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盛产昏君:道德囚笼里的君臣博弈

中国历朝历代不乏昏君,但有一个朝代却与昏君特别“有缘”,那就是明朝。

明朝享国276年,前期统治者如洪武帝朱元璋、永乐帝朱棣,都是有雄才伟略的君主。可到了中后期,情况却急转直下。偌大的朝廷内,奸臣、阉宦、党争层出不穷。而此时的皇帝都在干啥呢?他们要么玩物丧志,沉溺于温柔乡里;要么整天忙于嗑药,一心想着求道修仙;还有的干脆撂挑子不干,连续几十年不上朝,大臣们想见一面都很难。

在过去,如果一个朝代发生这种状况,皇帝不是直接被推翻,就是沦为别人的傀儡。既然这个皇帝你当不好,自然有能人取而代之。但偏偏在明朝,类似的悲剧并没有重演。

在昏君当道的那些年里,明朝的政治空前稳定,虽然有几个权臣与宦官风光一时,但无论他们如何骄横跋扈,始终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顶多是令一大批官员倒台,皇权却始终稳若泰山。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明朝皇帝们驭人有方,还是另有原因?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1/7 初创期

说起明朝,不得不提及他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自底层社会,历经数十年征战才统一全国。中国历史上,依靠农民起义发家,并最终夺取天下的封建政权寥寥无几。作为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朱元璋明白,想要坐稳这个位子,就必须和士大夫合作,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明太祖朱元璋

然而,朱元璋对士大夫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他一方面推崇孔孟之道,对读书人无比尊重。但从另一方面,他对这群人又缺乏信任。在朱元璋看来,士大夫虚伪矫情、自命清高,而且热衷于结党营私,搞不好就无法驾驭。因此,朱元璋在重用读书人的同时,又时刻提防着他们。

晚年的朱元璋杀了不少功臣,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任何人,无论多么能干,只要敢踏进雷区半步,他就立刻举起屠刀。相传他的儿子朱标曾反对父亲滥杀功臣,朱元璋直接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并对他说:“你怕有刺对吗,我现在把上面的刺全部去掉,你接位的时候便拿的顺手了。”

朱元璋在位期间大权独揽。在他统治的后期,为了防止大臣的权力过度膨胀,他取消了丞相一职,并设立内阁大学士,他们的实际作用仅仅是皇帝的高级顾问,至于军政大权,仍旧由朱元璋独自掌握。

洪武年间的士大夫们活得特别压抑,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昨天还风光无限,今天就身首异处,这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朱允炆统治的时间很短,却是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君臣蜜月期。朱允炆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用周朝的礼制治理国家,这很符合士大夫的期待,因为在儒家思想中,周朝是史上最完美的朝代。

然而,这场美梦不久就被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给击碎,朱棣的才略不输给父亲,但他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登基的合法性不足。毕竟,朱棣是靠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这在注重忠孝礼义的儒家看来,不啻为乱臣贼子。

明成祖朱棣

朱棣篡位成功后,遭到了士大夫们的公然抵制。为此,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给明朝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从此以后,但凡有士大夫因为与皇帝抬杠被杀,就能得到朝野上下的同情,赢得铮臣的美名。

发端于洪武时期的内阁制,到了永乐年间逐步成型,明成祖朱棣正式成立内阁,凡是重大国策,都需要经过内阁审议,自己则握有最终的决策权。至于传统的六部,则仅仅行使行政权。

内阁制原先是为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铁腕帝王所打造,他们设立该制度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充分贯彻皇帝的意志。但谁也没想到,两位皇帝死后,这项原本旨在约束大臣权力的举措,居然会对皇权起到反向的约束作用,并最终给大明的皇帝们套上沉重的枷锁。

2/7 循规蹈矩的一生

经过最初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明朝逐渐有了盛世的气象。内阁制在后面几任皇帝中间不断完善,并最终得以巩固。

