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最倒霉的赞普:神头鬼脸的朗达玛
原创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2021-01-13 08:51:40
朗达玛是吐蕃王朝所有赞普里最倒霉的一个,好容易混成了一国之君,其实也没干啥特别出格的事,就背上了王朝覆灭的锅。而且这口黑锅还在后世不断加码,让他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那么朗达玛身上究竟有哪些黑点,让后世史家矢志不移的刀伐笔诛呢?
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朗达玛身上有两个显而易见的标签:
1、灭佛;
2、因灭佛导致王朝崩溃。
这么看来,其实主要的就是“灭佛”,王朝崩溃不过是“灭佛”导致的结果。
那他是不是真的灭过佛,又灭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藏文史料《拔协》里,对朗达玛灭佛有如下的记载:“强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标志。对不愿如此的,发给弓箭命他们去打猎,不愿去打猎全部处死,经书大部分被埋在地下,把寺庙的门全部用泥涂封起来。”
对于灭佛造成的后果,《汉藏史集》里记载道:“从朗达玛灭法开始……,其间六十八年,整个吐蕃连教法的声音也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庙成为狐狗的巢穴,荆棘丛生,塑像被乞丐们用来张挂帐篷和水桶,各种不善之业全都出现。”
再参考其他后世教法史料的记述,大致可总结出朗达玛灭佛的主要措施:
1、强迫僧人还俗,对不愿还俗者,逼其打猎杀生。
2、封闭寺院或撤毁寺中佛像。
3、封存或焚毁佛经,流放和驱逐众班智达与译师。
看起来朗达玛确实对佛教势力下了重手,估计在社会上也确实造成了混乱,下路弘法先驱者喇钦·贡巴饶赛的三位师傅,便是在卫藏灭佛动乱期间,逃至安多的僧人。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有个原因,不能用“吃饱了撑的”作理由。
后世书写教法史料的历代高僧们,也觉得“灭佛”要有个充分的理由,便帮着朗达玛找了不少。
有个说法认为,他是牛魔王转世,本质上就不是啥好鸟,而且“其形体似黄牛,复因愚蠢致粗鲁傲慢,臣民称其为朗达玛。”——《贤者喜宴》
也就是说,“朗达玛”这个蔑称,很可能是后世给硬加上去的,估计在生前没人敢这么称呼他。
在《新唐书》里将其名字写做“达磨(玛)”,“达玛”一词源于梵文音译,原意为“法”或者“佛经”,而前面的“郎”,意思是“牛”。
如果简单按照汉语语境直译,似乎可以翻译为“很牛的佛法”,但历代高僧们显然不这么认为。
保存在敦煌藏经洞中的早期藏文文献——《赞普祈愿文》,对其称呼为“乌依冬丹”(“乌东丹”),意为“小而坚稳”,似乎可以理解为“排行虽小,但能稳坐赞普”之意。
还有一些史料,记载了他的尊号“赤达玛·乌东赞”,显然是将两个名号合并使用,并加上了“赤”和“赞”两个尊字。
牛魔王转世的说法,在藏地有很多配套的传说,例如说他脑袋上长了一支角,为了掩饰头发里的牛角,理发师都被他杀了。
甚至在藏地传统中,见到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要鞠躬、吐舌、解开头上的辫子。据说解辫子的传统,就是表明头上没角是个好人!
关于朗达玛究竟是什么东西转世,蒙文史料《蒙古源流》还给了另外一种说法,“朗”是藏语“朗钦”的缩写,意思是“象”。
所以这本书记载,朗达玛的前世是印度的一头名叫“阿兰扎斡尔达”的红鼻子大象。这头象在印度受到了佛教徒的戕害,等到转世投胎时,便来到吐蕃毁灭佛教作为报复。
当然了,牛魔王抑或红鼻子大象转世,属于没法验证的类型,信与不信都在一念之间。
其实,教法史料里还给了一个更符合逻辑的理由,就是“王位被夺,怀恨在心!”
