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塔鱼浜自然史》序 一只还魂的旧碗
20世纪最后那几年，凋敝的塔鱼浜，一户紧挨一户，仍排列在沿河一线。一些带着已逝年代典型印记的两层砖混结构的楼屋（楼建在房子最前头），依然张开巨口，吞吐着农家安静的生活。这个年代的塔鱼浜，粗鄙，单一，样子其实不那么好看，但就是这样一个渐次沦陷于新时光的老村坊，也将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冬天的塔鱼浜向来静落落的，悠闲，自由，静美，有一种太古的气息，屋顶的白云可以逗留大半天而不移步，万物在自身的枯黄里等待着更换容颜。此时，塔鱼浜并不知道，这是它存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冬天。
通往塔鱼浜的乡路迂回曲折，触目尽是灰白的乡土，顿然觉出，我家乡的乡音也有这种淳朴的土白色。小路旁，陈年木槿的枝梢轻 擦着白色的车身，屑粒嗦落，这在我听来，也很亲切。老邻居们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面朝沃土背朝天，他们依旧在田间地头翻翻垦垦，做着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农活。看到我前来，还举着小相机到处乱拍，表示很不理解，好在他们对我总归客气，一些老人停下手头的农活，直起腰来，擦一把汗，开始用塔鱼浜土白喊我的小名，开始问我这种地方有什么可拍的。
确实没什么好拍的。对于村庄的拆迁，说白了，他们并不关心，因为地处僻壤，土地无高价可抬。还有（或者更主要的原因），本村除了极少几个闯荡在外、有经济头脑的家伙外，大多数人木知木觉，远不如城镇近郊农民经济意识强烈。以我常年的观感，塔鱼浜人对经济的盘算，只在乎自家老屋的几个平方不要少算或错算，其他一律马虎不论。概言之，他们听凭村民委派人来丈量，记录，最后定个价，他们签字，表示同意，这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也就完事大吉。在他们看来，拆迁无非履行一道手续，房屋之外的其他补偿，没有去想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比如我家老屋前，父亲种有大片苗木，都长到铁耙柄那么粗了，他也不会想到苗木可以作价补偿。上头尽管眼睛雪亮，但也只当不知道，任凭推土机轰轰隆隆推平了 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塔鱼浜老农们都像我父亲一样，对于能够搬去翔厚或炉头，都挺高兴。很多人早就在迎候着推土机的到来。他们觉得新居地离城镇近，或就在炉头镇上，生活就会更加便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此可以做个街上人。街上人的身份，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要知道，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改开”以来，塔鱼浜这样的老村坊，虽说通有简易的乡村公路，但仍属于桐乡最偏僻的深乡下。
很清楚，塔鱼浜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根本挣扎不了多长时间。无论从补偿的传闻、贴出的告示甚或村庄本身的窳败等等，一切都在表明，它将很快走到尽头。老村坊在随后出台的一种叫作“两分两换”的政策里灰飞烟灭。那天，我记得我的大弟汉良在电话那头略带埋怨的声音：“阿哥，你再不来，塔鱼浜就拆光了。”其时大型推土机已经进驻，曾经炊烟 袅袅的歌哭生聚之地，一下子笼罩在一片灰尘的蘑菇云中。据说塔5鱼浜的拆毁只用了半天时间。
一位拍照的朋友开车再一次带我去。经桐乡、皂林、炉头，一路往西，由翔厚入北，车子开在机耕路改筑而成的水泥路上，过东漾潭，我们在许家汇村口折西，来到早先塔鱼浜最东边的高稻地。 此时，只留了高稻地三间旧房，其余统统拆除。推土机不给我留一点余地，所到之处，无非大咧咧的一堆废墟。整个塔鱼浜的废墟，沿着一条弯曲的小河堆成一条高耸而冗长的小冈。我爬上这个很有规模的“山冈”，纵目四望，触目惊心，眼前全是折断的五孔板，弯曲的钢筋：筷子那么粗，露出漆黑的一截截……以及断砖和断砖， 碎瓦和碎瓦，水泥块和水泥块，一段段依旧板结的墙壁，墙壁上悬挂老物件的铁钉还牢牢钉着，甚至铁钉上的一个蒸架还贴墙好端端地挂着。一些人家丢弃的破旧家具也夹杂其中。所有的木头房架全部散架。这会儿看去，塔鱼浜就是一具扑倒在地的死尸。塔鱼浜打散后，原来，样子一点都不好看，白一块，黑一块，灰一块，要不就是铁锈红（九五砖的颜色）的一大块。倒塌的塔鱼浜，如同刚刚被掐断了呼吸，全然是垂死的颜色。废墟的周边，我依稀认出是一块田、一垄地。我还叫得出其中的田埂和圩塘的名称。村坊不远处的机埠，也还能够辨认。伍启桥流来的小河，流经塔鱼浜的两只大漾潭，黑乎乎的，所幸还在。