明朝自永乐之后,最好的皇帝也不过守成之君,他们一味尊崇祖制,缺乏制度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当然,只要皇帝本人靠谱,加上帝国还处于上升期,内阁与皇帝之间尚能相安无事。不过,为了防止内阁擅作主张,他们必须先把拟定的条子呈交给太监,再由对方送达皇帝,这就给后来内阁与宦官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当然,这一切在明朝的头几十年里都运转良好,君臣之间相处地还算不错,其中的代表,就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弘治帝朱祐樘。

弘治皇帝

弘治皇帝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君主,他随和而宽容,更重要的是,他很听儒生们的话。

朱祐樘在位18年,在这18年间,帝国波澜不惊,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大事,这部分源于明朝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和朱祐樘本人的性格有关。用今天的话说,朱祐樘属于典型的老好人。

首先在用人方面,弘治皇帝就非常谨慎,他只让老人来挑大梁,因为在他看来,老年人做事谨慎靠谱,他们不急躁,不冒功,治理国家,就需要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只需要老老实实,照章办事就行。

除此以外,我们的弘治皇帝还格外重视思想工作,他每天都会开设“经筳”,所谓经筳,就是在朝堂上给大臣们讲论经史,向他们灌输儒家的大道理,即便大臣们已经听得作呕,皇帝仍旧不厌其烦。

在男女关系上,朱祐樘也堪称楷模,古代的皇帝通常后宫佳丽三千,可朱祐樘终身只爱他的妻子张皇后,所以,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他名垂青史。

朱祐樘循规蹈矩地过完了这一生,正因为如此,他死后获得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明史》中称其“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这大概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好皇帝的代表,有时候,做个好领导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具,只要生活作风良好,又肯虚心纳谏,便可以获得个千古美名。

可惜,弘治皇帝虽然人品俱佳,在教育后代方面却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因为他过于溺爱自己的儿子,从小任由他与太监宫女们玩耍。年轻的皇子没有约束,便逐渐无法无天。最终,他形成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性格。朱祐樘一生安守本分,他的儿子朱厚照却堪称混世魔王,凡是父亲不敢做的事情,他皆乐此不疲。

3/7 一个皇帝的将军梦

据说父母是孩子成长的一面镜子,对于年幼的朱厚照而言,他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代贤君的伟岸形象,而是一个备受礼法约束,时刻压抑着自己天性的中年人。

1505年,朱厚照正式登基,史称正德皇帝。此时的他只有15岁,对这个生性贪玩的孩子而言,皇帝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正德皇帝

他先是趁着大婚的机会取消了经筳,他从小听着这群腐儒的唠叨长大,如今执掌权柄,终于可以把他们赶跑了。然而,这仅仅是胜利的一小步。他很快发现,皇帝真没有想象地那么好当。

正德皇帝是个爱花钱的人,他问户部官员怎样弄到更多的钱,可得到的回答却是:皇上应该带头节约。于是,他只能派宦官到地方上抽税,孰料此举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名上书,要求朱厚照严惩给皇帝出主意的宦官。内阁官员干脆抬出祖制,例举宦官乱政的种种后果,想吓唬这位年轻的皇帝。

在朱厚照眼里,大臣们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仗着书读的比他多就倚老卖老,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但朱厚照也不是省油的灯,朝臣们越反对的东西,他就越要干,而且要风风火火地干。

朱厚照开始明白,掣肘内阁唯一的办法就是启用宦官,他们陪伴自己长大,是皇帝的贴心人。后来,他开始信任一个叫刘瑾的太监。刘瑾和历史上所有混得好的大宦官一样,懂得投皇帝所好。皇帝需要钱,他就想方设法弄钱,皇帝想玩,他就挖空心思给他找乐子。这样的人自然会引起群臣的反感,各种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于是刘瑾俨然以皇帝的保护人自居,凡是指责我刘瑾的,就是和皇帝作对,不少正直的官员惨遭迫害。

