文化不可省略为吴文化，否则就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而且吴地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勾践灭吴以后，吴国的政权形态虽然消失了，但吴人所创造的文化却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延续至今的吴语，吴地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吴地人民的精神面貌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吴文化和其他文化交流与融合，但其文化内核和文化形态一直存在着。
如今，大吴文化的观念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对于吴文化的地域范围、表现形态以及核心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理解尚存在一些差异。从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去考察，最能反映和体现吴文化特色和精髓的，应当是环太湖流域的苏锡常一带，这是吴文化的核心区。这里的文化可看作吴文化的代表，亦即狭义吴文化；而广义的吴文化，既包括吴文化的核心区，也包含吴文化的影响圈，历史上吴国的治域所及应该都在其中。
吴文化一直在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发贵：当前学界大致认为，吴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干越原有土著文化的融合和衍生。
可以说，周初是吴文化的萌生期，春秋是吴文化的勃盛期，国势强盛，出现了季札、言偃等著名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吴国虽然消亡，但吴地文明却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丰盈，其老百姓依旧“饭稻羹鱼”，依旧说的是吴语，其建筑形态也是相似的。两汉以后，西晋中后期的永嘉之乱、唐宋时期的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靖康之难等多次大乱与外族入侵，导致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其他地域的智慧与文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唐宋以后，吴地迅速发展成为富庶锦绣之地，吴文化也出现了一个繁盛期。
吴地一直享有“江左文人”的美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明代东林七君子之一高攀龙，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等。同时这里异常丰富的物质文明，不仅是吴地的文化象征和符号，更意味着吴文化一直在延续。
近代以来，西方的一些观念传来以后，吴地人先知先觉，萌生出很多新的观念和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的乡村模式也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吴文化涉及的范围，学界目前是否达成共识？
胡发贵：所谓吴文化的范围，换个说法也就是如何在人文地理上理解吴文化的空间尺度。对这个尺度尽管在细节上有不同的认知，但在宏观上还是有较相近的看法。
依据考古和存世文献，吴文化发源于宁镇地区。春秋前期吴国疆域向东扩大到太湖以东地区，后又向北扩张，晚期并邗为吴邑。其治域东至海，南至今浙江嘉兴一带，西南到今新安江上游，西北邻楚国的棠邑（今江苏六合县），北面达淮河，拥有今苏南和苏北部分地区、皖东南和浙江北部。
当然，历史上有春秋时期的吴国和三国时期的吴国，其治域是不同的；历史上行政区域也有很大的变化，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亦即从语言、风俗与信仰等层面来观察，吴文化的范围固有盈缩，但大致区域仍是客观的，只是不如行政边界那样清晰罢了。
在当代仍具现实感召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吴文化与传统吴文化有何区别？
胡发贵：现代吴文化具有其时代的特性而迥异于传统的吴文化。大致说来，有以下一些差异。其一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传统的吴文化是古代中央集权社会的产物，体现的是古代的礼乐文明；而现代吴文化，则浸润着民主平等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勇于创新精神。其二是文化属性不同。传统吴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现代吴文化则更多体现出工商文明的禀赋。其三是文化偏好不同。传统吴文化是饭稻羹鱼的文化，顺应自然，而现代吴文化，则强调改造和利用自然，赞赏创新进取，积极有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当如何推动当代吴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胡发贵：应基于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文化成的立场，遵循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将吴地古往今来所积累并被历史所证明的那些滋养人性、涵养文明、推动进步的吴文化中有益的因素，予以传承和弘扬。
概要说来，其一是大力弘扬吴地文化中的谦和礼让精神。泰伯与其后人季札以谦让王位而扬名古今，这种品质对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陶冶友善精神，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是着力传承“先忧后乐”的奉献与牺牲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江苏人文精神的一大特质，它激励人们勇于进取，敢于担当。其三是大力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这是顾炎武所揭示的吴文化中突出的家国情怀，它宣示的是一种大境界，表达的是一种为国分忧的赤子之心，是凝聚国家共同体的深沉呼声，在当代中国，仍有着极大的现实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