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历史的碎片（六）
朱纨：“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明史》卷205）
朱纨受命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对犯边倭寇予以迎头痛击，由此触动了当地“势家”的利益。这些“势家”包括巨贾富商和朝廷官员，他们与倭寇狼狈为奸，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朱纨抗倭艰险重重，于是发出了外敌易御、家贼难防的慨叹。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敌，而是源于内部，源于那些丧失了是非观念、只知利用国家权力大肆结党营私的“衣冠之盗”——这的确是十分透彻的见解。可惜朱纨至死都不会明白，最大的“衣冠之盗”，其实乃是皇帝本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家天下”一日不变，大大小小的“衣冠之盗”即一日不绝。
隋炀帝：“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余无所问。”（《隋书》卷4）
这是隋炀帝第三次出征高丽时诏书里的一段话。所谓“救穷民于倒悬”，意思是说，高丽的老百姓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像被倒挂着一样过日子，咱们快去解放他们吧。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隋炀帝征伐高丽的真正目的，纯粹是想教训一下高丽王高元，因为这小子不听话，对隋王朝不够恭敬。杨广的穷兵黩武，激发了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结果高丽没解放成，反而把自己治下的老百姓陷到水深火热之中去了。之后没几年，隋朝就灭亡了。政治家的本职工作之一是高喊口号，这点可以谅解，但如果是自欺欺人的口号，窃以为还是不要弄得太漂亮，因为越是漂亮，笑话就闹得越大。
僧家奴：“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元史》卷35）
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觉得忠和孝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码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提倡忠于国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归根结底还是“孝”，否则就无法理解僧家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忠和孝本来都不算坏品德，坏就坏在“割股疗亲”，坏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谓“愚孝”和“愚忠”。总之是要绝对服从——居家不服从是“逆子”，在朝不服从则是“叛臣”。中国历史上“叛臣逆子”数不胜数，原因多半是传统观念里缺少了两个字：平等。
袁甫：“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宋史》卷405）
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恐惧之心，关键要看害怕的是什么，表现如何。有一种恐惧叫做“居安思危”，害怕政治不清明、言路不畅通、百姓生活不安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一种恐惧叫做“色厉内荏”，害怕权位不稳固、富贵不长久、百姓“刁蛮”不听话，动辄采取高压手段，钳制舆论，鱼肉人民。溥仪说，慈禧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的无所畏惧，恰恰表露了内心的极度恐慌——到了这时候，执政者的政治生命离结束也就不远了。
高允：“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魏书》卷48）
高允引用这句话的本意是劝谏魏高宗爱惜民力，不要因为修建宫殿而荒废农事。站在今天的角度，也可以对这句话作一点发挥。“耕”和“织”属于劳动分工，只耕不织会寒，只织不耕则会饥，因此需要协作，互通有无。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享受着别人不同的劳动果实，每个人对此都应当心存感激，同时以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回报社会，回报他人。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视索取为天经地义，人人都视享受别人的服务为理所当然，而不知感激，不知回报，这个社会的财富，迟早会有枯竭的一天，就像一张池塘，水被抽干了，所有的鱼儿都将无处可逃。
主父偃：“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史记》卷112）
“五鼎”是祭礼的一种级别，《春秋公羊传》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后也用来指吃饭的排场。不能列五鼎吃饭而生，就受五鼎烹煮而死，总之是要达到五鼎的“待遇”。桓温尝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卷98）意思和主父偃说的差不多，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总之是要出名。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祸害不言而喻。中国数千年来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记载的不是英雄，就是坏蛋，老百姓只不过是陪衬的角色。想想真是可怜：老百姓的“待遇”，竟然比不上一个坏蛋，谁还愿意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于是，历史就成了“相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