为了疏远群臣,朱厚照在皇宫旁边盖了一座豹房,作为专供自己娱乐的场所,他厌倦了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干脆把日常办公也移到了这里。朱厚照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大将军,能够像先辈永乐帝那样带兵出征,奈何此时的明王朝海内晏安,没什么仗可打。不过没关系,皇帝依然有办法。

1517年,正德皇帝率领他的禁卫军连夜奔出北京城,并在大同府的应州县,与过境袭扰的蒙古军队展开了激战,此役明军总兵力达六万人,朱厚照身先士卒,还亲手斩杀了一位蒙古士兵,战斗为时一天,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

这场史称“应州大捷”的战斗,充分展现了朱厚照的军事才能,他本以为群臣会因此对他刮目相看,但事后证明,他大错特错。

大臣们拒绝承认此次胜利,他们只知道一点,皇帝带兵擅自出城,违背了祖制,不值得鼓励。他们没有对得胜归来的朱厚照有半句溢美之词,而是把成堆的奏章递到他面前,好像在对这位皇帝说:叫你贪玩是吧,眼下有这么多破事等着慢慢处理吧!

后来,正德皇帝一有机会就出去巡边,直到把北方逛了个遍,他又想去南方。他在大臣们眼里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为了逃避责任一再擅离岗位。朱厚照是个聪明人,他只是不适合做皇帝。很可惜,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他无法选择自己的角色,这是大明的悲剧,更是皇权的悲剧。

4/7 精于权术的少年皇帝

朱厚照死后无子,大明帝国只得从他父亲弘治皇帝那一辈的子嗣中寻找继承人,于是乎,一位名叫朱厚熜的孩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他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朱厚熜登基的年龄比当年的朱厚照还小,他只有14岁,放到今天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然而从登基伊始,这位皇帝所展现的成熟却为少年人所罕见。按理说,这对大臣们应该是一桩幸事,但他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

嘉靖皇帝

嘉靖帝刚一上台,就与群臣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缘由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值一提,就是嘉靖的父亲该如何称呼。

朱厚熜父亲的身份是藩王,既然儿子做了皇帝,身份就比他高。那么问题来了,等未来皇帝祭拜先祖的时候,是否该祭拜身份比他低的人呢?

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是,只要把朱厚熜过继给弘治皇帝朱祐樘,作为朱祐樘的儿子,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可小皇帝听罢不乐意了,你们这么做,把我的亲生父母置于何地呢?岂不是让我做不忠不孝之徒?大家就围绕这个问题你来我往,朱厚熜坚持给亲身父亲封皇帝号,并将其牌位移入太庙。熟悉历史的朱厚熜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这场在皇帝与内阁之间的争论,后来扩大了范围,有越来越多的大臣加入进来。最终,双方各有退让。但由于皇帝坚持要将亲身父母的“本生”二字去掉,因为“本生”使他的爹娘显得很特殊,仿佛低人一等。可大臣们则认为,“本生”一旦删去,否则一个藩王的地位就会与先帝平起平坐,这样还得了?君臣之间再次剑拔弩张,200多位官员齐聚皇宫的左顺门,在那里哭天喊地,搅得嘉靖帝不堪其扰。

但皇帝没有因此吓倒,他派出锦衣卫,将带头的100名官员全部下狱,并对剩下的人施以廷杖,总共有17人被打死。最后,在皇帝的强势威逼下,文官们被迫妥协,同意称嘉靖的生父为“皇考”,其实,“皇考”这个称谓不一定专指先帝,很多时候只是对父亲的一种尊称而已。这场史称“大礼议之争”的闹剧,以流血为代价落下帷幕。

“大礼议之争”表面上只是争个名号,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嘉靖帝想要巩固皇权。他比前辈朱厚照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正德皇帝面对文官选择了逃避,而嘉靖却主动地迎难而上。不仅如此,他还用文官最擅长的礼法规章和他们死磕到底,凭借“大礼议之争”的胜利,朱厚熜告诫广大文官,请不要把我当孩子,凡是我认定的事情,即使是鸡毛蒜皮,我也会寸步不让。

嘉靖一朝名臣辈出,大忠者如清官海瑞,大奸者如严嵩,位于善恶两个极端,期间又有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能人贤达。然而,嘉靖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恶劣到了极点,这是为什么呢?

