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列国政要》的编撰与意义
《列国政要》是清末关于西方法政知识的专科性百科全书，端方、戴鸿慈等编，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出版，凡32册132卷。1905年，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五大臣奉命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考察宪政，重点考察美、德、奥、俄、意五国，考察内容涉及欧美各国的政体、宪法、经济、财政、兵制等，翌年归国，编成此书。
《列国政要》一书内容包括宪法10卷、官制10卷、地方制度5卷、教育19卷、陆军23卷、海军18卷、商政7卷、工艺2卷、财政29卷、法律8卷、教务1卷。该书上议国家宪法、下议地方自治，远述古代罗马法律，近述三权分立制度，包罗宏富，足称大观。端方在该书序言中以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之事比喻当世。《列国政要》出版时，《申报》特意刊发了端方的序言，并配以评论：故有此书，则在上者既可讨论其利病得失，以决定实行立宪之方针，在下者亦可研究其组织方法，以造成立宪国民之人格。风行一纸，拭目俟之矣。
此书在清末发行广泛，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出第一版，到第2年2月，已印刷四次。该书刊行后，商务印书馆曾在《申报》刊登广告，从广告可知，该书印行以前，即有订购者，订购券四元，发行后可代金。全书定价十元大洋，除上海之外，北京、奉天、天津、济南、太原、开封、成都、重庆、汉口、长沙、福州、广州等全国诸大城市均有销售。该书末页附有端方以两江总督名义而发布的通知，用以强调商务印书馆对该书印刷和销售的权利，“据该印书馆总理夏瑞芳印定样本，呈请备资承办印刷多部，以广流传，期于政界大有裨益，用意殊堪嘉尚，是书应归该印书馆发行，并准予立案，概禁他人翻刻，以重版权”。
《列国政要》的文献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列国政要》虽号称“列国”之政要，但编纂者在不同部类、不同国家的编撰中，显然有所偏好和取舍，且不论各部类卷数之差异，即使在同一部类中对于各国情况的论述内容、比例也不尽统一。根据戴鸿慈日记，端方、戴鸿慈考察团至少考察了15个国家，而《列国政要》中所列国家仅为7个。其中意大利占篇幅42卷，其他依次为美国和德国，分别为30和29卷；但根据日记推算，该团在该三国逗留时间如下：德国45天，美国41天，意大利9天，意大利并非其考察的主要国家。以考察德国、美国、意大利的时间和各该国所占《列国政要》一书之篇幅来看，显然不合比例。这也正说明，《列国政要》的编纂是比较仓促的。《列国政要》介绍了什么内容呢？该书在卷首注释：“古者教士，诗书礼乐四者而已，至孔子益以易与春秋，易通德类情是为哲学，春秋观世窥变是为历史之学，验之方今，亦为最要之二大学科。故曰无哲学无国家，无历史不成国家，今学子殆鲜能务此者。”所以说，该书的编撰者显然视本书为“历史之学”。
该书宪法部类的各国内容各有侧重，意大利篇多论君主，美利坚国篇多论议院，俄罗斯国篇则列入参议院条例与国会条例，这是编者观察角度与各国政情的结合。其中，意大利篇中第三、四节，关于王权之限制与继承特别体现了王位的神圣性与王族特权的特征：“王位乃神圣鉴临永不可破坏废除之位；有简放全国文武官吏及上议员议员之权；有调补罢黜全国文武官吏之权；有遣散下议院全院议员之权。”其中关于摄政、亲政的条款则更像是对当时清廷摄政王权合法性进行鼓吹：“王位继承之法遵用从前沙立旧律立长男，如国王无出，则以宗室中最近支之男而长者承继大统；国王幼龄践祚，由王室中最近之亲王摄政至王年满十八岁止；如王室中无近支亲王可以辅政，则以王族远支年满二十一岁者辅政；如亲王幼稚或王祚衰薄而无亲王，则母后听政至王年满十八岁然后归政。”
