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你不要轻易去崇拜任何一个人 / 四六文摘

第一问

《人的应当》序言中有提到，这本书是你经过十多年阅读与思考的准备，两年前开始写作的，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理解你在书中提出的『人的应当』这一概念？

何道峰：2008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52岁，开始陷入了一种严重的更年期失眠症。失眠让我一下子就感觉到离死亡很近了，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哲学、神学与历史相关著作，思考我自己的生命意义，思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阅读与思考过程犹如打开了生命追寻的潘朵拉盒子，再也盖不上盒盖。我属于出生于50年代的人，经历的事情，在生命被折腾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

我出生在云南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地理坐标离县城30公里，离省城300公里，离京城3000公里。回看50多年的生命历程，虽然没有很高的生命高度，但相对高差还是很大的。从广度而言，我做过青年生产队长和乡村教师，在中央政府工作过，后来又出来做了企业，同时又从90年代开始做了近二十年的志愿者公益，经历了很宽的社会跨度实践，每一个行业都是全情投入，做得挺认真。也被命运千百次无情地抽打和鞭笞。

所以在这样的长期阅读与思考中，我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感动，特别是那些人类智慧的信仰与哲思逻辑，不断地煎熬和粹炼着我的灵魂，而由此引发出我更多的追问，在旷野大川、都市高楼、浅草野溪间回蕩，慢慢孕育出让我从笔端表达出来的感动，直到我2016年退休之后方始成行。

在这十年的阅读和思考中，我认识到无论哪一派哲学与神学、哪一派信仰与宗教，最后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就是有关know how的学问，是一个人在积累经验后，问是什么，怎么办，即跟人的实用性目的相关联的学问。

但know why的学问是问为什么，好像对人没什么直接用处，比如问人是从哪里来的？宇宙起源于何处？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些问题对人直接有用吗？没用。这些没用的问题，know why的问题，就是科学。但科学发端于自然哲学，古希腊的最早的自然哲学家们在2500-3000年前追问的就是这些问题。当然，建基于这些问题之上，他们继续追问：人的生命跟现象世界的万物有什么不同，生命到底有没有过去，死后有没有未来？如果有过去有未来，他过去是从哪里来的，他未来是向何处去的？他的过去和未来的神圣源头是什么？这个神圣源头赋予了生命一种什么样不同的定义。

因着这种神圣定义，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就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内在逻辑，从而让人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人过。由此产生了人内在的自我激励、自我规约与自我坚定的『人的应当』。这种『人的应当』是全人类共通的，无论是哪个信仰、哪个哲学，都要触碰到的终极命题。

第二问

你在书中尝试构建历史与思想史的逻辑联系，并且从人类的三次大反思的角度来勾勒现代化文明起源与孕育成形的历史脉络，这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为什么想要进行这样的关系构建？

何道峰：现代学术分工已经非常精细了，导致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太过于精雕细琢，把一片树叶，甚至一根叶脉都研究的非常专业，但很少有人去看那棵树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探讨树和树之间相关联的森林关系了。学术界在讨论人类历史的时候，有第一轴心文明时代的共识，就是发生在差不多1000年内的几大文明，包括古希腊哲学、中国的先秦哲学、希伯来文明、基督教信仰、印度教信仰与佛陀信仰。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们仍然处于第一轴心文明时代，第二轴心文明时代还未到来。这种讨论问题的框架把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定格在第一轴心文明时代，在那之后，人类似乎在『人的应当』这个方面是没有进步的。

我认为这种认知框架与历史演进的吻合度不是很高。因此窃以为人类历史其实是有一个第二次大反思的，这个大反思发生在公元1200年到18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多事，史学界常常把中世纪描述为黑暗时代，认为经院哲学是很荒唐的东西。对此我是不赞同的，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误读。其实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的那些经验观察、假设求证的方法论，就是在那个时代欧洲大学中通过自然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扎实训练而深深奠基的。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训练与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科学实证研究方法。

在基督教初代教会时代，奥古斯丁等人把古希腊哲学三巨师中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哲学很好地整合到基督信仰文明的思考中来，但他们把亚里士多德遗忘在历史中。直到1200年代，基督教的护教神学家们才从业巳成型的教会图书馆中把亚里士多德发掘出来，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方法论重新翻译出来，并发揚光大，将其与基督教护教神学进行了第二次大整合，创立了自然神学和科学实证观察研究的方法论，并通过大学的分科与辨论孕育和呼召出后一时代那些伟大的科学巨星。