5/7 党争在继续

明朝君臣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关系,自正德年间就已凸显。正德与大臣们之所以关系紧张,是因为他只想做性情中人,可是君臣之义和儒家礼法却禁止他这么做。朱厚照没有更好的法子,只能向大臣们耍脾气,使性子,就像个小孩一样。面对这种人,文官们顶多表示一下无奈,就像父母面对不成器的孩子,仰天长叹一声也就罢了。

但是嘉靖皇帝不同,嘉靖的性子特别阴沉,他继承了先祖朱元璋的基因,不相信任何人,对所有大臣都严加提防。遗憾的是,这种早熟的性格,却没能给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带来多大的优势,反而使他小小年纪就懂得玩弄权术,把大臣置于自己的股掌之间。

所以,嘉靖时期的党争也尤为严重,内阁更是成为了无声的战场。任何官员,无论能力有多强,只要被别人抓住把柄,就会被赶下台,甚至遭受迫害。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大多没有好下场,他们通过党争上台,又在党争中倒下,而嘉靖则始终是背后最大的赢家。

前面说过,面对文官们汹涌的攻势,嘉靖没有退缩,对于读书人最擅长的咬文嚼字,嘉靖也不遑多让,他对古代的礼乐制度颇有研究,经常在这种事情上和群臣争论不休,正所谓不怕领导比你官更大,就怕领导比你更专业。在嘉靖朝做大臣,累死你不偿命。

后世对嘉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无法否认,从1539年开始直到1566年,嘉靖帝连续27年不上朝,甚至连他的儿子都无法与之见面。晚年的朱厚熜信奉道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生命的尽头。

但是从嘉靖开始,明朝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日渐微妙,内阁与皇帝之间,由最初的合作转为相互博弈,嘉靖之后,皇帝开始选择不作为,但他们对大臣的猜忌却日益加深。

嘉靖的儿子朱载垕只当了六年皇帝,他对国家大事统统撒手不管,重大决策统统交给内阁去做。而此时的内阁全凭一群能臣当家,帝国尚且能平稳运转。

然而,从嘉靖朝延续下来的党争传统,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到了朱载垕的儿子万历皇帝那里,党争的烽火再度燃起。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朱翊钧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连续三十多年不上朝,比他的爷爷嘉靖还多了十年,创下了中国帝制史上最长“罢工”记录。

但与爷爷不同的是,万历皇帝罢工,纯粹是因为和大臣们赌气,我啥都不听,啥也不干,你们爱干嘛干嘛去吧。

万历更像他的老前辈朱厚照,两个人都长不大,只是一个只想做浪荡子,而另一个只想当个宅男。

6/7 消极反抗

朱翊钧小时候也是个勤奋的孩子,大约三岁的时候就能读书,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一旦学习就是一整天,除了春节与自己的生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

朱翊钧之所以能够如此严于律己,主要是因为他有个优秀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与改革家,朱载垕死后,他身负托孤重任,对小皇帝的教育不敢有丝毫怠慢。

张居正

据说,万历曾向老师展现自己的书法,没想到张居正却对他说,史上的亡国之君很多都是文艺青年,他们要么会画画,要么会写字,要么会弹琴,言下之意,真正的君主,不应该把精力花在这些雕虫小技上。

还有一次过元宵节,万历想在宫廷放烟花,却仍然被张居正制止,因为放烟花有违祖制,是生活奢靡的体现。

身为教师,张居正是称职的,但他忘记了自己不仅是教师,还是个臣子。他的严厉扼杀了小皇帝的天性,在给对方造成童年阴影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对帝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以为自己劳苦功高,于是渐渐目中无人。在他心目中,万历皇帝始终是他的学生,他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1582年,张居正去世,死后的他享尽哀荣,但一场风暴很快袭来。