在官制部分中，德意志篇论述联邦组织，以内阁宰相、外部、吏部、海军户刑路邮五部、吏事规则、职官处分等节组成，美利坚国篇与之相类，以上下议院及各职能部门分节组成。德意志篇介绍了德国“内阁宰相”之重要作用，“德意志与他国相异者，即责任大臣，惟有一宰相而已，各部虽有长官，然皆奉其指挥，以为进止，等于属僚耳，且皇帝之所任命者，即宰相所推荐者也，故德国大宰相之地位比之英法义之首相，其权务较大，责任亦较大，自卑斯麦创行此制，专政之弊势不能免，然国务之施行以是敏而有功，无滞而不举之患则其得也。”对于美利坚国官制的介绍中，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于美利坚国的联邦政府的分节论述，第一节是上下议院，第二节列入总统及外交部。该书认识到议会制在美国的重要性。书中说，“自治团体之最初级为党，合党而为乡，合乡而为省，三者之为治，各有立法、行法、司法三部……上议院议长一员，由副总统兼摄议员九十人，年俸各五千元……下议院长一员，年俸五千元，由议绅公举议员，见举三百八十六员。”
地方制度部分以美利坚国为主进行罗列，其中有大篇幅的谈论美国各省与全国之关系，有明显的集权国家官员思维角度：“联邦政府本无丝毫之政柄，然既成一联邦矣，苟非于各州之上更立一枢府以总大权，角立分离不相统属，则外交内政必涩滞而不能灵通，于是诸州政府不能不割其政权之最大者数端奉而让之中央政府，而其余则仍自操之，沿至今日，各州人民与联邦政府直接交涉者，事尚极简，邮政而外未之。或闻虽然近日国际之争降而益烈，非厚集中央之权必不足举大政而张国势，徵之各国既有然矣，大势所趋，穷则必变，他日合众政府之权增高，继长其势，固有不得不然者也。”
总体看来，《列国政要》一书整体上以记载各国政情、规章为主，但也并非没有议论之处，如卷七中，编者就对各国宪法进行了比较。但是，考察该书以后各部类中，并未见到相关的比较内容，因此，可以想见，该书的编者在丛书撰写初期是进行过充分考虑的，在每一部类之后，可能都设计有比较议论的内容，但是由于丛书卷帙浩繁，未能一一完成。无论丛书编撰者究竟是谁，但它的确体现了晚清高层官员的一些世界性眼光，也反映着集权国家官员的一些思维角度。
从文献角度而言，一方面，《列国政要》传承了近代知识分子编撰世界政治书籍的脉络。“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中国对西方政治了解日渐增多，逐渐注意到属于政治学的西方国家体制、总统权限、民主选举、人民集会、罢工之类权利问题。时至清末，介绍世界政治态势的书目更加普遍，有《万国政治丛考》、《最新万国政鉴》、《最新万国政治制度》、《新译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国力比较》、《欧美政教纪原》、《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各国国民公私权利考》、《美国民政考》等。”以列国、万国为名，对世界各国的政情、政体进行统编统撰，《列国政要》实可谓清末该类书目之集大成者。
另一方面，《列国政要》一书也颇接近于近代国人对世界通史编撰的传统。“通史一直是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重点，十九世纪所出通史以‘万国’为名者居多，庚子以后此类著作多译自日本，以‘世界’为名者居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史记》、《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万国历史》、《万国史纲》、《万国史要》、《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以《列国政要》该书的名称及编撰内容相较，也不难推测《列国政要》与上述诸书之间的亲缘关系。
该书被商务印书馆及时推出，迎合了晚清百科全书风潮的流行，作为出版商的商务印书馆，了解国内政治动向与市场需求，及时推出该书迎合读者；另一方面，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译者，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争取到清末高层官员的序言，暗示丛书的官方出身，也成为影响清末宪政的重要书籍。但随着西学东渐在清末的“日本转向”，以《列国政要》为代表的欧美的法政知识显然不如《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代表的日本法政知识直接、省力。所以，五大臣出洋虽游历了西洋各主要国家，但在载泽考察团的倡导下，端戴考察团的迎合下，宪政转向日本学习，更加方便、快捷、有效。
陈庆年与《列国政要》
《列国政要》出自谁手？一些研究者将其归功于端方。事实上，端方政务繁忙，出国考察归来后，叠蒙召见，商讨立宪，更无暇编书。并且，端方在清末虽称贤能，但编写如此巨著，力有未逮，这自然需要专门人才。端方出洋考察结束后，从比利时回国，行至印度之时，想到了编纂丛书的合适人选，电约陈庆年在上海见面。