《贤者喜宴》中记载:“长子藏玛,由于非常喜欢佛法,而出家为僧,居于僧众之中。次子赤达玛乌冬赞,因喜恶行,而不宜为王。三子赤祖德赞年届十二岁,于阴火鸡年(817)立位。”
上面记载中的“因喜恶行,而不宜为王”,其实就是隐喻崇信本教,当时赞普(赤德松赞)身边最受倚重的大臣是僧相娘·定埃增,他当然不能选个信本教的王子,于是废长立幼,将弟弟热巴巾(赤祖德赞)扶上了王座。
其他记载“朗达玛为热巴巾兄长”的教法史料,还有《吐蕃王统记》、《红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汉藏史集》等。
不过记载“热巴巾为朗达玛兄长”的教法史料,也不是没有,《布顿佛教史》和《拔协》的作者,便认为朗达玛是弟弟。
最逗的是,巴卧·祖拉陈瓦在写《贤者喜宴》时,不知道是写晕了,还是笔误。在同一本书里,又写了“该王(赤德松赞)有五子,即藏玛、赤祖德赞热巴巾、赤达玛乌冬赞、拉杰及伦珠等五人。”
究竟是哥哥,还是弟弟的问题,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出现,似乎有了一个答案。
在敦煌文献《吐蕃赞普世系表》里记载:“赤德松赞与没庐妃所生之子,赤祖德赞及乌依冬丹(郎达玛)。”
也就是说,赤祖德赞和郎达玛是一母所生,且郎达玛排在后面。需要注意,史料中王族子嗣排序是绝对不会颠倒的。
除了敦煌文献的记述,唐朝史料的记载,也可做此问题的佐证。
《新唐书·吐蕃传》:“(赤祖德赞)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
要知道,虽然唐蕃两国死磕了一百多年,但使臣互访很少中断,而且每有国君晏驾,遣使报丧相互哀悼是惯例。所以,唐朝知道赞普的兄弟排序并不奇怪。
按照藏史里“废长立幼”的逻辑,热巴巾(赤祖德赞)执政23年后,遭崇信本教的大臣刺杀,同样信本教的朗达玛上位。
《汉藏史集》对此记载为:“热巴巾王之兄朗达玛,生于阴水羊年,他三十九岁之时,热巴巾王被弑,由他即位执政。”
所以按照这逻辑,朗达玛的地位由本教势力而来,又被一票本教大臣围绕,下手搞佛教,也属于顺理成章。
但有个问题很难解释,就是他上位后的前几年,表现得挺正常,佛本间并没有撕破脸。
关于这一点,即便对朗达玛很不爽的教法史料也承认。
《汉藏史集》里记载:“前两年中,他(朗达玛)按照国王的规矩行事”。《贤者喜宴》也说:“政权交予朗达玛王,两年后被魔伤心,佛教遂遭毁灭尽。”
也就是说,本教势力在流放了崇佛王子(藏玛)、逼死了僧相(贝吉云丹)、刺杀了赞普(热巴巾)、另立了新君(朗达玛)后,并没有携万钧雷霆之势,立刻对佛教势力下手,而是傻呵呵的等了两年。
他们在等什么呢?
教法史料给出的理由是,“等朗达玛的心被魔所伤”,那这话反过来说,朗达玛的心以前没被魔所伤,或者伤得不够重!
那以前朗达玛到底有没有被魔所伤,或者他是不是“喜恶行,不宜为王”呢?
在佛教史的语境里,“喜恶行”,其实就是信本教的别称,但从一些细碎的寺院传承史里,却似乎是另一番模样。
热巴巾(赤祖德赞)在全力弘兴佛教时,吐蕃贵族也掀起了建寺出家的热潮,身为王弟的朗达玛不甘人后,捐建了止拉康寺,还与其妃共同捐建了雅隆如意树寺和普波切寺。
虽然尚未找到朗达玛皈依佛门的记载,但能捐建佛寺,总不能说仇恨佛教,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一时期,他对佛教谈不上抵触。
另外,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赞普祈愿文》里写着:“赞普乌依冬丹陛下也祈愿,脱离短命业障,获得长生,而愿新建佛寺及佛塔,修葺旧寺,且祈愿神人供塔及日月所存天地之间,佛法长住不灭,而为众生福德之本。”
当时在吐蕃控制之下的敦煌,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佛教法事,目的是为朗达玛祈福延寿。
一个信本教,又灭过佛的赞普,让手下官员组织佛教徒,举行法事祈福长寿。
这事儿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无比怪异!