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托马斯·阿奎纳。他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造人和造万物的差别，不仅仅是赋予人自由意志，而且在创造了宇宙万物的同时，上帝创造了那些自然定律来驾驭宇宙万物的运行，而人的自由意志赋权，则包含着可以自由地研究并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这些自然定律，并服务于人的目的。也就是说，上帝给予人类可以在宇宙中得以更好生存的“科学指南”。

在今天看来，这个认识逻辑太过简单了，可是当时如果没有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的自然神学对人视野的开拓，以及经院哲学对科学假设与验证的训练，怎么会有后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又怎么会有牛顿？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这样一种上帝视角的思想框架中受了鼓舞和激励，促使他们从上帝的视角去追问，并用相应的逻辑方法去假设并观察验证，才产生了现代科学对自然律的大发现。否则无法解释现代科学就是在那个时代之后的两三百年间突然就生长出来。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那张汇聚了物理学界智慧之脑的“明星照”，这就是今天的科学成就的历史根脉。

▲第五届索尔维会议“明星照”，图源网络

因此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大反思的前半場。而人类往往只关注后半场的物质性工业革命而忽视前半场的灵知孕育。犹如只強调一个孩子临产的哇哇大哭而怱视在母腹中十月怀胎的艰辛孕育。而我们今天正在一点一点地消耗人类第二次大反思的基础性成果，因此人类必然面临新的更大危机。这次危机我个人认为是很深刻的，因为人类利益性目的的技术开发巳然过度，人类本性的盲目骄傲和猖狂也巳抵达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三问

我们常将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起源溯源到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你认为，应该如何从欧洲基督教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待破解『人的能够』，唤醒『人的应当』？

何道峰：第二次人类文明大反思其实是欧洲基督教文明推动的。欧洲基督文明来自于两希文明，一个是希伯来文明，如果没有旧约，就没有后面的新约，这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但在来自于希腊文明的说法上有争议。我觉得如果没有希腊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是不完整的。

基督教初代教会的创始人保罗就是罗马公民，他本人是在希腊哲学文化的薰陶中成长起来的。所谓罗马文明说到底就是希腊的政治理想在罗马的一次大演练。在基督教信仰里，基督的拯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基督之后十二使徒的死是新的注脚。还有，在罗马对基督徒300年的大逼迫中，无数基督徒以他们的优雅从容的死亡态度，来回应这种大逼迫的暴力，阐释了基督之死的拯救涵义。所以无论是不读圣经只读历史，抑或是不读完整的历史，而仅仅只读圣经，去谈欧洲基督信仰文明，都是不够整全而系统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追问这些，很少人真正读完整的历史并研究背后的逻辑，就一下子跳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说他推倒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黑暗，这种认知是非常不严谨的。所以回望那一段历史，在第二次人类文明大反思上一定是跟罗马天主教坚守基督教文明分不开的。

仅从慈善公益上讲，在当时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出现了专门为穷人治病的医院『上帝之家』，在这些每个不大的国家里就有上千家这样的医院。这就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来源，就是那时的文明所创造的。

这种民间慈善公益的组织化，是由基于自由结社内在生发的理事会制度、长老制度来管理的。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自治，就不可能有发现新大陆之后美国的诞生。公益组织不仅仅做慈善，还包括成立大学、科学学会等社会自治，比如英国的皇家科学协会，法兰西学会，全部是科学家自己结社形成的。如果没有这些结社，如何讨论并判定笛卡尔的解析几何，评判牛顿和莱布尼斯的微积分？

第四问

如果要理解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我们首先要看到古老的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孕育出来的印度教文明和佛陀信仰如何思考『人的应当』？

何道峰：印度教信仰认为有一个最高的存在，那就是梵。梵是没有形状的，是看不见的世界里的最高存在，是所有存在的源头。但梵通过一体三相神来运行它的世界。一体三相神是有形的偶像神，第一个叫梵天，梵天创造了世间万物，但每个被创造物都有生命周期，生命周期便由三相神之二的毗湿奴神来护持，但到最后万物都要坏掉，就由三相神最后一位湿婆神把它破坏掉。所以一体三相神就营运完成了每一种事物存在的周期，也就是创生，保持和破坏的循环。

梵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了人的内心，所以人有两个我，一个“自我”，一个“本我”，本我就是梵。所以人要遵守生命四期，第一个是梵行期，就是要学习梵的知识，让梵住入你的心中；第二个时期就是居家期，要完成娶妻生子的俗世义务；第三个时期就是林栖期，儿女长大了，你要到树林里去居住，在那里反省，并寻找体悟内在的梵。最后一期叫遁世期，你已经老了，这个时候你就托着一个钵去化缘，连同肉体与灵魂一起消失在丛林中。这就是印度教信仰的生命四期。

