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秦国为什么不受人待见？
文/傅安平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王朝，犹如中华几千年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颗明珠之主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秦囯本来只是周朝一小块附庸封地，能在几百年的诸侯国竞争中最后胜出，它身上具有的优点与先进性，和它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问题是，秦国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都不受人待见呢？人们为什么动则就称其为“暴秦”“虎狼之邦”，还把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进行各种歪曲、斥责呢？今天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因素来分析一下，这个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问题。
1.地理、出身的因素
秦国嬴姓先人出身很低，商末时蜚廉、恶来父子因为佐助商纣王，恶来被周武王诛杀，这家就相当于我国建国时家庭成分是“敌对分子”。蜚廉又生了个儿子，其后人造父善驾，在周穆王时立了大功，得到封赏一座赵城，这是他们家的第一块合法族居地。造父这一支族因此称嬴姓赵氏，晋国的赵衰出自这一支族，也是赵国始族。
恶来虽然被诛，但他也有儿子，他们的后人非子因善于养马作出贡献，周孝王就把秦邑分封给非子家，使为周朝附庸，继祀嬴姓，并用他们笼络西戎其他蛮族。这一支族号称秦嬴，也是“秦”国号的由来，嬴政出自这一支族。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国从无到有，创业发端于西陲之地，在几百年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中原国家隔绝。所以从地理上说，秦囯会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被认为是边陲蛮夷之国，特别是那些嬴姓正宗血统的国家。秦囯也想打通与中原的连接通道，但屡屡受到晋国或魏国等的强力阻挠，艰难重重。正是因为艰难重重，反过来也不断激发了秦囯历代君主励志向东进取扩大版图的动力。
秦国这样的国家一旦接替周室统一六国，有点象“野种”进门继承家业；或者像一个贱囚出身的赤贫创业者打拼成了领导人，本来是非常励志的故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结果还是被中原各国权贵地主阶层看不起。所以作为现代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其他的小国家小地区，要看到任何一个小国家小地区在不确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大作用。
2.秦人性格的因素
秦人好记仇、好攻伐的强烈性格，就是从秦嬴这一支族的后人秦仲身上开始形成的。
周厉王无道，引起各地叛乱，西戎蛮族杀了秦嬴的族人，周宣王就派秦仲讨伐西戎，结果秦仲也被西戎蛮族所杀。
秦仲有五个儿子，俗话说“父仇不共戴天”“血债血偿”，这五个儿子同仇乱忾，不但带兵讨伐西戎报了家族之仇，还夺占了西戎之地，升为西垂大夫。其长子就是秦庄公。
秦庄公的大儿子继续在西戎攻伐。次子秦襄公帮周平王逃难迁都，被周平王加封为诸侯，赐西歧之地。但当时西歧之地由犬戎族掌控，秦人就拿着周王的“空头支票”去夺占该地，名正言顺建立了自己的诸侯国。这是秦国的开始建立。
从以上的秦囯建国史迹，可以看到秦人当时处于复杂的族群斗争中，艰难图存，形成了不忘世仇、非常顽强的性格。这种励志图强的精神一直往下传承，在秦孝公、秦穆公、秦惠王、秦昭王等多代秦囯君主的身上继续得到表现，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不断地开疆拓土，西占东侵，几百年后终于跨出关外，睥睨天下。秦囯开始只是为了复仇，后来竟然渐有天下。
3.秦地文化的因素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文化交流困难，相比中原各国之间的亲和度比较高，远处西隅的秦国原生文化就显得格格不入，其中影响最坏的比如人殉制度。
秦国的人殉制度不单单只是史书上描写的那样没有人性，从现代秦地墓葬发掘实证来看，也是非常残酷的，但那样残酷的行为，在当时的秦囯却可能是习以为常的风俗。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就是秦朝人殉制度的替代品。《史记.秦本纪》中就讲到，本是楚人的秦宣太后临去世前，传令要拿她最喜欢的一个情夫陪葬，真是非常奇葩了，爱他竟然要他一块死。秦国的人殉风俗在中原各国是很少见的，宣太后就是受了秦囯文化的影响。
