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启名：父亲的京剧情缘

父亲走了，带着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生钟爱、带着他对书法艺术的不懈追求、也带着他对京剧艺术的无比眷恋，义无反顾地去追赶与他有着共同追求和爱好的老伴去了。

　　父亲对于京剧的喜爱是从画画开始的，看过一出《薛刚大闹花灯》，回到家他很快就画了一张画，谁看了都说是“闹花灯”。父亲爱看戏，看完回家就画。若是没戏看，就看连环图，有的戏连环图也没有，他就自己画，曾经画过《霸王别姬》的连环图。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见到一些当时有头有脸的人在排练，这使他明白，原来不光是演员，一般人也能唱戏，而且自己也可以唱。因为那些排练的人们少个小孩，于是父亲学起了薛丁山，他和叔叔回到家就把床单往身上一披，站在床上模仿起来。9岁时，父亲在泰安岱庙大殿前的空场上演出了《刀劈三关》，一演就是3天。几十年以后，父亲曾带我们去岱庙，他指着殿前的空场说：“这就是我第一次登台的地方。”有了初登舞台的第一次，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父亲的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于京剧艺术的热爱与研究。而京剧艺术也时刻给困境中的父亲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在父亲不能回归哲学专业时，奚啸伯先生的关爱填补了他的空虚；1966 年以前，父亲完成了话剧《夏完淳》和京剧《赵国策》《银珠》《掌上珠》《风雨同舟》《养儿育女》的剧本，完成了《京剧正声归辙》的写作；1966至1967年，他参加了有大学同学加盟的煤炭部京剧队，在北京和京郊的各大煤矿演出了《红灯记》（饰跳车人）和《智取威虎山》(饰少剑波)；上世纪70年代父亲病休在家时，赵荣琛、梁小鸾、李慧芳、马健庸、索天靖、钱荣顺、李金镛、马长礼、马崇仁、马小弟等好友和爱好京剧的学生们终日陪伴，京剧的唱念是他们携手迎来各自事业上春天的依靠。

　　京剧艺术这个爱好，给了父亲文化的修养，给了他美满的家庭，给了他父亲般的师父，给了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京剧是他在一生中的任何阶段都能随手捡起来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研究、不断探讨，而又可以摆脱困境的珍爱。

　　得遇恩师奚啸伯先生

　　20世纪30年代，京剧界一片繁荣，诸多流派产生。有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大须生”，更有“南麒北马关外唐”等，京剧殿堂异彩纷呈。新戏不断涌现，唱腔、伴奏不断创新，老百姓对京剧的喜爱也随之达到顶峰。

　　那时候，父亲同学的哥哥是戏院经理，所 6以父亲经常有机会看到名角们的演出。1943年，正在上中学的父亲去同学家里玩，随口哼唱了几句奚啸伯先生的名段《白帝城》。没想到奚先生正在里屋和主人聊天，听到我父亲的唱，便出来让再唱一段。我父亲唱完，奚先生很高兴，说：“等着我教你吧。”当时父亲心里想：您是谁，能教我吗？当知道这就是他崇拜的奚啸伯先生后，父亲大喜过望，深深鞠躬。奚先生说：“我要这孩子，很好。”从此，父亲开始了与奚啸伯先生一生的缘分。

　　他们师徒二人，一个在济南，一个在北京，当面学戏的机会不多，一般只能以书信交流。后来父亲到北京，学戏就方便了，可以去奚先生家里学戏，吊嗓子。他在前院唱，奚师母和师妹们还真分辨不清到底是谁在唱呢。

　　父亲不仅向奚先生学习京剧的唱腔和技巧，还同先生探讨戏文，并以做学问的方式相互交流。《范进中举》是奚啸伯先生独有的一出戏，在上海演出时，观众对范进中举以后“惊疯”的一段戏文提出了意见。这段戏文描写范进疯了后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种地、玩耍的情景，“小河流水清悠悠”,唱词非常优美，唱起来好听极了。虽然在场上反响很好,但奚先生总觉得戏文有些词不达意，和主题没什么关系。于是他问我父亲的意见，并让父亲考虑如何修改。父亲连夜改好，奚先生马上跟他一起研究唱腔，下一次演出时就是修改后的《范进中举》了。这出戏成为了奚啸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师徒二人精诚合作的一段佳话。除了戏剧，父亲和奚先生讨论的话题,还包括文学、艺术和书法。

　　1957年以后，父亲与奚先生虽然不在一地，但鱼雁往来既多且勤。他们写信都用毛笔，格式都是开头不写上款，而在最后写“即奉……”“即付……”，有时候写“又及”，“又及”的内容比信的内容还要多。他们之间的通信，没有要办的事情，没有缠绵的抒情，全都是艺术的探讨。且内容毫无拘束，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就像当面讲话，促膝谈心。有时写得很长，尽管彼此工作都很忙，但一点也不觉得是负担，反而是一种幸福的慰藉。

