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国平：为一次“上书”的走访

这是1996年的一件事。

当时，教研室还保留着隔周星期二下午业务活动的习惯。老师们平时各上各的课，各做各的事，加上通信不如现在方便，即便是教研室同事，联系也不经常，有这样一种疏朗的定期活动，大家聚一聚，也挺让人乐意。

9月10日下午，正是聚集活动时间。黄霖老师先说了些项目研究方面的安排，大家接着谈点自己近期的工作，讨论了一会。然后，像往常一般，开始随便聊见闻，所及话题以趣事居多。这意味愉快的下午行将结束，好像乐府已经演奏到了最后“乱曰”阶段。

可是，这次有点不同。

黄老师听大家说了一会开心事，带点忧虑地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对我们不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做修改，已经把修改意见和新旧专业目录对照表的讨论稿发下来。对我们直接有影响的是，原来列在二级学科目录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拿掉了，分别归入了二级学科“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下面，成了三级学科。

大家听后，开始还不太明白其利害关系所在。这不难理解，平常大家只管做自己的事情，谁都不关心这些并不生动的专门名词，也不太清楚这些专门名词管着自己什么，对自己是友善还是不友善，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

真照这么做，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硕士点就没有了。黄老师说。

大家感到了事情严峻。既而，大家觉得此举大不合理。

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涵和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192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学科特点，经过七十年发展，几代人努力，可以说已经臻于成熟。1981年郭绍虞先生和他的学生杨明照先生成为第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一直是独立的博士点和硕士点。怎么说拿掉就拿掉了呢？

作为复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对这种做法不可理解，还有一层缘由。复旦是研究文学批评史的重镇，三位文学批评史权威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罗根泽先生，两位在复旦，批评史是复旦中文系的一个特色专业，研究者薪火相传，没有中断。当时，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刚刚全部出齐，影响在扩大，正处于生气勃勃时期，撤销其博士点、硕士点，岂非釜底抽薪？

这么想，越发感到委屈、不平。如果是专业不成熟，基础不牢，研究水平不够，或者研究者后继乏人导致专业荒芜，将其取消还有一点道理，纯粹是因为编制专业目录技术上的原因，让一个好端端的学位专业悄然消亡，这恰似陈旧的削足适履故事的重演。然而这次不是故事，是一个真会出现的现实。

你一言，我一句，大家议论了一番。看看时间不早，就结束牢骚，各自回家了。

黄老师叮嘱我，写一份对取消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硕士点表示不同意见的材料。

我接下任务，感到此事的分量，思忖着如何将意见陈述好。我想到，最好先去向业师王运熙先生讨教，他如何看待这件事，有些什么具体的意见，对我写陈述意见一定会有帮助。于是，我在回家路上，顺道去了王先生家。

王先生仔细听我讲完事情。听的时候，王先生摘下深度眼镜，闭起眼睛。这是他听别人谈要紧一点的事情时，常见的一种姿态。然后，他问我大家有什么想法。又想了一会，说：作为一门专业，文学批评史还是要在文学史的基础上才能学好，研究好，就文学批评史而研究文学批评史，面比较窄。

接着，王先生从维护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的必要性方面，谈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批评史本身是通史，包含的对象很大，只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不容易学好，而如果批评史是一个专业，博士生则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个断代批评史来学习，比较实际，容易学得深入。所以，不宜把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断代史如唐宋文学史、元明清文学史等放在一个层面上。第二条意见是，1950年代，周扬同志开始组织探索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要总结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显然至目前，这一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博士点而存在，对继续探索是有好处的。从这方面讲，如此调整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点是不够慎重的。

当时所提出的为何要调整专业，其中一条理由说是要考虑社会对二级学科的人才需求情况。对此，王运熙先生说，假如考虑到报考这门专业的人比较少，或者学生毕业后择业机会比较有限，可以在制订培养学生的数额上加以调控，而不一定要将这一专业并掉。