这三个点，构成了我辨认故土方位的地标。我忽然觉得，塔鱼浜拆除，腾出了空间，天地顿然阔大了。 前面，就是村庄曾经的中心木桥头，木桥早就改成水泥桥，但大家还是习惯叫它木桥头。原来，木桥是那么小而不起眼。小河南边， 几株高大的楝树和香樟树孤零零地站着，好似在低头默哀，旁边一大片低矮的桑树，抱头蹙眉，附和着刚刚降临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显然迟到了一步，就这一步，塔鱼浜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我没有见到它最后倒下的那个瞬间。我赶到时，龅牙的老炳其站在自 家厢屋的废墟上发呆。他木然，惘然，像是自语，又似在告诉我： “没了，押光掀天（全部）……一点都没了。房子拆掉的时候，西边的掌宝嚎啕大哭。”看到推土机的大畚兜起起落落，墙摧屋倒，轰隆巨响之际，几个年老的妇女一齐哭出声来。这就对了，应该有人哭出声来，以前，村里每有老辈故去，总有孝子贤孙围着他哭丧。哭泣，是给一个老人送终的最好表达。理所当然，哭泣也是给一个老村送终的最好表达。很遗憾，我没有见到这年头到处拆这拆那的推土机—那股不可一世的蛮力，它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塔鱼浜北面的彭家村、金家角，东面的许家汇，全都拆毁了。毫无疑问，推土机是改村换乡的主角，它们忙忙碌碌，到处显摆，也总是吃力不讨好。
我在塔鱼浜的废墟上来来回回走动着。村坊拆除以后，这家与那家的隔阂不存在了，一个梦境可以进出另一个梦境了。这应该是梦境最自由最自在的一刻。这诚然是真实的一刻。2009年12月4日的太阳，高高在上。这且不说，这时的天空蓝得反常，云朵也是出奇的白，但是，消失的塔鱼浜也还有太古的气息。
我觉得应该带走点什么。余生的念想也需要一个支点，此后的祭奠也需要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对应物。于是，我顺着这段无比巨大的废墟，由东向西，即由不存在的塔鱼浜的邹介里向着不存在的塔鱼浜的施介里走去。我的眼睛—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始终在断壁残垣间“瞄法瞄法”，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搜寻点什么。突然，一只怯懦的小供碗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只高底浅口的民国小供碗，属于瓷器中很普通的一种。碗口下面，釉上粉彩、红青绿蓝白五种 颜色的牡丹花漂亮极了。碗肚，还有一朵含苞绽放的牡丹花蕾，旁边是一个机制的“艮”字。多年的乡村生活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饭碗，而是从前民窑所产的供碗——一件供奉在祭台、供老祖宗歆享祭品的祭器。这只易碎的小供碗，就这么夹杂在硬邦邦的钢筋水泥堆里，躲过了推土机凶猛的击打，躲过了塔鱼浜分崩离析时的最后一击。这太不容易了。它仿佛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以它坦白的碗口，吁请我把它带走似的。这只完整无缺的供碗，完好无损地，这一刻待在坚硬废墟的某处。它小得无助，但相当出挑。此刻我目力所及，它的周围——砖头、水泥板全都断裂，而唯独它君临废墟的高处，坚持着自己的完整。这太奇妙了。莫非冥冥之中，临终的塔鱼浜对我有什么昭示？难道它想借这么一件独自完整的祭器，来还一个塔鱼浜的老灵魂？
很明显，废墟上的这只供碗，从它来到我手上的这一刻起，就开始高出这堆废墟。它使得塔鱼浜破碎而混乱的事物，全部围绕着它并匍匐在它的周围。这也使得一个四散而去的塔鱼浜，开始归拢并归位。这一刻——或许我可以推至久远——它就是塔鱼浜的中心。 正是它的出现，把一个彻底打散的老灵魂重新聚合，从此有了再次上路的可能。我不是基督徒，当我俯身，触摸它的瞬间，我确实相信，那一定是上帝之手，把它交在了我的手上。
在塔鱼浜还活着的20世纪最后三十年，很荣幸，足足有十五年时间，我曾陪伴在它的左右。我经历了乡村最后一段夜不闭户的旧时光。我在它古风犹存的节气里出生、长大，看到了它最古老的安静，最初的不安，也看到了它最后的消散。我曾是它的一个泥巴男孩，是它欢声笑语的一部分。可是，很快，故土已无歌哭之地，塔鱼浜再没有袅袅升腾的烟火气。眼看着它走入一条断头的弄堂，我却无力喊它出来。等到21世纪的脚劲迈开，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一个歌哭生聚、极有活力的老村坊，从此地老天荒，走到它的尽头。可是，当我接到临终的塔鱼浜递给我的这只供碗，我的固执又顽强 地上来了，我想说，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
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