　　奚先生写信往往止不住，用毛笔一写就是一摞。纸尽而情长，字只好越来越小。但无论字怎么小，也都能笔笔不苟，字字结实，令人赏心悦目。他常常是刚散戏归来就给我父亲写起信来，写到得意的地方，自己还会笑起来。若在外面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必有一函给我父亲。父亲则在接到信的第二天即刻回信，否则先生又该转移到下一个码头了。如果奚先生计算得准，便告诉我父亲向下一个码头回信。而每次发信，奚先生都是自己亲自走到邮筒跟前，小心地投进去，因为他不放心别人代发。

　　1977年12月，父亲突然接到石家庄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奚啸伯先生故去的消息，父亲与两个师妹赶往石家庄。在奚先生的桌子上，还摆着一页他逝世前一天写给我父亲的信：

　　“闲着没事，我们聊聊吧。言老台上哆嗦得好，笑哆嗦，哭哆嗦，喜哆嗦，怒哆嗦……我练这个哆嗦，头晕了，头疼了。有一次在后台看他扮戏，他系纽扣也哆嗦……”

　　父亲含泪写下挽联：“视生犹子，愧我无才，空负雨露；尊师如父，枉自有心，奈何风霜。”父亲从奚啸伯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只是戏，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

　　弘扬奚派艺术不遗余力

　　父亲对于奚啸伯先生的艺术，从喜爱，到学唱，再到研究，层层递进。奚啸伯先生27岁开始自挑大梁，挂了“头牌”。1940年左右，他和马连良、谭富英齐名，列入了“三大须生”。继而，杨宝森嗓音恢复，当时公众便把他们四位称作“四大须生”。奚啸伯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在唱、念、表演以及艺术理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艺术特色鲜明，格调清新，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1961年，由奚啸伯先生口述，我父亲为师父整理了《四十年的艺术道路》。

　　从奚啸伯先生不同时期的演唱风格中，父亲理出了奚派艺术的发展脉络，即：一大基础——谭派；两大源流——言派、余派；此外还参考了时慧宝、王又宸、高庆奎和马连良的表演艺术；借鉴了京剧其他行当，如旦行、花脸；以及其他剧种，如豫剧、梆子等的精髓；甚至从票友、观众那里得到营养。总之，凡是奚啸伯先生能接触到的，他都尽可能吸收到自己的艺术体系之中。因而，他的戏路子极宽，各派的戏他都演，但都被他赋予了他的风格，使观众可以得到一些与别家不同的艺术享受。

　　至于演唱，父亲总结了奚啸伯先生讲究“嘴里、字眼”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演唱理论和方法，如“以字定腔、以情行腔”等。此外，他的“耍板”、过门处理、“赶板夺字”、气口运用等等，也都很有讲究。再加上奚先生那种浮云掩月、声如洞箫的嗓音，虽窄小而能达远，虽幽暗而又柔润，尤其长于“一七、人辰”类的辙口。集中起来,便自然地形成了奚啸伯先生“委婉细腻,清新雅致”的艺术特色。

　　父亲以弘扬奚派艺术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85年，他邀请厉慧良、李慧芳、赵荣琛、吴素秋、谭元寿等京剧艺术家来到石家庄，参加了奚啸伯诞辰75周年的纪念活动。四场演出，多位名家相继亮相，父亲也在离开舞台20年后粉墨登场，演出了《白帝城》的刘备、《坐楼×惜》的宋江以及《龙凤呈祥》的乔玄。

　　两年以后，父亲应邀参加鲁艺戏曲爱好者协会成立大会，在济南新落成的鲁艺剧院，再次连演《白帝城》《坐楼×惜》《龙凤呈祥》，让儒雅而正宗的奚派风采呈现在故乡的舞台之上。

　　直至1993年父亲患脑溢×住院前，每逢奚啸伯先生的纪念活动，父亲都会邀请他的好友们一起登台：与吴素秋先生演出《坐楼×惜》，与李慧芳先生演出《武家坡》，与厉慧良、谭元寿、李慧芳、方荣翔、刘长瑜、叶少兰等先生一同演出《龙凤呈祥》，与王玉敏、谭元寿、马长礼等先生一同上演了大合作戏《四郎探母》，与耿其昌先生一同演出《白帝城》，与奚延宏等一同演出奚派代表作《范进中举》，尽他的最大努力，使奚派艺术继续演出于各地舞台。

　　父亲始终与他的师兄一道，为了奚派艺术的传承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们培养了奚派艺术的第三代、第四代，使奚派艺术传承在各大京剧院团之中，传承在京剧票房之中，并成立了定期活动的啸伯艺术俱乐部。上世纪 70 年代，马连良先生的夫人曾对我父亲说：“温如（马连良字温如）曾经不止一次劝四弟，不要收大学生徒弟，现在看来温如错了，要是也收上个大学生徒弟该有多好。”

　　努力构建戏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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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是父亲一生的挚爱，虽然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他依然攀登到了戏曲表演和戏曲研究的顶峰。有京剧相伴，父亲一生快乐，永远快乐！

　　(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