大约同一时期，1906年5月29日，陈庆年正因湘省学风不靖，回到家乡，其母曰：“尚书（按：端方）遇汝厚，今既约会于上海，汝其即往。”端方在沪与陈庆年所谈何事，尚需进一步史料证明，但从陈庆年后来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端方委托陈庆年编著《列国政要》，此事确实。庆年年谱记载说：“六月，端方出国考察，还于上海，先生往晤。七月，为端方编《列国政要》于焦山松寥阁。”陈庆年非常孝顺，边编书边照顾母亲，“七月以来，不孝为浭阳（指端方）编列国政要，设局焦山松寥阁，往来山城，以时定省。先慈顾而乐之，谓为得未曾有，复率家人一游焦岩。”陈庆年为端方编写《列国政要》一事，也可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端方任两江总督后，曾亲往镇江，与陈庆年见面。
从1906年8月端方归来，到10月端方再次视察陈庆年的编书工作，共三个月有余，按《申报》所言之，端方“极赞美”陈庆年，那么陈庆年似乎已将此书的概要编写完成。然而，陈庆年何以可以担负写这一巨著的重任，这需要对陈庆年进一步了解。
陈庆年，字善余，江苏镇江人。光绪戊子科优贡生，1886年起，就学于南菁书院，驻院六年，与太仓唐文治、江阴章琴若，常州庄思缄、赵剑秋，常熟孙师郑等人最相得，“或宿舍谈经，或讲堂角艺，争相先后，以为笑乐。暇则登君山，览长江，天风浪浪，遥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为狂，而吾辈不顾也。”《清人文集别录》记载说，“值清末国势阽危，外侮日至，庆年亦讲求洋务，博习海外诸邦政艺，而知其情伪。旅食四方，居张之洞、端方幕府最久。张之《洋务辑要》、端之《列国政要》，皆出其手。”《清儒学案》中称：“撰外交史料，列国政要，与鄂中诸生讲明中外情势，了如指掌。”
陈庆年在学术上多有创见，著述甚多，编刻书籍尤长于经史。1903年，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慎选品学兼优之士，对陈庆年考语为：“才识开通，学问淹博。于古今战事兵略研求探讨，贯串无遗，洵为杰出。”陈庆年不曾入仕，生平志业均倾向于教育、图书；凡新旧学问，皆有留意，并于搜书、藏书着力甚多。
陈庆年编书之际，设局焦山松廖阁。焦山书藏是清代学者阮元所创建，1891年，梁鼎芬游江浙，下榻焦山；当时杭州灵隐书藏、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金山文宗阁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而焦山书藏赖当时山僧月辉和尚周旋，幸存未毁。梁鼎芬联同钱塘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共谋献书。之后，焦山书藏岁时递有补益。焦山书藏管理严格，图书储藏充沛。陈庆年在此专志编纂《列国政要》，可谓如鱼得水。
从《列国政要》看清末宪政之败
渊博的学识，充裕的藏书，知遇于端方的特殊缘分，使陈庆年成为《列国政要》编纂者之不二人选。五大臣远涉重洋，耗费不菲，端方、戴鸿慈团开支总计37万两多，其中用于购书费用2万多两，虽不算多，但也占总费用之5.49%，随员施肇基即称：“端方搜集宪政书籍资料多种，满载而归，原拟编一详尽报告书，以为国内行宪之参考，惜以材料太多，编译人才难得，报告迄未编成。”所以，《列国政要》只能是在端方、戴鸿慈考察归来后，在端方的倡议下，由陈庆年于焦山松廖阁仓促编就，亦属无奈。
客观地说，基于世界大势与国内动荡之政局，晚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本意颇有可取之处。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宪政人才、文件、诸事流程等方面均有先天不足，未免仓促上阵之嫌。以本文讨论对象而言，陈庆年新旧学问兼修，《列国政要》多出自其个人手笔，彰显了其个人的学术修养与编撰能力，但未免不能兼采各家之长。《列国政要》一书虽举列了七个国家的政情政体供当局参考，然该书仓促编撰，罗列之处甚多，博采众议之处较少。当然，以文本的体量及篇幅而言，《列国政要》的确是晚清西方政治体制的百科全书，考虑到端方、戴鸿慈回国后汇报工作之需要，该书出版应景之意较浓，实用参考价值较轻，但文献价值重大，这也是预示着清末宪政的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