王先生说得简明、中肯。

我综合大家意见，略加归纳，按内容主次轻重，拟出了一份关于要求保留中国文学批评史原来博士点、硕士点的意见，列举了五条理由。稿子写成后，我在电话里念给黄霖老师听，他说很好。又说下周二交给中文系负责人，再逐级传递上去。

“可能是螳臂当车，但，总得努力一下。”黄老师的话有点悲壮。

隔了十来天，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章培恒先生告诉他，博士点调整的事情，北京一些名家意见甚大。钟敬文先生说自己搞了一辈子民间文学，结果却是民间文学的博士点给并掉了。这里插一句，按照专业调整讨论稿，民间文学一部分并入中国古代文学，一部分并入中国现代文学。钟敬文先生因此给教育部长写信，力陈不宜化解这个博士点。提其他不同意见的还有别的专家。章先生知道我们已经通过中文系和学校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建议我们是否也拟一份书信，陈述意见，请沪上几位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签名。黄老师接受了章先生建议，在电话里交代，让我具体去办这件事情，并提出，在这份意见书上，拟请王运熙、王元化、徐中玉、郭豫适四位先生签名。

为此，我又来到王运熙先生府上。王先生与王元化先生联系，但未能联系上，可能是元化先生出去开会了。与徐中玉先生联系，徐先生也不在家，大概出国探亲去了。王先生提出，那就另请陈伯海先生签名。

第二天，我对第一份陈述意见书做了部分修改，形成一份新的材料。为了便于阅读，我特意到华东师大我哥哥邬国义家，请他输入电脑、打印。当时个人电脑远没有普及，基本还处于手写时代。我哥哥用电脑比较早，他多次对我说起电脑的好处，而我当时还不大想花时间在学习电脑上，对电脑应用还懵懵懂懂的。记得他配的是一台针式打印机，纸上打印出来的字，墨色有点浅淡。

拿着打印件，我为此事第三次来到王运熙先生家，先请他审读这篇稿子，以便再作修改。王先生看后，没说什么，就在上面签了名。

这天来到吴兴路王元化先生府上，已经过了晚上八点。王先生腰部系着一条宽大的腰带，见面便说，自己腰不适，行动不便。听我告知来意，他说此事他也听说了，是一批人“瞎搞”。看过材料后，王先生说他同意所述意见，觉得语气还可以强硬一点。说完便寻笔签上了名。

元化先生很健谈。说他最近在杭州参加高校“211”工程评选，碰到一些校长，他们还不错，懂教育，也敢讲话。“我对他们说，我本来对教育已感绝望，现在又使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说他1950年代曾在复旦上过文艺学课，后来看到唐弢先生一篇文章，方知道是由于郭（绍虞）先生的推荐。唐先生当时也被邀去复旦授课。当时学生中有章培恒，这是从一位当时参加听课的日本学生出的一本书中才知道的。

王先生还谈到，1980年代他参加了在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修班讲课，说参加者有许多人是搞文艺学的，他在讲课时，主要讲的就是不要搬用文艺学的那一套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免望文生义，望文生解，从条条框框出发，歪曲本来含意。说到这里，王先生又把话转到这次调整博士点专业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部分归入文艺学上面来，说他当年竭力反对的事，现在居然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对此，王先生非常愤慨，说：“这将会贻笑中外！”

王先生认为，曹道衡、沈玉成所著《南北朝文学史》写得很好，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也很有功力。批评史方面，很赞同王运熙、顾易生先生那种搞法，对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很感满意，说花哨的文风有害无益。

王先生还回忆起第一届学位委员开会的情景。当时有朱东润、王瑶、钟敬文等，许多人已经过世。说他们当时对博士生导师的标准掌握很严，文学批评史方面，导师只有郭绍虞、杨明照二位。