张居正一死,倒张的呼声四起,大臣们抓住张居正的各种小九九,此时的万历已经20岁,不再是孩子了。但他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他把当年张居正的政敌重新启用,并下令查处张的三个儿子。这等于全盘否定了张居正的功绩,随后不久,万历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并公布了对方的种种罪名。最后,张居正被剥夺了一切官秩,数十年为国操劳,竟落得个如此下场。

万历之所以清算张居正,并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了什么,他只想在大臣们中间树立自己的威信。你们瞧,我连不可一世的张首辅都扳倒了,这里由谁做主,你们该明白了吧!然而,万历不是嘉靖,他没有祖父的狡猾与手腕,他很快发现,尽管没了张居正这块绊脚石,大臣们依然不受自己掌控。

他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采纳,因为大臣们还是把他当做少不更事的小伙子,而顶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只会一味地打太极,和稀泥,全然没有半点进取之心。很快的,万历对大臣们,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灰心丧气,本以为朝堂上一切由他说了算,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这回事。

与正德皇帝一样,万历把政治当成了过家家,但朱厚照好歹活得有声有色,万历帝却只会消极的反抗。

7/7 道德的囚笼

万历皇帝死后,明朝又经历了三任皇帝,泰昌帝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撒手人寰,天启帝朱由校热衷于当木匠,把政务统统交给太监魏忠贤打理。此时的内阁人才凋零,阉党一手遮天。启用宦官,是许多无能的皇帝对付众臣的惯用手段。

众所周知,明帝国最终亡于崇祯一朝,崇祯在自尽前,曾留下一句名言:“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一句“诸臣误朕”,把亡国的责任全部推在了官员们身上。可见崇祯帝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

崇祯帝上吊自杀处

据说当李自成攻破北京时,京城的大小官员夹道欢迎,对于崇祯皇帝的死,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哀痛之情,反而感到如释重负。崇祯在位十七年,前后换了19任内阁首辅,给崇祯皇帝当差,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营生。

很多人把崇祯帝屡换内阁官员的原因,归咎于皇帝的刚愎自用以及刻薄寡恩。但如果将视野放宽,这何尝不是明朝两百多年来君臣博弈的高潮与尾声。

从朱元璋建国之初,皇帝与大臣就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从朱元璋到朱棣,都曾对大臣痛下杀手,为了遏制他们的权力,内阁制由此创立,强人统治只需要一群奴才,不需要除他以外独当一面的人。

然而,内阁制也造就了一股奇特的力量,由于内阁统领六部,也就成了官员们对抗皇权的桥头堡。从朱棣时代起,与皇帝死磕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在内阁大臣的带领下,群臣但凡对皇帝有意见,要么集体上书,要么集体辞职,要么干脆集体赴死,反正死了也能够赢得尊敬,还会让皇帝背上昏君的骂名。

而明朝后来的大多数皇帝都缺乏祖辈的手腕,更多情况下只能疲于应对,在汹汹舆情面前,明朝的皇帝们纷纷选择逃避,他们或是躲入深宫,或是逃到塞外,总之就是不想和大臣见面,眼不见为净。

明朝是个被儒家思想裹挟的朝代,这一方面成就了士大夫的刚正不阿,也使明朝的党争变得空前剧烈。明朝的士大夫们,动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以“君子/小人”为标准评判对手,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充满了主观臆断,注定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有明一代,从皇帝到士大夫,他们都被关在了一座巨大的道德囚笼里,在体制的长期禁锢下,皇帝们难以养成健全的人格,他们有的像正德帝或者万历帝那样,永远做个长不大的孩子。有的像嘉靖帝那样,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中年人的老于世故。最好的结局也不过像弘治皇帝那样,一辈子老老实实,因循守旧,成为儒家道德理想下的一具木偶。

什么是真正的领导力,领导力先得从承担责任开始,逃避、纵容、耍小伎俩,都不是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就此而言,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确实不够格。他们的悲剧人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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