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清乾隆《飞鸿堂印谱》：赏珍品印谱，看篆刻艺术之美
之前谈到《飞鸿堂印谱》的三个分期，代表了康乾时期篆刻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篆刻艺术从一个低潮逐渐走向高潮的一个周期变化。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想而诞生的产物。篆刻艺术也是如此，它的发展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接着上文一起来欣赏最为珍贵的清乾隆时期歙县汪启淑刊本《飞鸿堂印谱》的初集·卷三。
篆刻艺术早先在明嘉靖、隆庆间发展到一定规模，与当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士民富庶，文化、艺术的发展也相对超过其它地区有很大关系。篆刻艺术在清代的发展也有同样的原因，有康乾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佑文的文化政策，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入清后，满族统治者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调整,汉人的反抗渐趋平静，政权开始稳固。康煕、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皆精明勤政。在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社会经济、农业生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乾隆末年，耕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增加到近十亿亩，年总产量达17亿石,人口也猛增至两亿多，农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市场的兴盛，可谓“物阜民安，商贾辐辏”。
农业的繁荣，又使手工业的发展有了保障。清代手工业的特点是分工日益细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种类繁多、质量不断提高。如与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造纸业就非常发达，几乎各省都有颇具规模的造纸作坊。其工序之复杂、选料之精细、纸质之精美、品种之繁多，皆非前朝能及，著名的有苏州的吴纸，浙江的开化纸，安徽泾县、歙县的宣纸，河北迁安的高丽茧纸等。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使得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欣欣向荣。在诸多城市中，南方扬州的经济最引人注目。由于扬州地处南北漕运的咽喉，又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富渔盐之利，成为徽商、淮商、以及山西、陕西等地盐商的聚居之地，一时“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乾隆《淮安府志》。
近些年，有关盐商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所起重要作用的研究，己是不绝于书。正是有了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贾而好儒”在徽歙等地盐商中形成一种风气，盐商在这亦贾、亦儒、亦政的结合体中享受厚利的同时，也在追求文化品味、层次的提高，从而再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此时的盐商要靠书画家猎名风雅,书画家亦要靠富贾维生。其实不少富贾与治印者也有类似的关系，如乾隆间著名治印者周芬出身贫困，但好篆刻，曾下榻汪氏飞鸿堂数载，汪氏尽出所藏前贤印谱百余种供其临摹揣习。周芬印艺在此期间突飞猛进，终有所成，且周氏与汪氏“相与几四十年未一龃龉”。他们之间的关系若完全以互相利用视之，似乎市井气过于浓厚。我们不妨视为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导致了社会对艺术产生了极大的需求更为妥当。
绘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也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们多是富商们的座上客，穿梭于各园林间的诗文雅集之会。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对当时文人、画家的园林雅集之盛皆有相当细致的描绘。当时也确实如此，只要具备相当的学养和艺术才能，自可得到他人的尊重与赏识，这也才有了戴震出身于盐商、凌廷堪佣于书坊以成学之范例，也有了丁敬作为靠卖酒为生的布衣，却也能成为影响清代印坛，“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
汪启淑本人也出身徽籍盐商，他凭借富足的财力，筑“开万楼”开“飞鸿堂”，藏书数千种，所编各类印谱达二十七种。《飞鸿堂印谱》分五集，每集八卷，二卷一册，共二十册，存印近四千方，为古来汇辑治印者最多，收印也最多的一部印谱。此谱工程浩大，编辑历时二十徐年，诚可作乾隆一朝印人印作大系观之。而且制作“不惜资费，咸用殊砂泥、洁越禇、顶烟墨、文锦函以装演之，非与射利者所可同日语也”，作品多以佳石刻就，再汇辑而成，其间花费绝非常人所能承受。
总之，政治的稳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学术、文化活动的繁荣，更是为各门艺术的进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社会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社会上制印者地位的提高。篆刻艺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迅猛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