那天，王元化先生谈话兴致高，真想再多听他说说。因为已经与陈伯海先生约好，恐怕去的太晚，让陈先生等着不礼貌，就只好向王先生告辞。临别，王元化特意要我转告王运熙先生：“我同意陈述意见，只是我自己现在不愿意与那些人去搞了，签名是乐意的。”

从王元化先生家里出来后，我骑着自行车去愚园路上陈伯海先生家。为了早点赶到，我用力蹬车，在我的骑车史上，可能这是车速最快的一次，身上都出了汗。

陈先生正在打电话，还有同事在家。

王运熙先生事先已经与陈先生通过电话，谈清了事情原委，故很快便能转入正题。陈先生阅过材料，签上名字，笑着说：“理由讲得蛮充分，就是我的签名不顶用。” 短短一语，显出陈先生风趣的性情。

我取出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述论》一书，是他赠陈先生，托我带来面呈的。时间已晚，我告辞回家。陈先生随意问了句：“签名的还有哪些人？”

次日上午，我来到华东师大郭豫适先生寓所“半砖园”。之前，黄霖老师在电话里与郭先生已经谈过我要登门拜访并请郭先生签名。郭先生看了材料之后，先与我说了这样的意思：

他本人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也是中文学科组召集人之一，在这样的一份材料上签名，本来是不合适的。但是，一方面是王运熙先生嘱托，另一方面他自己原来对这样的调整也是怀着矛盾的心情，这份陈述意见也讲得有道理，从对学术负责的角度，所以，以个人的名义也就同意签名。

他说：“我签了名，肯定会被产生一种印象，一会儿参加会议共同通过讨论稿，一会儿又签名表示不同意，变来变去。现在我也不去管那么多了，签就签吧。”

看得出来，这确实让郭豫适先生感到了为难。然而对这件事，郭先生的襟怀是磊落的。

接着，郭先生把话题延伸开去，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专业学科调整，说：开始有人提出，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一个博士点，结果遭到大家否决。但是，上面对有人提出的“博士不博”的问题，印象比较深，所以要对专业进行调整，而对合并专业以后具体的问题考虑得很少。

郭先生认为，其实，博不博的问题，一个有志向的学生在学习研究中他自己是会处理好的。如果他不努力，即使专业合并得再大，也博不起来。而且老实说，现在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因素，不是专业博不博，而是如何让他们生活得安心一点，有些钱买几本书。但是，这些又不是学位委员所能解决的，所以只能按照上面意图，做一些有限的专业合并。

郭先生说，他本人对古典文献学并入中国古代文学曾表示不赞同。又说，像民间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让少数几个博士点存在也不影响什么，一定要并没有多大意思。他还说，这次调整，一个目的是要求规范化。现在将中国文学批评史部分归入文艺学，部分又归入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不规范。郭豫适先生作为“游戏规则”制订者之一，对问题看得比许多局外人更加清楚。

我起身告辞时，郭先生让我将材料复印一份寄给他，说便于将来开会时，对内容能够有印象。那天下午，我将复印件寄给了郭先生。

9月27日，我用挂号信把陈述意见寄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以后的事情，可记者有二：

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发布，二级学科没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所争无果。

尔后，国家允许学位授予单位按其一级学科授权权限，在二级学科目录外，可以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并最终于2009年、2010年见诸文件，将这种做法肯定下来，强调二级学科的设置应该“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学科特色的形成”。这样就纠正了最初如果不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内，即没有博士点、硕士点的简单做法，解决了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内的一大批专业的生存问题，使这些专业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重现活力，发挥作用。

由此想到，做一件事，在还没形成建设性意见前，就把具有存在合理性的东西简单地破掉，为此付出代价 ，是不是真的值得？如果一定要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维方式也有几分道理，那么，是否应该同时引入成本的概念，以尽量减少这么做带来的扰攘和损失？

二十年前，诸先生支持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其言谈举止，至今印象如鲜。谨以此文记述经过，以见他们在风中雨中，对春泥和花木的呵护。

2017年10月8日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