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能够给我们提供自我超越的模型｜翻书党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林语堂

“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就会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1990年6月13日，在博尔赫斯去世四年后，苏珊·桑塔格写了封致博尔赫斯的信，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在这个心灵的对话中，桑塔格说得没错。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也是我们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苏珊桑塔格，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书籍首先是关于记忆和梦想的总结，既关乎过去，关乎我们看似熟悉的生活，也关乎未来和不可知的世界。它们不仅记录下了有文字以来的人类的生活、挑战和命运，无所不包，也记录了人类超越自己的生活，对未来以及我们生活之外世界的美好或恐惧想象，并以现实的逻辑来寻找通向未来的道路。

同样，这些书籍，不仅记录了前辈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享受自然和生活创造的美，同时，也记录了人类对未知世界和未来的想象。这些书籍所记录的，是人类智力和精神情感的成长史，都是人类命运不同侧面的写照。没有一本书是虚幻的，每一本书都是现实的，即便是疯狂的想象，谁知道哪一天不会变成现实呢？哪怕是《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书。

现实是过去的历史和逻辑结果，也是走向和触摸未来的起点和线索。过去给与现实以教益，未来给与现实以动力。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书中学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学到想要学的东西，并结合我们自身的当代智慧，重构我们对于生活和未来的认知及想象。

因此，读书并不是逃避，并不是从现实世界逃离到虚幻的世界，而是在他人的命运中观照到自己的命运，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桐城大佬吴汝纶

“戚公所为，乃中国旧法，执事所当之敌，则前古所无，自行军、用兵之道，下至一俊一能、一器一械，若稍牵于往古迂论，则颠蹶翘足可期。愿明公时以外国名将为师，不惟戚公不足挂怀，即韩、白复生，亦不足为吾国轻重也。”

三月读《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读到曾先后入幕曾国藩李鸿章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桐城派晚期大家吴汝纶的故事，其中有直隶提督、淮军悍将聂士成致函吴汝纶自比戚继光，吴汝纶这位桐城大佬毫不客气地告诫聂士成，面对新对手，别说戚继光，就算是韩信白起复生，于国于民，也没有用。

吴汝纶复勉励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一切当以“诸将能一变中国自是之旧习，肯低心学西法，便是中国转弱为强之兆。”

“遍察各国大势，并取其政治、经济、学术以与吾国古经诸子之说相印证，乃以为不师人长，不足以救弊图新，于是振聋发聩，力倡采用泰西之学”，此实乃“国家兴亡关键之所在。”

1897年春，吴汝纶审阅严复《天演论》译稿，自言比刘备得荆州心情还激动，欣然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

有人读书，读到西洋新书，视为洪水猛兽，而吴汝纶作为桐城大佬，却从这些书里读出了当时最为卓著的见解，无论是他对聂袁武将的提醒，还是对严复译著的推许，都是一代读书人的典范，就是从他人身上学会与世界相处，掌握自己的命运。

故严复称许吴“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在别人的命运里观照到自己的命运，不是自怨自艾，像林黛玉似的陷溺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要从中超越，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苏珊·桑塔格本人就是这样的典范。《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知道的要远远比我们用得多……但，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而三月读完的《林语堂传》里描述的林语堂——在作者笔下，林语堂与鲁迅、胡适一起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三个思想坐标——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超越完善自我的人，就像他说的“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真正能够读进去的人，既能窥门径，也能登堂入室，最后穿堂飘然而过，而绝不会死读书读死书。

三月，我还重读了加缪的名作，《局外人》。与过去读这本书相比，我今天所理解的加缪和他的局外人的深度和广袤性，远非过去所能比，因为我也已非吴下阿蒙，自己也成了一个局外人。正如福克纳在加缪遭遇车祸不幸身亡后写的悼文所说：“加缪说过，诞生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这也是读书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自我超越的镜鉴。

关于老朱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