相比秦国，中原其他各国如晋、齐、鲁、卫、郑、宋甚至是楚、吴、越等国之间文化融合度比较高，民众心理上更亲近，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相比于独特的中国东方文明，西方拉丁语系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更亲近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战败的韩国要将上党送给秦国，可上党郡的人民都不答应，宁愿归赵也不愿归秦，后来导致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以大决战的方式决定历史选择。
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民众比较成规模的流散去向，没有一次是主动前往秦国的。人口交流的缺乏，反过来也会影响秦国在各国人民心中的印象，他们只会人云亦云地看待秦囯，三人成虎。而秦国经常征伐各国，最后灭了六国，这就决定了其他被征服、被灭国的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喜欢秦国。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短暂的十几年的秦朝统治之后，秦始皇一旦归天，中原各地百姓马上都去支持陈吴起义了。秦朝为了巩固统治，没来得及留时间去休养生息，收服民心，夯实帝国一统的群众思想基础。但是这种帝国一统的群众思想基础，在秦亡后恰好地被汉朝顺利继承了下来，成为了民心正统。
4.礼法与信用的因素
这也应该与文化有关，是秦国政治文化的提升级与外延，是由秦国主动选择的行为。
秦国知道自己地处僻远，其实也是想要极力学习效仿中原儒家文化，但是通过不断实践，发现儒家文化在诸侯国的竞争中多务虚不实用，就决心走自己的法家务实路线，简化官方礼仪，打破贵族世袭，提高治理效率。
这样一来，那些在世俗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人，到了秦国就遇到了障碍，很难获得机会，比如大名鼎鼎的荀子到了秦国就没被看上。以孔儒继承人自居的荀子的思想，因此自觉吸收了法家思想，这些改变后来在他的弟子李斯身上得到效验，李斯终于为秦囯所用。连齐、鲁、卫那样的国家都没有真正重用过孔、孟那样的名儒，更别说秦国了。
秦国能够听从由余、商鞅等改革派建议，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雷厉风行地釆取行动，但这样一来，不但是秦囯的贵族豪强人心惶惶反对改革，连中原诸侯国的权贵士人们也自恃中原正统身份，看不起秦国鄙陋的礼仪，苛严的律法。而这各国的权贵士人，往往就是世俗言论思想的策源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秦国的总体形象，社会口碑。据记载，春秋时代的贵族士人最多的出往地点是晋、齐、鲁、楚、卫国，战国时代最多的出往地点是魏、齐、楚国等国，秦囯不是他们最想去往之地。
作为一个缺少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秦国行事往往发自本性，奉行实用主义，这就容易造成他们不盲目遵守表面信诺、以利益至上的特点。秦国的不守信用，最典型事件就是违约困死楚怀王，楚怀王死后，“诸侯由是不直秦”，诸侯们都不敢再信任秦国。
所谓因果相报，因为楚怀王而引起楚人的集体仇恨，连楚国民间的一个算命先生楚南公都在口口传播“楚虽三户，可以灭秦”的毒誓，可惜如秦始皇这样精明，当时也没能预见这种民间仇恨的可怕后果。楚人的仇秦，在秦始皇死后很快在楚国重臣项燕的儿孙们身上得到了验证。
5.历史宣传的因素
秦朝灭亡以后，百姓对秦国的看法，已经不可能基于事实了，而是受各种历史资料、社会宣传的影响，这其中当然包括像贾谊、司马迁、杜牧等这样的文人。
秦朝统一后，帝国存在时间很短，各国人心尚未能完全收服归化向秦，应该清理干净的分裂残余还没有清理干净，已经培育的颂秦文化成果犹如新筑的江堤很快被起义的潮水尽数摧毁。无论是清理分裂残余，还是培育颂秦文化，秦朝要想巩固自己的精神文化成果，非得需要几代君主、上百年的时间积淀不可。
张居正就曾评“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这种不幸的后果想靠秦始皇一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避免的。其后果就是六国“余孽”项羽因家仇国恨，进入咸阳后尽数摧毁了秦国已经建成的文化成果，不会容许有颂扬秦囯的文化痕迹遗留下来，后来的人们再很难找到颂扬秦囯的史实依据，连气势恢弘的阿房宫都成了一个传说。
秦亡后，汉朝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可能去颂赞前朝，甚至会鼓励百姓痛斥秦囯的残暴。而汉朝以后的各个朝代，就是惰性地沿袭这种对待秦囯的态度，没有意愿去为秦囯正名，除了有些文人士子会在私下作出比较公正或深刻的评论。如果秦始皇能多活二十年，或秦朝能稳定传承百年以上，大秦帝国天下正统的思想也许就能够深入民心了，秦国就不会老被后人诟病，后来的朝代就是想篡改秦朝的文化印象诬蔑秦国也是很难的了。
作者简介：傅安平，1974年生，湖北黄冈人，工学本科。现自由职业，业余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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