朗达玛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性情大变,对佛教下重手了呢?
一个君主的重要政策调整,几乎不受个人喜好的影响,更多源于背景因素的变化,所以朗达玛灭佛也不应该从他个人身上找原因。
由于朗达玛执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年,要从社会背景分析,还得把视线向前拨动,看看前几任赞普的所作所为。
在《吐蕃佛教的巅峰之路 》和《吐蕃佛教的衰败之路 》里曾讲到,佛教在公元7世纪中叶被松赞干布引入藏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
直到赤松德赞在位期间(755年—797年),吐蕃王室通过世俗权力的支持,佛教才在与本教的博弈中胜出。
随后,吐蕃建成了第一座三宝(佛法僧)俱全的寺院、颁布了第一部禁本法令、首次出现本土僧尼团体、首次以国家财政支持寺院运行和法事活动、规定每位僧人都由三户属民供养。
上述这些兴佛举措,让赤松德赞位列“吐蕃三法王”,仅次于先祖松赞干布。
赤松德赞之后的三位赞普(牟尼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则在弘佛举措上不断加码。
牟尼赞推行了“四大供制度”(定期对寺院进行布施)和“三均富贵”(所有家庭连续三次贡献一半家产给寺院)。
赤德松赞给了僧人更高的政治地位,僧相第一次位列众相之上。
赤祖德赞(热巴巾)则把崇佛推到了极致,他在位期间将“三户养僧制”扩大为“七户养僧制”,每位僧人都指定七户属民供养,如果发现僧人衣服有补丁,就对相关属民处以严惩。
同时规定,“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摇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楚布江浦建寺碑)。
甚至还颁布了“斜眼敌视僧人者,挖其眼;以嘴唇歪指的人,割其唇;以手指点的人,断其指”的法律。《贤者喜宴》、《汉藏史集》
在政治地位上,僧相位列朝臣首班的地位不变,又加上了“行政服从佛法,权力交给僧人”的政策。
热巴巾还规定“不管哪个尚和论,都要归依僧人(服从僧人领导),对他们行21次礼,且不须他们还礼。”(《娘氏教法源流》)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每次升座时“以发辫两端束以锦绞,敷设于僧伽所坐之左右两旁,请僧众坐于其上,称为‘头顶二部僧伽”,以示对僧人的崇敬。
这套肆无忌惮的崇佛组合拳,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也不算特别过分,但热巴巾恰恰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作为一个身系国家的领袖,无限度拔高佛教地位的做法,让整个佛教集团都脱离国家的管理体系,成了附着在吐蕃国家经济体上的黑洞,也成功的将佛教推向了整个贵族系统的对立面。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此前赤松德赞在位期间,推行“三户养僧”制度时,佛教势力还很弱小,僧人和寺院数量不多,国家财政尚能支撑,但到了热巴巾时期,建寺出家成了热潮,大量吐蕃青年投身寺院,可身为君主的他反倒在烈火上又浇了一桶油。
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君主最重要的工作,他剥夺一方利益,扶持另一方势力的做法,让一些贵族大臣倍感屈辱。
于是以韦·达那坚为首的贵族集团,发动了对佛教的一系列打击,直到干掉他们不满的源头——热巴巾。
除了国内贵族的咬牙切齿,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对认识吐蕃社会矛盾很重要,这就是唐蕃战争的格局。
唐蕃国战持续了一百多年,吐蕃能够长期支撑战争消耗,靠的就是以战养战。
赤松德赞继位的当年,恰逢安史之乱爆发,此后四十多年里,吐蕃疆域迅速扩展,鲸吞河陇、安西数十个州郡。这些地方的战争收益,不但支撑弘佛的费用,还让吐蕃各个阶层深受其益。
敦煌藏文文献便记载道:“唐廷的众多宝物,储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将其全部接收,上层仕人因之得到许多财宝,属民黔首也普遍获得上好唐绢。”
但到了热巴巾时期,唐朝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底蕴,已逐渐从岌岌可危的窘境中缓了过来,两军数场大战,都以唐军获胜告终。
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达成长庆会盟,并非因为两国突然感觉和平是个好东西,而是实在打不动了。