对应生命四期，印度教创造了四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印度文明把『人的应当』从梵向下延伸到了一体三相神，从一体三相神再到生命四期，从生命四期转到四种姓制度，这样就完成了一套逻辑系统。这样形成的群体性必须遵循的『人的应该』，在历史中逐渐演化为四种姓之间的互相隔绝。

在这种情况下，2500年前横空出世的佛陀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创立了佛教。佛教的『人的应当』，是一切有情生命皆平等，并且人人都可以开悟成佛。这当然是对印度教文明的一场革命。但是佛陀的变革为什么在印度最后走不下去了呢？因为佛陀拒绝触碰“梵”和“本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终极问题，而停留在『人的应该』的层面上，所以他也反对他自己成为神。

这导致了佛教后来的分裂，以及后来从古印度出走。出走到东亚地区的佛陀被封成他生前极力去避免的“人格首神”，而佛教在印度本土则被卷土重来的印度教的梵所消化。九世纪商羯罗大师横空出世，对佛陀创造的佛教信仰进行了整合吸化，印度教全面复兴，佛陀变成了毗湿奴神的一个化身，被消解在印度教中。

印度教信仰对『人的应当』的这套种姓化规范，虽然令世界困惑无比，但却使印度人内心充满宁静地去对待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及生老病死，所以直至今日依然迷人。

第五问

中华文明关于『人的应当』的哲学大反思开始于先秦时期，请问当时的诸子百家是怎么思考与回答这一命题的？

何道峰：诸子百家最著名的流派就是儒道法墨四家，中华文明在讨论『人的应当』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当然每一个文明在讨论『人的应当』时都讲到秩序，可能讲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并谈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儒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只谈社会秩序，而无视人本身。

在儒家来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新东西需要发现，维护“周礼”的社会秩序就好了。“周礼”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就是人被天定的尊卑贵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就是这种固化的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你一个人守不了，你就守自己的角色好了，所以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角色被固化的社会秩序思想。

法家强调的社会秩序又不同于儒家強调的社会秩序，法家的重点放在如何使社会有秩序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人的必须』。法家的法其实是律令，因为他们拒绝讨论立法的正当性问题，法家认为谁握有权力谁立法，天经地义。普通人守律令就好了，不守就乱世用重典使社会恢复秩序。

道家又相当不同，道家讲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两种秩序，而且社会秩序源于自然秩序即“道”，比较接近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道家主要劝说君王要循“道”而有“德”，因此可以成为“无为”而善治天下以臻社会有序的“圣王”。可谓“圣道”以治天下。所以道家反对儒家为了社会有序对人进行尊卑贵贱的角色固化，暗含着人皆平等的意识，即便是君王也要守这个“道”。『人的应当』是“识道”并“守道”，这便是“德”。

墨家是一个很奇特的认知，他强调社会秩序，这个秩序要求『人的应当』就是“博爱”与“非攻”，墨家认为这个“博爱”与“非攻”是天的意志，它暗含着人人平等和国家之间的平等，不能以大欺小，持强凌弱。所以墨家的思想中是有人的现代性要素的。为此，墨家強调要用社会贤达来维护天志，抵御霸道与暴力。但令人迷醉的墨家系统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被解构了，消亡在中国的地平线上。

儒道法在阐释『人的应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特别醉心于对着皇帝、对着上位者说话，儒家要劝说皇帝施行尊卑有序但体恤民情的仁政之“王道”；道家奉劝皇帝行遵循自然之道以有序天下的“圣道”，就是君王要变成“圣人”来治理国家，经典当然是老子的《道德经》；法家劝说皇帝行“霸道”，就是富国强兵，用军事能打败他国，扩大领土，对内严苛律令，乱世用重典；墨家则很像今天的社会倡导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倡导和平，反对暴力，伸张正义，与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暴力组织作斗争。

所以那个时代中华文明对『人的应当』的反思，除墨家外，儒法道很大程度上都没有从人的角度去想问题。更没有着重去寻找『人的应当』是否有一个神圣权威的源头，以及这个神圣权威的源头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这是先秦哲学中一个非常大的缺失，这个缺失导致了我们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奉行的，实质上是彻底的成王败寇的超级实用主义思维。

另一方面，中国的儒道法墨四家从来都不讨论人的生死问题，所以人的生命是生前没有来源，死后没有去向的。到了东汉末年，中国进入长久的乱世，这样的认知让人产生一种普遍性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表现出那个时代的非常颓废，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形下，佛教进入中国。

佛教进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现象中各种各样的荒唐和不公，以及儒法联盟的谎言与逻辑不自洽混乱，带来一个解释学意义。这个解释就是：你所看到世界的不公与乱七八糟，它只是一个一暂时的现象世界，在它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因果轮回报应的世界。“不是不报，只因时间未到”。你所看到现在很得意的人，最后可能会因他的作恶而在将来倒霉。现在处于苦难的人，命运会因行善而翻转。

