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的“三笔三迹”,你知道吗?
说起日本的书法
不能不提到在日本被尊为书法圣人的
“三笔”“三迹”
“三笔”为空海
橘逸势与嵯峨天皇
“三迹”则是小野道风
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
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师,又是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日本文化史名人,他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到长安,学习佛法、书法以及各种技艺。《金刚般若经开题》是空海四十岁左右所写的流利草体,其书风可与中国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名作《千字文》媲美,是他的草书的代表作。他的自由阔达、流丽巧妙的书风为后来书法界“三迹”中的小野道风、藤原行成所继承,为继起的柔和的“和风”书法奠定了基础。空海的影响一直及于后世,宗法者被称为“大师流”。
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创建了假名书法的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风”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以汉字草书的形式、结构来书写日语字母,创造了假名书法的新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小野的假名书法。他们三人被称为日本书法的“三迹”。
小野道风以专业书道家的身份走红于醍醐、村上、朱雀三朝,他的书风正是在强调国风化的热浪中产生的。他作为“三迹”的杰出代表,其书法标志着“和风”书法的确立。小野接受了王羲之书法字体中坚实的结体,以求格调高古;又运用蜿蜒丰润的笔致,重笔和淡墨的参差变化,以表现不同的节奏韵律,形成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书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小野道风《唐诗断简》充分展示了他的书风。
藤原行成的书风富有洗练、均衡及中和之美,点画内含筋骨,纤细处笔致精到入微,格调高古,后世称之为“权迹”。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诗卷》是行成书法的代表作,书写的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八首诗,此时行成四十七岁,正是精力弥满的时候。从诗卷行书中可以体察出他由临习王羲之书法而养育的深厚根基,及对小野道风所开创的和样书风的追求与倾倒。而其匀整的字形,优雅的书风,更可窥出行成温和稳建的性格。我们从行成的日记《权记》长保五年(公元100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记事中可以知道,他在幽梦中与小野道风相遇并得到其书法的传授,由此吐露出他对道风十分崇敬的心情。
沈鹏先生曾说过:“以汉字为基础的书法,是一门地域性很强的艺术,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全民性的发展活力的,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日本。古代汉字文化圈中,中、日、朝、越都曾有过书法,但至今只有中、日两国被保存下来并蔚为大观。于是,这两个国度中的书法交流,便有了特殊意义。从中国书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两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何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互相影响,这是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换言之,研究中国自身的书法观象,也需要一个作为生命体的参照模式。日本书法发展史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参照模式。知己知彼,通过探讨会以一个更新颖的角度去反思中国书法的真正意义,这样的立场于实践上、理论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它还能有效地刺激未来的中日书法交流。”(《日本书法通鉴》,序,陈振濂编著,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一个文明能否富有活力,不断生长,其开放性以及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程度是重要的条件。我们常引以为荣的汉唐盛世、汉唐文明,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加强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一种文化的传播上,更重要的在于在交流中互相学习与启发,进而赢得各自新的发展空间。在与日本的书法交流中,在对中日书法的比较研究中,一方面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让我们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日本书家对书法的新的诠释和实践又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借鉴与思索。
空海法师,一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生于西元八三五年(日本平安时代),于十九岁时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空海是日本书法的祖先、日本的书圣,被称之为“日本的王羲之”。其跟随时代的潮流,学习奈良朝以来的传统的王羲之的书法,并加入唐朝书法的韵味。不仅是简单地模仿中国的书法,而有自己的创新本书法的产生有了一个萌芽状态,此外,还扩法方面的幅度,这是空海在书法上的伟大之从日本书法史来看,空海的伟大之处不单单是如上所述的部分,还有在日本引进中国的“飞白书”、“杂体书”的也是空海。当时的日本只有楷书、行书、草书,他还引入了篆书、隶书。空海编纂的三十卷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人手中最初的极为珍贵的书法词典。
空海法师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与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中国)求法,抵唐之后,展转到长安(今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受到惠果法师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法师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次年(806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向曾经在印度那烂陀寺修行的僧人般若三藏学习梵文806年归国后,将悉昙体梵文字母传至日本,使得悉昙体梵文字母能完整地保存在日本。传说空海法师在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下发明日本字母假名(平假名),随着时间的推延日本字母片假名在平假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空海法师为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亦是有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笔。空海法师无论是汉字书法还是梵文书法的造诣到非常高。