战争收益的性价比越来越差,意味着吐蕃财政已无处开源,而国内毫无节制的弘佛,又实现不了节流,热巴巾时期的国家经济已在崩溃的边缘。
等朗达玛被扶上王座,留给他的烂摊子跟崇祯也差不多,尽快弄一笔钱缓解危机,成了当务之急。
能弄来钱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贵族、一个僧团。
贵族肯定是不能动的,他们刚弄死了一个赞普,肯定不在乎再弄死一个。
再看佛教集团,被国家财政养得溜光水滑,很招韭菜刀喜欢。
《贤者喜宴》提到灭佛之前,“寺院译师班智达,彼等其时无侍者”。
也就是说朗达玛在841年左右,下令废除了向寺院及僧众支付供养的制度。
利益受损的佛教势力,随即实施了反击。
既然换个赞普就能改变崇佛政策,那再换一个赞普,是不是就能把抑佛措施再翻过来,估计很多高阶僧伽都是这么想的。
虽然在后世教法史料中,对朗达玛实施刺杀的拉隆·贝吉多贝,被描述成了抗暴英雄,但从现有史料证据分析,他并非不问世事的闭关“苦修者”,而是桑耶寺的第九任堪布。
正是国寺堪布的身份,才让他顺利接近朗达玛,又在刺杀完成后,顺利逃脱。这次对赞普的成功刺杀,可看做整个佛教势力实施的定点清除。
由于有过灭佛的旧仇,在掌控了后世话语权的佛教史里,朗达玛就成了王位被夺怀恨在心,崇信本教,各种怪物转世的人。
可怜胸口插了三支铁箭的朗达玛,临死前还说了一句,“如杀我,早三年,抑或迟三年。”《西藏王臣记》
估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早三年,国家还不归我管,迟三年说不定经济窘境已有所改观,不至于恶评如此。
刺杀朗达玛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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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与王朝崩溃长期被人理解为因果关系,但从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来说,其实未必有很紧密的联系。
按照现在非常流行的概念,朗达玛执政的吐蕃,陷入了无比严重的——内卷!
吐蕃王朝的发展历程,和美国颇有些相似之处,起步点都是拥有了一块相对安全的区域,可以在不受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慢慢积蓄力量。
等内部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两国又不约而同地开启了扩张副本,美国是持续一百年的西进运动,吐蕃是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唐蕃国战。
等到疆域扩张开始受限,美国运气很好地遇上了两次世界大战,吐蕃则赶上了安史之乱。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的影响力,从美洲拓展至全世界;吐蕃则凭借唐朝内乱,又来一波开疆拓土,而且还是疾风暴雨的模式。
但任何事情都有边界效应,当拓展到极致时,便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二战之后,美国的疆域已无扩大的可能,但美国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独占鳌头,让它一茬接一茬割全世界的韭菜,这其实相当于获取了战争收益。
但最近二十年,物理学的边境已肉眼可见,美国一骑绝尘的科技领先渐渐丧失,国内贫富差距达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
吐蕃则通过安史之乱后,近40年快速扩张的战争收益,打造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但随着唐朝凭人口基数和经济底蕴缓过气儿来,吐蕃再也无力继续扩大收益范围。
两个均无力再度开源的国家,都开始陷入内部利益残酷倾轧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
愤怒的红脖子,选出了叫嚣“美国再度伟大”的特朗普,同样愤怒的吐蕃贵族,干掉了弘佛的热巴巾,换上了朗达玛。
于是,朗达玛选择了灭佛,特朗普选择了关税战!
究其原因,都是可作为国家矛盾减压阀的外部收益消失,国内各利益集团为了存量蛋糕的分配,撕巴得头破血流。
这恰恰就是马克·吐温说的,“历史并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