这种解释学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脑洞，使人增強了对现世苦难的承受能力，激发了人行善的动力机制。所以，你要行善，并耐心等待变化的发生。你不要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而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由此你便能找到一种内在的自我坚定与自我激励，也可以让你自己去收敛你的行为。即使同为天下沦落人，也可以因共同的佛陀信仰而相互抱团取暖，从而找到一种生命的非凡意义。这样一来，死亡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因为根据你自己的行为，可以决定你转世后来生的命运，这暗含着一个公平裁决的内心期盼。

佛教的这套解释体系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也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决计不要跟着这个世界沉沦下去。于是，人在精神上就有了个性和自由的张力，从唐朝文化的繁荣不难看出，正是佛教信仰让唐朝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个性自由张力，从而将盛唐时代的精神文明推升到中华文明的巅峰。

第六问

对于正处于疫情之下的我们，读《人的应当》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何道峰：这本书是我自己长期苦恼的一个产物，是我在长期苦恼中挣扎着寻觅内心逻辑自洽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建构这个心灵自洽逻辑所显示出来的一张思维导图。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高超的水平，而是一个历史、哲学和信仰之间比较的大时空拼图尝试。

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会帮助你把你头脑中的知识做一次整理，将你头脑中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哲学思想以及更深处的信仰，串联起来思考，可能会帮助你整理你内心的逻辑框架，推倒学科之墙，打通逻辑关卡，也许重新发现一个新的视觉逻辑，引起心灵感动，让你的心灵逻辑变得顺畅、自洽且首尾相顾，或许碰巧能找到你自己的『人的应当』，排解你在现象世界中所承载的过度烦恼。

我们的世界总体上讲有三层，第一层是你每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世界，有些现象让你喜悦，有些现象让你烦恼，有些让你感到很窒息。

这个现象的下一层，它一定是跟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会导致人的行为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你要往下想一想，要从社会制度的安排上去寻找现象世界差异的原因，如果找不到那些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因，你就简单去评论和怪罪那些社会现象，你就容易心灵迷失而无比烦恼。如果用制度安排能解释这些现象世界的原因，你会看清楚好多现象之间原来跟制度安排有关系，知道什么事可期盼什么事不可期盼，从而能排解更多的烦恼。

但是，了解到这个层面还不够，还会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形成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能选择另外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力量决定着历史进程中那些关键时刻的公共选择。这就必须进入到人的观念和信仰所在的第三层了。从而知道你的心灵逻辑和行为逻辑怎么去建构。正如中医所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第七问

你这次采取共读的方式，邀请100个应当书友在13周完成《人的应当》的精读，请问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共读方式，接下来会怎么做？

何道峰：这个想法来自于几个年轻朋友何雪峰、贺永强、杨子云、宋厚亮，他们读了这本书后有強烈感动，从而提出目前这种共读的方法建议。他们提出以后，我自己内心有一些顾虑，我在这个领域只是个nobody，这种共读方法是否会有点过high。但在这些年轻同学的鼓励下，我最后想通了。

我带领大家共读这本书，不是要让大家信这本书怎么样，或者说要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尊崇的想法，而是说，你把这本书当成一个老者在社会里经历过千百次击打后，并没有失去信心，依然去寻找表象世界后边深藏着的，一层一层的相对真理，以致期盼去朝向绝对真理。

在这个共读与讨论的过程中，我个人的心路呈现在这里，也能从你们那里学到东西。如通过这种共读能够唤醒你内在的求真激情，帮助你去整理你内在的知识，并且将那些知识连接起来，打通障碍，从而寻求你内心的逻辑自洽，去除烦恼而实现共创。我觉得我就在实践我的承诺。即把我的生命中那些经历与磨难，经验与教训，转化成滋养新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肥料，想到这一点，我就没顾虑了。

我想说的是，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任何的疑问，这本书介绍了那么多思想家，你不要轻易去崇拜任何一个人，因为所有写这些思想的思想家，他们本质都是人。

人都是有限的，不值得崇拜。所以他们的思想，包括我在书中的想法，你都可以随意取用或取舍，不存在高低的问题，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你能在阅读中整理了自己的逻辑，通则不痛，那就值得恭贺。如果碰巧找到生命价值的神圣源头，找到值得你委身和崇拜的绝对真理，找到了无限和永恒的真理，因此而获得一种恒久的力量和信心源泉，那将是生命中多么大的恩典啊！

何道峰：你不要轻易去崇拜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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