空海法师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又仿中国唐朝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法师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又在《十住心论》一书中,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法师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变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在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而引起意见上的争执。
空海法师同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所著《文镜秘府论》,全书包括序言,天卷(声韵调声说)、地卷(体势论)、东卷、南卷、西卷、北卷几个部分。其内容包括了四声说、调声说(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体(地卷),对属论(东卷和北卷),病犯论(西卷),创作论(南卷)等方面,体大精深,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对后世学者影响广远。
在最澄和空海两位法师到中国的前后,也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开启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空海《风信贴》
《风信贴》,平安时代,纸本墨书,28.8×159.7cm。京都教王护国寺藏。
如前所述,空海在入唐前所受的奈良时代晋唐书风的熏陶和入唐后唐代书风的影响,对他书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风信帖》是空海致最澄三通信札并为一卷的总称,是空海归回日本后最重要的书法代表作。据说原有书札五通,每一通各自独立,除现存三通以外,另外两通一通献给关白丰臣,一通失窃佚失。《风信帖》由于卷首有:“风信云书”四字而得名。第一通是寄给最澄的复信,商量佛法大事,共建法钟等。结尾有:“东岭金兰”四字。“东岭”,是指位居京都东方高耸的比睿山,即最澄创立天台宗道场的所在地。“金兰”语出自《易经·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同言,其臭如兰。”表述了空而对最澄的敬意和彼此之间的友谊如金兰之契。第一通书札,挥洒率意的行书线条,自然且富于变化;第二通用笔雄壮庄重、格调清新高雅;第三通以深洒的草书为之,显得飘逸清澄,有白云飘浮秋空之感。三通信札充分地显示出王羲之尺牍式的娴熟纯正的笔法和晋唐风韵。此件作品被推定为空海四十岁左右时的笔迹,堪称大师遗墨中之白眉。
空海《聋瞽指归》,局部,纸本墨书,作于延历十六年(797) ,28.3 x 1011.0cm。和歌山金刚峰寺藏。
这是空海二十四岁时书写名著《三教指归》的书稿,字里行间流露出空海艺术上的天赋和才华,从中可以窥出入唐前坚实的晋唐书风基础及以后书风的变迁。
空海《三十帖册子》,纸本墨书,14.O x 14.0cm。京都仁和寺藏。
《三十帖册子》是空海对从唐请来的金刚、胎藏两部经论所作的研究笔记,全部三十帖装帧成一册,故而得名。据说其中也有三笔之一,与空海一起入唐的留学生橘逸势的亲笔书作。此帖被推断为空海在唐期间的作品,是继《聋瞽指归》之后的早期力作,创作时大约三十二岁。此时的中国正是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家辈出的时代,颜真卿去世不过百年,柳公权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空海深受影响并努力把唐风融入到自己的书创作实践之中,个人的风格已初见端倪。根据舟桥秀贤所作的《弘法大师书流系图》,可知空海的脉系为:“蔡邕一蔡琰一卫夫人一王旷一王羲之一王献之……智永一虞世南……徐浩-徐[王寿]-韩方明一空海一嵯峨天皇。”图写明韩方明是空海的书法老师。韩方明曾著有《授笔要说》一篇,收录在宋陈思编纂的《书苑菁华》一书中。在《遍照发挥性灵集》卷三'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一文中,空海写道:“空海,尝遇解书先生,略闻口诀。”这里的解书先生即指韩方明,口诀或是指他的《授笔要说》。总之,入唐留学求法对空海而言,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
空海《三十帖册子》,纸本墨书,14.O x 14.0cm。京都仁和寺藏。
《三十帖册子》是空海对从唐请来的金刚、胎藏两部经论所作的研究笔记,全部三十帖装帧成一册,故而得名。据说其中也有三笔之一,与空海一起入唐的留学生橘逸势的亲笔书作。此帖被推断为空海在唐期间的作品,是继《聋瞽指归》之后的早期力作,创作时大约三十二岁。此时的中国正是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家辈出的时代,颜真卿去世不过百年,柳公权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空海深受影响并努力把唐风融入到自己的书创作实践之中,个人的风格已初见端倪。根据舟桥秀贤所作的《弘法大师书流系图》,可知空海的脉系为:“蔡邕一蔡琰一卫夫人一王旷一王羲之一王献之……智永一虞世南……徐浩-徐[王寿]-韩方明一空海一嵯峨天皇。”图写明韩方明是空海的书法老师。韩方明曾著有《授笔要说》一篇,收录在宋陈思编纂的《书苑菁华》一书中。在《遍照发挥性灵集》卷三'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一文中,空海写道:“空海,尝遇解书先生,略闻口诀。”这里的解书先生即指韩方明,口诀或是指他的《授笔要说》。总之,入唐留学求法对空海而言,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
《灌顶历名》
空海《金刚般若经解题》(局部与整体),平安时代,纸本墨书,27.5×202.0cm。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这是空海将唐义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分成“显露”和“深秘”两个题目,从密教的立场来阐释经典之旨趣。在轻劲锐利的行草书的线条里,隐藏着极其深奥致密的书法底蕴,或许有唐代孙过庭《书谱》和怀素《自叙帖》书风的影响。现散藏在奈良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及五岛美术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